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 1958 年生于都灵。 1991 年，处女作《愤怒的城堡》获得意大利坎皮耶罗奖、法国美第奇外国作品奖。 1993 年，《海洋，海》获得维多雷久文学奖和波斯克城堡文学奖。 1994 年，《丝绸》荣登欧洲各国畅销榜单， 2007 年被改编成电影，由凯拉·奈特莉主演。 1998 年，《海上钢琴师》被知名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改编成电影。 2016 年，巴里科以其全部创作荣获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国际图书节奖颁发的小说大奖（Marele Premiu al FICT）。他还是导演和表演者，曾自编自导影片《第二十一课》。
巴里科的作品有着浓烈的艺术与童话气质，富有实验性与音乐感，浓缩了人类美好而温暖的情感，既古老又新鲜，既传统又现代。他被美国《图书馆杂志》称作”作家中的作家”。
译者简介：
成沫：罗马大学罗曼语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中意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欧洲中世纪文学、意大利文艺复兴、但丁与彼特拉克等。
书籍摘录：
我们上了桥，都给吓着了。在骑车回家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天色已晚，于是用力地踩脚踏板。我们什么都没说。鲍比拐弯回家了，然后是圣托，剩下卢卡和我。我们紧挨着对方，踩着脚踏车，沉默不语。
我之前说过，卢卡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只需一个手势就可以互相理解，有时一个微笑就够了。在女孩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俩共同度过了生命中几乎所有的下午——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候可以在他张口之前就说出来。我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只要看他走路的样子——他的肩膀。我看起来比他年长，我们看起来都比他大，因为在他身上仍保留着孩子的某种特征——在他的细小骨骼、白皙的皮肤中，以及在他的脸上——他的脸精致而英俊。他的手、细长的脖子、干瘦的腿也显得孩子气。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我们没有意识到——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很少在意外貌的美丽。我们的世界并不需要这个。就这样，卢卡拥有美丽却不利用它——像一场迟到的约会。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个给人距离感的人，女孩子们喜爱那种距离，她们称之为”忧伤”。但是，和其他人一样，他只是单纯地想要快乐。
几年前，当我还是十五岁的时候，某个下午，在我家里，我和卢卡躺在床上看有关F1赛车的杂志——在我的卧室里。床边就是一扇窗。窗户开着，正对着花园。我的父母在花园里。那是个周日，他们在聊天。我们没有留神听，而是看着杂志。但从某一刻起，我们开始留神倾听，因为我的父母谈论起卢卡的母亲。显然，他们没有意识到卢卡也在那里，于是谈论起他的母亲。他们说她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女人，真是可惜，遭受如此不幸。他们说上帝让她背负了一个可怕的十字架。我看着卢卡，他微笑着向我示意，让我不要动，不要弄出声响。他好像兴致正浓。我们在那儿继续听着。外面，在花园中，我的母亲说，与一个病成这样的丈夫一起生活一定是件可怕的事，那该会是多么痛苦的孤独。然后，她问我的父亲治疗进行得如何。我父亲说他们什么都尝试过了，但真相是，他们永远不会摆脱那些东西。他说，只能祈祷他不会在某一天下定决心摆脱一切。他说的是卢卡的父亲。我为他们说的那些话感到羞愧。
我回头看卢卡，他向我示意，像是在说他什么都没听懂，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腿上，希望我不要动，不要出声。他想要听下去。外面，在花园中，我的父亲在谈论一种被称为”抑郁”的东西，这显然是一种疾病，因为与药和医生有关。有一刻，他说，这对妻子和孩子来说，真是太可怕了。可怜人。我母亲说。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可怜人”，指的是卢卡和他的母亲，因为他们要与病人生活在一起。她说人们只能祈祷，要是她，她也会这么做。然后我的父亲站起来，两个人都站起身，回到屋里。我们本能地低下头，把目光移回F1赛车杂志上，害怕房门会忽然打开。但那没有发生。我们听见我父母的脚步声，他们沿着走廊，走向客厅。我们在那里一动不动，心怦怦地跳。
我们得离开家，但并不顺利。我们走到花园，母亲出来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回来时，发现卢卡也在。她喊出他的名字，好像是在跟他打招呼，但声音中充满惊慌——她之后什么话也没能说出口，不像平常总能聊上几句。卢卡转向她，跟她道晚安。他说得很有教养，用他最平常的口气。我们在假装这件事上都异常在行。我们出门时，母亲仍在那里，站在过道上，一动不动，手里拿着一本杂志，食指夹在书页中。
我们并排走着，有一阵子什么也没说。有什么藏匿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俩都怀有心事。要过街时，我抬起头，看看有没有汽车驶来。那一刻，我也看见了卢卡。他两眼通红，低着头。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父亲生病了——纵然奇怪，但事实上，卢卡也从没有这样想过。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们对父母有种盲目的信心；我们在家里所看到的都是正常而平稳发展的事，以及代表心态健康的各种礼仪。我们因此崇拜父母——他们把我们从任何不正常中挽救回来。因此不存在这样的假设——他们自身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比如一场疾病。不存在生病的母亲，只有疲倦的母亲。父亲从不失败，只是偶尔焦躁不安。不幸——我们不愿触及的，时不时以疾病的形态降临，它们总有个名字，但在家里我们都闭口不提。
