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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讣告：直到最后一口气仍是头脑清醒，感情细腻。”这是写在《歌德谈话录》中的一句话，关于人生，关于死亡，关于思考，歌德似乎就在这对话中看见另一个自己。《歌德谈话录》创作时期正是歌德最大的剧作《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时期，歌德自己多次谈过他关于这部剧本苦心经营的情况，对于理解这部剧本本身乃至一般文艺创作问题都是富于启发性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对歌德本人作了细致亲切而大体忠实的描绘，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文艺方面，它记录了歌德晚年的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 《歌德谈话录》：我和整个时代背道而驰
老年的歌德站在生命的末端，对于他来说，时代仿佛正处在一种倒退和前进，衰亡和上升的拉锯状态，向上的力量引导着他走向更高的山峰，让他看见革命的行动和胜利的曙光，甚至自己也站在前面，以领导的方式凝聚一种不断突围不断创造的神奇力量，但是，却总有相反的力，又让他从仰视的状态中回到现实，这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冲突，这是人生最后的挣扎，仿佛是西西弗斯，“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七十五岁的西西弗斯，是关于命运的一个象征，这是1824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歌德听见了1789年从法国传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炮声，听见了打碎封建桎梏开创新天地的搏斗声，听见了拿破仑“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怒吼声，那是前进和上升的时代发出的声音，而在歌德的自我时代，他也听见了内心澎湃的呼喊——就在《浮士德》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他塑造的精灵正在以一种神的救赎方式表达时代的前进方向：
精灵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彼得大帝，是战神拿破仑，它们是神的精灵，而当浮士德死后，神灵们抬着他的尸体歌唱时，这个向恶魔出卖灵魂的学究终于听到了上帝的箴言，终于看到了神的召唤，从孽海中超生，从凡世中解脱，他获得的是上帝之爱，而这种上帝之爱又让他成为一个如精灵一般具有超越一切，压倒一切的力量。“浮士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几行诗里。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 从向撒旦出卖自己的灵魂，到得到上帝的宠爱，这是浮士德的转变，而对于年老的哥的来说，他也像浮士德一样，充满了变革和向上的力量，从1823年到1832年，这是爱克曼拜访歌德的时间，也是歌德完成《浮士德》的时间，在“浮士德化”的这个不朽时代，歌德从精灵的歌声和舞蹈里，感受到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巨大骚动，感受到了自己不断向上前进的动力，感受了那一颗崇尚实践和行动的种子的蓬勃力量，从“太初有文词”到“太初有行动”，从苦思冥想到为人类谋取福利，另一个伟大的歌德时代似乎也在形成，也在发芽。 但是，对于歌德来说，这个前进上升、符合客观倾向的时代毕竟更多在《浮士德》里，他身处的德国却还没有统一，工商业还未发达，政治和经济还很落后，一些封建割据的小邦为权力而斗争，所以这是现实的时代却像那从山顶滚落下来的巨石，又将向上的西西弗斯拉回到起点。所以在这个主观时代，歌德是痛苦的，“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当歌德把时代分为主观和客观，实际上是分为了现实和理想，分为了前进和倒退，分为了上升和衰亡，为什么在一个主观的时代，一切都是腐朽的，都是软弱的，因为这样的时代不具有“客观性格”，不符合“自然规律”。
“我们这老一辈子欧洲人的心地多少都有点恶劣，我们的情况太矫揉造作、太复杂了，我们的营养和生活方式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们的社交生活也缺乏真正的友爱和良好的祝愿。每个人都彬彬有礼，但没有人有勇气做个温厚而真诚的人，所以一个按照自然的思想和情感行事的老实人就处在很不利的地位。”老一辈的欧洲人，就像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身上带着一种罪恶，这种罪恶让这个时代接近世界末日，让一代接着一代积累起来，让时代的痛苦与日俱增，“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罪孽受惩罚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罪孽去贻祸后代。”这样的时代脱离了客观规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阻力让一切后退和衰亡。“所有这些人情况都很糟。那些学者和官僚有三分之一都捆在书桌上，身体糟踏了，愁眉苦脸。”这是时代的图像，颓废的精神状态已经远离了向上的力量，而在这样的时代里，包括政治、宗教、文学，都以衰败和倒退的方式让现实变得无力，让生活变得黑暗。 “一部分人吃苦而另一部分人享乐；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总会作怪，党派斗争也不会有止境。”这是歌德看见的政治，在这里，每个人都想掌握政权，每个人都想要权力，每个人都在违反道德，“克瑞翁禁止收葬波吕涅克斯，不仅使腐化的死尸污染空气，而且让鹰犬之类把尸体上撕下来的骨肉碎片衔着到处跑，以致污染祭坛。这样一种人共嫉的行动决不是一种政治德行，而是一种政治罪行。”在这种政治罪行里，便有了暴力，而不管是招致暴力颠覆的人，还是进行暴力颠覆的人，都是不符合自然，所以在歌德那里，都是憎恶的对象。 而宗教呢？“教会规章中有许多是荒谬的。