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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一枚一往情深的坚果，正可靠地收藏了嵌满圆润精致鹅卵石的外墙，收藏了幽静无扰的小花园，收藏了有色玻璃的神秘七彩，收藏了“冬妮娅”飞扬秀发的芬芳气息。 小时候每年春节，跟父母到我老姐家去吃年夜饭是令我欢天喜地的事。这比平时去老姐家要热闹、好玩得多。我们通常是在复兴公园站乘上24路电车，到大自鸣钟下车，在长寿路再乘16路或13路电车到武宁路桥下车，走上五分钟路到老姐家。那时之所以喜欢去，还因为路远，车票都要买一角钱的———我们同学间正玩收藏电车票，一角的票是大票值的，难得收得到呢。 老姐家在安远路899弄，近长寿路。那时，这里坐落着好几排日式两层结构建筑，是像积木一般好看的楼房，约有五十多个门牌，且似乎都是双数的。建筑的外墙都匀称地嵌着如鸽蛋大小的鹅卵石，绛红漆色木窗上则装着彩色玻璃。底楼人家朝南处，都带一个齐腰高的木栅栏围成的小花园，总觉得那里面的花草树木四季茂盛。那时，我正读着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花园让我想到林务官的家，想到他善良又娇气的女儿冬妮娅。没想到，老姐家楼下陈家姆妈家还真有一个爱穿裙子且裙带打蝴蝶结，气质如冬妮娅，年龄和我仿佛的女孩。女孩叫婷婷，可我称她为“冬妮娅”，显然，我是想把小说里的冬妮娅从少妇再拉回到少女。 春节时候，“冬妮娅”当然也穿上了花布中式棉袄，另有一番妖娆。“冬妮娅”经常上楼来找我的外甥女们玩，这便让我的思绪时不时回到苏联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去。外甥女们叫我“舅舅”，冬妮娅疑惑道：“你们的舅舅怎么就跟我们一般大啊？”外甥女们不好意思起来，便犹犹豫豫叫起我名字，“冬妮娅”知道了，也就跟着叫。我的“舅舅”身份每每濒临破产，只有回到我老姐身边，外甥女们才又守了她立下的规矩，嘻嘻地叫我“舅舅”了。 日本人谦称自己住宅小，喜欢用“猫之额”来形容。学日语的老姐也会偶尔用“猫之额”说家里小。老姐家确实并不大，但有着日式住宅简练明快的格调。房间整洁，杂物都被收进上下铺般的壁橱里。我很喜欢那南北房间都有的宽宽窗台，宽到可以放得下一排杂志，靠窗还有如竖起杂志般高的窗栏。我的小外甥女常常扶着南面窗栏晒太阳，最先看见我们一家到了，便兴奋地向屋里叫着：“舅舅他们来了！”
我们通常在上午10点左右到达老姐家。见面一阵招呼后，姐夫自顾去厨房忙。姐夫很能干，做着厂校校长，还包了买菜做饭及整理房间。他歇息时，偶尔会抽上一支烟，并用一口宁波鄞县话，像长辈一样问我的学习情况。老姐总在我外甥女面前维护我做舅舅的辈分，却又总用长辈的口气嘱咐着我这儿那儿的。姐夫在厨房忙，我想去帮打下手，老姐却说厨房太小，两个人回旋不开，让我和外甥女们到楼下找“冬妮娅”和她哥哥去玩。老姐心里还是把我当孩子看。平时到老姐家里也就是楼上楼下地玩，把楼梯宽宽的扶手当滑滑梯，在小小的门厅里踢毽子，和“冬妮娅”哥哥在他们家小花园的泥地上打弹子。 玩得累了，我便惦记上老姐房间壁橱里的一叠子书了。 在我父母房间里，我只翻到过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青年》合订本和《京剧百图》这样的书。我取出老姐家那叠书翻看，是《邦斯舅舅》《贝姨》《搅水女人》《安娜·卡列妮娜》《复活》《悲惨世界》《呐喊》《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二十来本小说，其中十几本书我都没看过。老姐只准我每次借一本回去看，她知道我谨慎，可还是叮嘱我不得转借外人，见我认真点头了，才让我拿走。我第一次借回家的是《邦斯舅舅》，小外甥女阿春便笑话我是“舅舅借舅舅”。巴尔扎克生前完成的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入木三分的刻画，对为谋私利不择手段的触目惊心情节的叙述，让我感到巴黎的天色很暗，让人心头发堵。当时觉得那是法国社会里特有的现象，没想到后来在自己的生活里也偶尔能听到这类尔虞我诈、争名夺利的故事，让我不由感叹物欲对人道德的侵蚀。我来去老姐家，看完了壁橱里的书，也积攒了很多张一角钱面值的电车票。 母亲说老姐福气好，这辈子得着姐夫的伺候。每次去，我总见姐夫一人乐乐呵呵忙碌多时，厨房里菜香扑鼻。姐夫端出的佳肴是年年上桌的可口家常菜，我们几个孩子心里都差不多记住了菜谱：嵌宝鸭、腌笃鲜、清蒸小黄鱼、酱蛋红烧肉、白斩鸡、红烧羊肉、冬笋黑木耳煮蛋饺、百叶包、黄芽菜炒肉丝、芹菜香干炒肉丝…… 那年吃年夜饭时，“冬妮娅”正和外甥女们玩得兴浓，大外甥女硬拉着她坐下一起吃年夜饭。“冬妮娅”吃了点八宝饭，尝了几口菜便告退，说要回家继续吃年夜饭去。那时的邻里关系亲如家人，叫人怀恋。我跟父母总是傍晚前要赶着乘车回家，所以老姐家的年夜饭为我们而提前到后半晌开宴。饭后，老姐和父母继续拉着家常话，姐夫则喜欢问我们的志向。我说，我想写文章登到报上。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担任语文课代表，作文屡受老师夸奖，所以回答姐夫的话似有些许底气。大外甥女迪旦叫道：“文章登到报上才没有我爸照片登在《解放日报》上稀奇呢！”她从茶几兜里抽出那张《解放日报》，报上果然登着姐夫在工人理论小组学习交流会上正说着话的照片。姐夫的形象在我心里更加高大了。 几十年过去，父母都已老去，老姐家成了我的根。现在岁岁年卅到老姐家做客的再不是我和父母，而是我跟妻子女儿。外甥女们也携了夫婿和孩子回娘家过年卅。如今，大外甥女替父主厨，端上和那些年一样可口的家常菜，但我们已无法聚在两层高、积木般可爱的日式楼房里吃年夜饭了。那座于窗框的木纹和琉璃瓦的叠缝里贮满阳光的温馨楼房，早已被拆去，老姐家已回迁进原址上矗起来的钢筋水泥高层建筑里。关于老房子的念想是没有办法寄托了，然而记忆是一枚一往情深的坚果，正可靠地收藏了嵌满圆润精致鹅卵石的外墙，收藏了幽静无扰的小花园，收藏了有色玻璃的神秘七彩，收藏了“冬妮娅”飞扬秀发的芬芳气息。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把那些年的温馨往事放到暖阳下晒晒，让自己闻香而醉。 （刊于2018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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