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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前:书法批评的隐性陷阱

 沁园春春2016 2018-03-09


书法批评,是近年来书坛使用比较频繁的一个概念。为弄清批评的含义,我查阅了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源》,翻遍全书也没见到“批评”词条。显然,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恐怕比较困难。不过,批评的用途相当宽泛,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把它限定在书法评价的范围之内。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世界上并无类似的艺术体系可供参照。数千年来的书法理论史,也没有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品鉴、品评、品味等含有评论性质的词语,也只是散见于书法文献,大多语义含混,论说模糊,给解读书法带来极大困难。批评一词的使用,似乎比较通俗易懂,能够合理表达书法研究、书法评论和书法欣赏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然而,实际使用中的不经意,又会导致不可思议的误区,使书法批评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我们对书法批评没有足够的认识,论述过程很容易掉进自设的陷阱。这种现象既有书法批评者自我认识的局限,也有书法本身独有的品质。批评者倘若丧失诚挚的自我检讨和省察,很难认识到自身体验的局限性。因此,批评者的认知体验很重要,它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为我们日后的批评提供借鉴,完善并促进书法批评向纵深发展。书法批评的境界,就在于面对困难和挫折,能够逐步成熟达到较高的追求。书法批评因为书法本身的特性而出现若干局限,是书法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的重要特色,无论源于书法本身,还是涉及批评者的思路,都会演变成一种陷阱,一不留神就会束缚书法批评。

书法批评依赖的是白纸黑字。白纸黑字本身的确很容易诱发批评者的感性活动。白纸黑字一旦触及到批评者的目光,便会引起一连串感觉活动。如若批评者完全以眼前的白纸黑字的感觉为感觉,问题很容易发生,那就是批评者的自我感觉与旁观者的感觉以及白纸黑字本身的审美价值是否能够取得一致。无意识地把自己的感觉强加于别人,并不能达到对书法本质意义的阐释和了解。倘若批评者以展现主观感觉为目的,那么,很容易忽视对感觉的深入辨析,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理性。感觉的呈现似乎包含着理性分析的成份,任何一种感觉的产生都有其复杂的内因和外因。一张白纸黑字既有汉字结构、笔墨技巧、章法布局等具象因素,也有意境、品味和传承等抽象因素。这些不同因素会交织在一起,刺激我们的感觉器官。假如我们不加分析,光凭经验验证书法,结果只能是各说各话,结论无法得到严肃而合理的评估。这种把欣赏当作批评的重大偏差,充分说明主观感觉并不能保证白纸黑字书写意图的真实表达。如果任由主观反应毫无节制地主宰批评过程,白纸黑字的书法原有的传承脉络将湮没在主观感觉之中。这种丧失书法真实含义的批评,何其疯狂,何其自以为是。

然而,当我们热烈讨论防止批评只凭主观感觉的时候,我们往往又会陷入纯粹的形式主义分析的泥沼。不可否认,形式分析作为一种工具,确实对艺术批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人甚至把它引入到书法评审。先不说它适合不适合书法研究的文化领域,单就把它推向极端,完全以形式分析为目的,就不够客观和理智,出现弊端在所难免。形式构成是典型的西方现代视觉分析手段,它的乱用和误用,很容易将书法当成纯粹的视觉艺术。有专家认为,书法有极强的时空性书写形式,书写的时间性表现出音乐和舞蹈的性质,书写的空间性与二维平面绘画表现相类似,特别是书法对时间感表现的连续性要求,严格区别于其他绘画等视觉艺术,称书法为视觉艺术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书法本身的艺术特征。假如把书法纳入视觉艺术的行列,书法就必须遵循视觉艺术的规律,单纯的点画组合,很可能沦为抽象的黑白绘画,书法的自我身份就会丢失。一旦丢失了自我身份,书法与文化本源之间的关系就会断裂,文化身份就会模糊不清,书法的品质就会变味。其实,书法是水墨、宣纸一次性书写完成的白纸黑字,光从视觉上考虑,根本无法同色彩丰富的其他视觉艺术形式相比,艺术竞争力就会下降。汉字是沉积无数中国传统文化遗传密码的符号系统。书法借汉字造型,然而,汉字形体并非天然符合形式构成的规律。以形式构成的方式重新组合或改造汉字形体,固然可以使汉字形体更加符合视觉的要求,但也同时使汉字远离了内蕴深厚的文化链条,一旦将汉字降格为造型手段,汉字就会出现异化现象,最终有可能抛弃汉字。这种水断其源、树断其根的行为,将葬送书法的前途和命运。近年来,见诸于媒体的书法批评文章,大多着眼于书写技巧的分析,人们很难看到书写者到底为什么那样写,他想要表达什么,他的书写在当下有什么样承前启后的作用。纯粹的形式分析,忽略了书写者的血肉之躯和鲜活的情感。光注重形式,不关注书写者的感觉和意愿,书写者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书写的社会角色和历史价值,无疑也将书法批评逐渐引向僵化教条的斜路。

