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扫描】“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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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

孙秀丽  |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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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佛系”火了！2017年成了网络热词，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佛系，一时间冒出“佛系购物”、“佛系打车”、“佛系恋爱”，还“佛系学生”、“佛系员工”、“佛系家长”、“佛系打车”、“佛系官员”等词。究竟佛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还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网络流行词？“佛系”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什么？佛系心态是否有某种特殊的精神实质和特征？佛系人格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诊断，年关之际，2018年2月9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项目课题组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

此次参会共有20余名专家，除哲学界外，还有文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专家，具体有：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苏州大学陈龙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陈忠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朱军副教授、青岛农业大学徐玉凤老师、作家程青、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汪行福教授、邹诗鹏教授、王金林教授、冯平教授、郁喆隽副教授、金理副教授、张寅博士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行福教授和《探索与争鸣》编辑阮凯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汪行福指出，佛系现象的出现既与复杂现代性社会背景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现实有关。现代社会是多元复杂的，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具有自我反省的反思意识，另一方面，处在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有着更多的自我表达欲望和条件，“佛系”就是特殊背景下中国人复杂情绪和观念的表现，因此，对此问题的讨论是必要的。

阮凯编辑介绍了《探索与争鸣》“社会心态”系列讨论及其影响，他认为学者不仅除了做专业学术研究外，对当下新鲜的社会现象进行学理性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譬如，《探索与争鸣》前年组织的“后真相社会”的讨论就受到学界的很大关注，相信此次对佛系社会心态的讨论也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本次会议上共有14位专家发言。他们从各自角度，对佛系现象不同面向做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会议既严肃又轻松诙谐，与会者普遍反映，此次会议收获很多。下面扼要介绍本次会议各位专家的观点。

邵燕君

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佛本是丧”。有趣的是，参会之前，她在北大就已经与学生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在此次会议上，她带来了北大学生讨论的新鲜报导，同时也介绍了她自己的观点。邵老师的观点是“佛即是丧”，它是近一二十年中国青年心态变化的新的样本。在她看来，丧文化形容一种没有活力的精神状态，表现为情绪低落，消极颓废，对未来失去希望，它包含着戳破心灵鸡汤的绝望到底的黑色幽默。佛系是丧文化的一个小高潮，指的是不争不抢看淡一切的心态，是一种面对真相后的消极性抵抗和游戏化表演，是取消一切价值形态后的情绪宣泄。它对应的是一种所谓的带有虚假意志的正能量，表达了一种所谓毒鸡汤文化打破成功学神话的清醒意识。中国的佛系具有本土特征和媒介特征，不完全等同于日本的低欲望，而是青年人无法突破个人生活困境和发展天花板的挫败感的渲泻。但是，她也认为，佛系可能并非完全消极的，在今天中国自己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和新的状态下，年轻人也在尝试着新的可能性。

陈龙

苏州大学陈龙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区隔、生产、规训”。他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了佛系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首先，他虽然对佛系这个来自日本的词汇是否真正适应中国社会抱有怀疑态度，但也不否认这个词的出现和流行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陈教授指出，佛系产生的社会背景首先是现代性，人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变革导致了人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的变化。佛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方式、生存方式或者一种信息方式实际上是社会变革必然的一个结果。其次，佛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青年亚文化。日本的动漫文化为青少年塑造了一种二次元文化，这种二次元文化成为新生代人群的精神家园。二次元世界作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般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对立，造成青少年对现实世界的抵制和反感情绪。基于这种反叛，青年人中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这样一个空间的文化，也即佛系文化，以区隔成人文化、父母文化，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自我解释和自我释放。因此，对它的讨论需要从新生代教育方式、成才话语体系、心理教育等方面进行反思。陈教授对佛系持批判的立场，他认为，佛系文化是一个非建设性的文化，这个文化无关审美，无关积极价值观的架构，它是一种遁世消极文化，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因而需要来自家庭的、社会的、学校的、社会整体文化等全方位的讨论和引导。

邹诗鹏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从亚文化的视角对佛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发言题目是“作为社会情绪的佛系”。邹诗鹏教授谈了四个观点。首先，佛系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应，佛系文化属于社会急剧变化出现的亚文化。亚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文化，它可能针对某些特有人群或者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但无需非要跟主流文化对立起来。亚文化，特别是非习俗社会转型过程中突然出现的亚文化可能是主流话语在强化自身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一定的人群失范的过程。在他看来，佛系很可能就是一种文化策略，是网络时代某些群体寻求存在感的方式。其次，佛系是社会心理对现代性物化现象的一种消极的应对，是生命个体对于某种未经反思的机制的合理反抗，是一种自我保全，在这个意义上讲佛系文化不完全属于毒性文化。第三，佛系作为一种社会情绪是一些特有人群的社会情绪。从社会背景上讲，它是在一种社会代际冲突明显的社会中特有人群寻求新的定位的情绪反应。第四，佛系文化还和某种商业文化联系在一起。它借助大众文化的表演性，反过来成为一种商业文化的协同。