但是教会要想统治，就要有一批目光短浅的群众向它鞠躬，甘心受它统治。”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折射的也是暴力的权力观，1832年3月，在歌德临死前的十天的谈话中，他对基督教和教会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在自然科学日趋繁荣的时代，在启蒙运动日渐盛行的时代，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阻力，甚至变成了愚民的工具，““听到一般人的言论，我们几乎会相信：从远古以来，上帝早已退位，寂然无声了，人们现在仿佛都要立在自己的脚跟上，要考虑自己在上帝寂然无声的情况下如何生活下去了。”在宗教和道德领域承认神的作用，但是在科学和艺术领域，神已经变成了智力的结果，变成了新的精灵，甚至变成了一种天才，只有这种新的神才代表着人类向前迈进的欲望，才能认识到人类自己的伟大和自由，所以，临终前的宗教观实际上是歌德对人文主义的一种发扬，是对于文艺复兴的一种继承，甚至那个上帝并不是真正宗教里的神，而是理性和自然的化身。单纯的宗教蜕变为一种题材，而在文艺领域，这种理性和自然的化身变成了意志和力量：“让每个人都凭人的意志和力量，去创造比得上用莫扎特、拉斐尔和莎士比亚来题名的那种作品吧！” 上帝已经退位，人类重新站上自己的神殿，所以歌德的客观性格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一向憎恨超出时代的虚幻作品，歌德强调的时代性就是客观性，就是自然规律，而具有这种时代性和客观性的作品，才具有永恒性，“我只劝你坚持不懈，牢牢地抓住现实生活。每一种情况，乃至每一顷刻，都有无限的价值，都是整个永恒世界的代表。”所以在创作观上，歌德鄙视那些好高骛远、“不懂得限制自己范围”的作者，反对“在许多不属于我本行的事物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的创作，否定那些赚取报酬作为创作目的的世俗作品。在歌德看来，真正的创作的是在时代中把握“个别特殊事物”，是描绘内心的感受，是用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在这里，歌德强调的是自然，而艺术和自然的关系，他界定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奴隶”，因为通过世间的材料来加工，是不能超越自然的，而另一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的材料所服务的是一种“较高的旨意”，而这种较高的旨意就是理性，就是意志，就是精神，“振作起来的与其说是精神，无宁说是意志；与其说是艺术精神，无宁说是政治精神。” 现实主义是时代的特色，自然规律是作品的精神，所以歌德的文艺观自然设计到主宰自然的那部分，就是作者，作者要成为一件作品的伟大创造者，要成为一种精神的领导者，要成为现实主义的推动者，就必须具有伟大的人格，“在惊赞这种作品时，我们不要认为这些艺术家是按照比现在更完美的自然马雕刻成的，事实是，随着时代和艺术的进展，艺术家们自己的人格已陶冶得很伟大，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伟大人格去对待自然的。”为什么莱辛的作品是伟大的，因为他的人格具有坚定性，为什么伏尔泰的作品被根里斯夫人指责为是在放纵自由，是在亵渎神圣，因为伏尔泰的人格就是如此，““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而作者的人格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也无非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用自己的人格去对待自然，去创作作品，实际上也是反映着时代的客观性，他在谈及拜伦的时候，就说：“拜伦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有才能的诗人，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我所要求的就是他这种人。”现时代就是这一个客观的时代，这一个符合自然的时代，但是从人格出发，歌德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行动文学”，一种实践文学，也就是从文本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所以人格里的那种天才创造力变成歌德膜拜的对象，才能“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靠近另一个上帝甚至成为神，所以歌德对于“迈大步的半神”的拿破仑的崇拜远超过其他的一切革命者，“对呀，好朋友，拿破仑是我们无法摹仿的人物啊。”这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体现的并非是自我的意志，在歌德那里，成为时代中那个主宰一切的上帝的创造物，“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来自上界、出乎望外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而且应该抱着欢欣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它，尊重它。”实际上，这种对于天才的神化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它是符合客观倾向，符合自然规律，但是却又是上帝的礼物，又变成人力无法达到、超越一切的东西，是神的恩宠的结果。 解放神而变成理性与自然，却又将理性和自然升格为另一个神，从而影响时代，这是一种泛神论，实际上也是歌德生活时代内心的一种挣扎，要融入一个战斗的时代，就越发感觉和时代背道而驰，要不断寻找向上的力量，就越要体会那种被推下山去的无力感，当歌德说“我相信上帝，相信自然，相信善必战胜恶”的时候，浮士德也是在时代的拉锯中死去，而“太初有行动”看起来也只是隐喻的一幕，上界的爱向他照临，而天使们抬着的却是一具人世间生符合老必死自然规律的尸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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