在我们看来，这很正常。
如此，不知不觉间，我们继承了面对悲剧时的无能，以及对命运的钝感：因为在我们的家里，不好的事情是不被接受的，这样可以拖延那些一旦被触发就会无限期膨胀的、真真切切的悲剧的发生——我们就是在这样看似平静实则危险的沼泽中长大的。这是一块荒谬的栖息地，由被压抑的痛苦和每日的禁忌构成。但我们无法意识到这有多荒谬，因为我们是沼泽里的爬行动物，我们只认识那一片世界：沼泽对于我们来说是正常的。就这样，我们消化大量不幸，并把它们当作生活的必然，而不曾怀疑有伤口需要愈合、有破碎的身心需要缝补。同样，我们忽略丑闻，因为我们出于本能，将身边人对自己的伤害视为对日常生活不期而至的补充。比如说，在教区电影院的黑暗中，我们感觉到神父的手搭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却没有愤怒，而是急忙得出结论——显然，事情就是如此，神父把手放在那里，我们不需要在家里提到这件事情。那时我们十二三岁。我们没有把神父的手移开。在随后的星期日，我们从同一双手中领取圣餐。我们以前能那么做，现在仍然能——为什么不把压抑转化为优雅，把不幸化为生命中的一抹色彩呢？卢卡的父亲从来不去体育馆，他受不了挤在太多人中的感觉。我们知道这点，并视之为令人敬重的举止。我们一直认为他有一种难以言明的贵族气质。
因为他的沉默，我们一同前往公园的时候，他走路缓慢，不时发出笑声，就像在做出某种让步。他从不开车。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从来不抬高嗓门说话。在我们看来，如此种种都是他高贵尊严的表现。我们从未察觉在他周围的所有人都有种独特的欢乐—确切地说，是勉强的欢乐。我们从未在意，因为我们将这种独特的欢乐视作一种尊重—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官员。我们认为他跟其他父亲一样，只是更难以理解。这么说吧，更加陌生。
晚上，卢卡坐在他父亲的身边，在沙发上、电视机前。父亲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膝盖上。卢卡什么都没说。他们什么都没说。时不时地，父亲紧紧地抓住孩子的膝盖。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来自：维基百科
“那是一种病”是什么意思？一天，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时，卢卡问我。
我不知道，完全没概念，我说。我说的是实话。
继续谈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很久很久都不再提起它。直到那天晚上，四人从安德雷待过的桥上回来，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在我家门前，我们停下自行车，一只脚撑在地上，另一只踩在踏板上。父母在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七点半吃晚饭。我得走了，但我能看出卢卡还有话要说。他把身体的重心挪到另一只腿上，将自行车朝另一侧倾斜。然后他说，他靠在桥栏杆上的时候弄明白了一件事——他记起一件事，并且弄懂了它。他稍停了一下，看我要不要走。我留在那里。在我们家里，他说，吃饭时总是很安静。你们家不一样，鲍比和圣托家也和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吃饭时是不说话的。我可以听见所有的声音，叉子刮盘子，水倒进杯子里。尤其是我的父亲，他一言不发。总是这样。然后我想起父亲有多少次在吃饭时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我们还没有吃完，他便站起来，打开门，走到阳台上，掩上身后的门，站在那儿，靠在栏杆上，就在那儿。许多年来，他一直这样。我和妈妈会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会聊天，妈妈会开个玩笑，或站起身拿一个盘子、一个瓶子，或问我个问题，诸如此类。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我的父亲，背对着我们，有点驼背，俯身在栏杆上。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想过这件事，但今天晚上，在桥上的时候，我想到他去那里是要干什么。我觉得我父亲去那里是想跳下去。他没有勇气这么做，但他每次起身，都是带着这个念头到那儿去的。
他抬起眼睛，因为他想要看着我。
和安德雷一样，他说。
就这样，卢卡成为我们中第一个越界的。他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不是个不安分的小伙子。他碰巧待在一扇打开的窗前，大人们不谨慎地说话；然后，他间接地听说了安德雷的死。这在他——我们——的国度上刻下了裂痕。头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人跨越既定的边界，怀疑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边界，也没有避风的港湾。他带着羞涩的步伐，开始步入无人之境。在那里，”痛苦”和”死亡”都有明确的意义——由安德雷念出，由我们的父母以我们的语言书写。他在那片土地上看着我们，等待我们的跟随。
题图为电影《海上钢琴师》剧照，来自：豆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