陈忠

上海财经大学陈忠教授运用文明史的视角对佛系做了自己的分析，他的发言题目是“文化视野中的青年心态”。按照布罗代尔文明史看法，社会历史有三个时间维度，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的历史是文化的河床，中时段的历史是文化的河流，佛系社会现象应该属于短时段的历史，它表现为社会情绪对社会变化的应激性反应，是短时段内社会变化所激起的文化浪花。但与布罗代尔不同的是，陈教授认为，以往掀起社会浪花往往是个体的社会精英，而我们谈的佛系现象不是一种精英的、个体的文化，而是社会流动化、新的通讯手段、交往方式等条件下出现的大众文化，是全媒体时代边缘的非主流人群的一个新的表达机会和呈现方式。与当前其他现象一样，佛系通过运用新的语系不断创造新词，通过话语方式的创新实现了自己的出场，或者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战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中属于河床层面的社会基础还是相对恒定的。以佛系为代表的社会心态的短暂的变化不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它还在整个社会可控的范围之内。佛系之所以受到广泛的讨论，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宽容度在增加，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此外，陈忠教授认为，对一个社会而言还是应该倡导一种刚健清新的青年文化。

金理

复旦大学金理副教授通过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去追溯佛系现象的文化表征的渊源，他的发言题目是“佛系青年和‘青年消失论’”。他认为，佛系作为一个流行词，其内涵很难定位，它的使用和定义具有很大的个体性差异，与其对这样一个词进行词源学、社会文化学的讨论，还不如将其看作一个社会感应器。金老师指出，现当代文学从80年代末，尤其90年代以来，就有一个所谓的青年消失论现象。在文学中，具有抗争性和能动性的青年形象即角色化的青年形象好像渐渐在消失，而相对的，90年代以来在中国小说当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边缘的青年、无力的青年，这类青年形象跟佛系分享了很多共同的面向。金老师认为，佛系青年跟角色化的青年形象不是简单的二选一，在讨论这一现象的时候，需要反思佛系在多大程度上走进了青年人的经历，跟他们的体验相结合了。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化解苦闷的渠道，我们可以更加包容地理解青年人，尤其是底层出来的青年人的生活处境。

程青

对佛系问题的讨论一个重要的面向是到底当代青年有多佛系，或者说，我们离佛系社会还有多远。针对这个主题，北京作家程青“中国离低欲望社会有多远？”的发言。她认为，“佛系”首先是一种比较亚文化的说法，表达了青年人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从文学表达来说，它其实和郁达夫、丁玲笔下的青春的苦闷、以及王朔的痞文化等反抗社会、反抗主流社会相类似的一种情绪表达。年轻一代讲“佛系”实际表达的情绪是不争，这体现的是一种青年困境。年轻人通过具有表演性质的“佛系”宣泄情绪，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人真的沉浸在所谓的二次元的世界里。而且，都市青年的问题无法代表全国性的青年，小镇青年和农村青年是否佛系尚未得知。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区域差别以及资源分配的问题，中国离低欲望社会还很遥远。

郁喆隽

复旦大学郁喆隽副教授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学者，他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做了“佛系：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的发言。他认为，佛系文化虽然是流行词，未来肯定会形成一种固化或者体制化的表现，但是这是一种好事情。中国社会正在从比较单一的社会慢慢走向多元的社会，佛系是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体现。表面上看，佛系是一种很丧、很颓废的文化，但从社会功能上讲，它恰恰起到一种缓冲或者退出作用，起着类似古人通过退隐田园实现自我心理疗愈的功能。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思想市场中，除了心灵鸡汤之外，除了一种生活美学之外，佛系文化可以起到类似的功能。佛系的产生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对真实社会需求的一种替代性的供给，折射出作为学院派和学者在提供这样一种社会资源方面的失语，而佛系可以说是青年人对生活意义话语的自我生产。就此而言，佛系可以起到一种很积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是一种归属感仪式感的替代性存在，大可不必对其有太多的警惕和担心。