以主观感觉为宗旨的批评,缺乏严肃客观的分析;以形式分析为目的的批评,缺乏对书法本质特性的再创造,均失之偏颇。有效的途径,就是考虑将二者结合起来,一方面以形式分析为工具,另一方面想方设法还原书写者试图表达的意愿和情感,二者兼得,相得益彰。事实上,眼下也有一些批评者抓住形式与表现的深刻内涵,取得了似乎比较好的批评效果。这种形式与表现融为一体的分析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个性分析。即使如此,仍然存在很多危险。比如,书写的表现意图和情感是复杂的,不像笔墨那么一眼就可以洞穿,有些人知难而退,避难就易,就很容易滑向形式分析的边缘。因此,书法批评的结果不仅失真,而且缺乏合理性。书写个性分析,一定程度上也隐藏着许多比较的陷阱。比较,不仅是书法批评要领的来源,而且有很多难以把握的变量,处理不好,就会不知不觉产生偏差。在个性分析活动中,如何自觉地进行比较,直接牵涉到批评的结果。因此,它的适用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比较分析,是种普遍应用的分析方法。然而,批评对象通常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深入一点必然涉及到书写个性。个性是比较的产物,与谁比,怎么比,就成为新的问题。如果比较不当,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甚至出现误导。个性比较,一方面,类似的书写可能数不胜数,无从把握一个书写者的真正特质;另一方面,批评者又不知不觉地掉进比较的陷阱。就书写个性而言,雄浑与温润并无严格的区分,只是一种主观感觉而已。书写个性的分析并无绝对的客观,唐尚法,宋尚意,在写法上也各有不同。如果忽略科学合理的对照,抛弃书写传承脉络去分析比较,书写个性分析就会沦为一种游戏。

当然比较也有不同的形式。横向比较是经常使用的手法,纵向比较也是书法批评应用最广泛的手段之一。汗牛充栋的传统书法评论,字里行间充满着比较的语言。这种传统意识,可以帮助后人全面掌握一个人的书写特点。鉴于批评对象书写特点的不同,选择比较方法时也必须因人而异,有时使用一种,有时多种方法并用,目的只有一个,力求结论的客观性。比较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必须牢记,那就是对批评对象要有充分的掌握,比较才能恰如其分。否则,比较不仅不当,同样还会产生偏差。

不当的比较分析,首先源于对批评对象的不了解。一般来讲,比较两者的时空距离越远,不当比较的几率就越大,时过境迁,变化因素增多,比较难以控制,结论就会模糊不清。有一种情况往往没能引起我们的警觉,就是有些批评者会情不自禁地拿现代观念比照传统书法。比如,书写的外在形式问题,古代的手札和草稿,并非书写者的自觉行为,也最能体现古人的书写精神。但批评者往往忽略这一点,在强调书写形式时,过多阐释古人的用意,致使后来人,不知轻重的摹仿,在装裱和制作上花功夫,失去了书法的原有之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过分追求石刻的味道,忽略笔锋的柔软性质,写出来的点画必然僵硬不化。

文献使用,是书法批评经常遇到的问题。事实上,书法批评原本不需要文献的辅助,从分析方法来看,批评的对象是白纸黑字,其本身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部分,批评时只要精心处理,就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果,但是比较分析本身具有解释性质。因此,批评者心理上会自然萌发用文献相互印证的渴求。存世的书法历史文献基本上都是著录,大多对某一书家的评述,拿前人已有的批评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并非无的放矢。不可否认,文献作用,的确能与个性分析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同样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最容易见到的是文献引用。书法的历史文献产生较早,使用的语言形象简洁,容易出现误解曲解甚至南辕北辙的潜在危险。如若盲目引用,就会闹出笑话。使用语意模糊的文献资料对比分析,批评者就会避难就易、避重就轻,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极易产生曲解文献资料的恶果。

过于迷信文献的力量和作用,并不能弥补书法真迹存世量不足的弊端。书法原迹大多为纸质,随着岁月的侵蚀,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选择与淘汰,能够幸存下来的是极少数。书法批评因为真迹奇缺,留下很多遗憾和空白。以文献、临本或摹本为例,得出推论性的结果,并非不可。但是,文献有模棱两可的语意,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也能够出现错谬的结果,分寸拿捏相当困难。我们倘若过分乐观,有时会不假思索地造成空有文献或光有实物的局面,缺乏文献与实物的对证,其结果让人堪忧。

过渡引用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有些公开发表的批评文章,通篇引用,很少有自己的语言,不仅语意晦涩难懂,而且结论牵强附会。一位资深书评人评论女书法家的文章,短短1500字,引用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乃至当代书论11处之多,字数占全文三分之一,最多的引言50多字。引文大多语义宽泛,抽象空洞,很难说明问题。客观上讲,书法传统深远,历代不乏精彩书论,但大多时过境迁,而且多出于实用技法,能够适合今天自觉书写的很少。

书法理论文献丰富多彩,使用得当,不仅能够呈现书写者书写路径的理论价值,而且能够体现深刻的文化要义。书法传统脉络的构建是个复杂的系统,既牵扯书写个性有关的直接文献,也涉及与此相关的艺术、文化环境,包括物质材料和审美观念等许多方面。这些因素的轻重多寡,有赖于批评者的智慧和眼光,没有一定之规。但是,书写者的书写个性,如果缺失书法理论的映衬,研究结论就会出现偏差。个性分析的重中之重,既在于反推书写背后的观念、遇到的书写问题和解决途径,假如没有一个合理的理论脉络作指导,可以说,批评者基本无从着手,纵有一大堆结论,也无法检验其可信度。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个性分析的结果需要正确的理论阐释,从而赋予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是书法批评有别其他艺术批评的重要特点。如果缺少这个公认的理论基点,你的批评结果就是一座海市蜃楼,虚无飘渺,潜藏隐忧。眼下,社会上书法理论书籍浩如烟海,真正系统深刻的并不多,不是标新立异,传销忽悠,就是拐来绕去,语义含糊,更有甚者东拉西扯,半生不熟,尤其是一些自识甚高的书坛混混,到处讲课,开班收徒,误人子弟,掉进“钱眼”不能自拔,理论建树一纸空谈。

个性分析有了恰当的理论谱系指导之后,就具备了探知书法背后的真实意图的必要条件,然后才能放在书法传统理论谱系中进行观察比较,进一步掌握书写者的精神诉求和理念。书法传统理论谱系的形成,有传统书法观念的驱使,也有批评者将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书写观念加以串联的结果。假如一个书写者的书写理念与传统书写理念良性互动的话,不仅能够了解书写者的书写意图,而且能够丰富和改进书写者以后的书写指向。从书法批评的本质来看,任何一个理论关怀,很容易把批评者带进沟里而浑然不觉。对普通的批评对象更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对影响比较大的名家来说也是一样。假如我们的批评对象是唐代某位大家,如果对他的个性分析只停留在原有的理论之中,未解决任何疑难,未有任何新的认识,未产生任何的修正,那么这种批评活动,除了自娱自乐之外,几乎等于白费力。假如一个批评者下功夫研究“颠张醉素”,结果所得并没有超出别人的所得,对“颠张醉素”的草书在历史上的意义没有新的发现,那么很容易让人怀疑你的批评目的。对名家的研究最易入手,但也容易炒剩饭,难突破,无建树。我们如果意识到理论关怀的局限性,即使机缘巧合,造成理论贡献,也不要盲目乐观,因为其中难免有所遗憾,缺乏理论关怀的陷阱,很容易发生在普通书写者身上。华夏乡野有众多的书法高手,他们功底深厚,路子纯正,但由于没有名气往往被批评者忽略,无人关心他们的生平和书写。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批评者认为他们无关紧要,无足轻重。批评者如果为了批评而去批评,企图提供另类的解释,那么批评的结果确实无关大局。但是,也不能武断地下结论,没有名气的普通书写者就没有批评价值吗?南宋时期的僧人政黄牛,虽然史有记载,但知道其人的并不多,对他的书法更是缺乏了解。他以修炼内功和培养兴趣为宗旨,着力提高书写境界,像李白一样执着追求书写的纯真韵味,强调书法应出于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把天真稚拙作为书写的最高境界。他认为书法应该表现内心的思想情感,故意造作会失去书法的本真。他经常观察儿童写字,吸收其中的“纯真”之气。如果我们注意到他的书写倾向,并上升到理论,与“宋四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异同,就会丰富“宋尚意“的具体内容。明清以降出土不少名不见经传的魏晋刻石,理性地选择吸收,可以详究书法兴衰的历史成因,有助于揭开魏晋汉字书写的实情,提供汉字传统书写的再检讨。假如批评者不能以一个新的具有理论关怀来构架和处理碑帖关系,只是为了证明碑帖的优劣,就失去了批评意义。所以,书法批评没有大小、轻重问题之分,关键是批评能否悠游其间,建构一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法发展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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