汪行福

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对佛系的态度更加积极，他明确提出：“佛系是一种消极的善”。他认为，消极的善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它在对人们世俗追求的名、利、成功等等价值进行自我贬抑，换取一种更能从容应对现实的认同感和价值排序。针对网络上把佛系认定为犬儒主义的观点，汪老师区分了三种犬儒主义，即愤世嫉俗的英雄式犬儒主义，随波逐流的应世式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混世式犬儒主义。表面上看，佛系与应世式犬儒主义有些相似，指一种带有消极、被动、顺从的生活态度。但是，佛系与犬儒主义不同。一般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幻灭之后出现的政治冷漠，与某种政治悲情相联系，而佛系不是这样，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固化所导致的无奈，同时也包含着某种自我觉醒的成分。汪老师的另一核心观点是佛系不是丧。丧文化是一种极度的悲观主义，是看穿一切，是自我逃避。佛系是一种自我抑制，但这种自我抑制并不是要消除自我，逃避生活，而是寻找自我、重新建构自我的认同。汪老师还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不同的价值相互支撑，佛系相当于合理社会的一个底线价值，是在多元价值次序中能够包容的价值形态或者生活态度。佛系是一种消极的善，也包含着对它的局限性的判断。佛系缺少普渡众生、达济天下的济世情怀，缺少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正义激情，缺少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敢于创新的创造精神，而这些对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朱军

上海师范大学朱军副教授对佛系做了简要的精神分析，他的发言题目是“负性幻觉：‘佛系’的精神分析”。他认为，“佛系青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病人，但确实患上了流行的“时代病”。并且这一病症并非完全是新生事物，而是伴随着都市现代性发生发展。关于都市现代性无论波德莱尔和本雅明都有大量的讨论，特别是本雅明的城市“游荡者”的形象深入人心，从中甚至发展出某种颓废的美。但是，朱军老师认为，以精神分析的眼光观之，佛系是一种“负性幻觉”，即一种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是一种被压抑的对象，它与消费社会的欲望生产机制密切相关。

王金林

佛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悖论性现象，复旦大学王金林教授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他的发言题目是“佛系：消费主义的症状或解药？”。他认为，我们处在消费社会之中，消费的主导逻辑渗透和改变了整个社会，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消费不是个体行为，是一个集体社会行为，背后有一整套的价值系统。消费主义的逻辑是说“你没权利不幸福”，从而要求人们通过消费构成自己的认同和归属。而佛系实际上强调的是：“我有权不幸福，我有权不消费，我不参与你这个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佛系是对消费社会或者消费主义的一种应激性的反应，或消极性的抵抗，或消费社会的一个症状。王教授在讨论中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他认为，佛系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可称之为“内置式出走”，即一种低限度的无热情的参与，通过它，我们保持跟这个消费社会、成功主义、生产主义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换言之，我们虽然处于消费社会之中，但不认同消费主义的逻辑和游戏规则。在高度发达的丰裕社会或者消费社会中，如果佛系不是伪装的话，这对生产主义逻辑的继续也会构成一个极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佛系可以说是消极的善，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它本质上是消极的、被动的，对现代社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孙向晨

对佛系的分析，现代性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围绕现代性的种种特点，对佛系做了一个谱系的梳理，他的发言题目是“一种东方式的现代性后果：‘佛系’现象”。他认为，佛系不是纯粹外在被迫性的无奈的反抗和应对，不是一个极端的精致的自我主义的表现，也不是犬儒主义的变形，而是以不走心、无所事事为特征的态度。从本质上说，佛系是东方式现代性空洞性的消极性后果，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之后的厌倦所产生的一种反向态度，是欲望已经得到满足之后的社会前提下产生的效果，因而，对它的研究，还是需要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结构中去挖掘原因。孙教授认为，佛系是现代个体主义的后果，它全面退回自我，在这种情绪面前，所有超越自我的宏大叙事都不再具有合理性，因而出现了消极性的丧文化、佛系、退隐等概念。现代性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丰富和繁荣，另一方面是对精神本身的清空，填补它的只是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态度。然而，社会功利主义理性态度并不具备价值建构的伦理功能，它只能一种空洞的主体性，当这种空洞的主体性与东方文化相遭遇，就产生了佛系这种文化现象。

冯平

复旦大学冯平教授非常坦诚地介绍了自己对佛系的纠结态度，一开始她对佛系是心动的，认为佛系很好，但反复考虑后又认为人人都佛系的社会是有问题的，为此她选择是一个诗意的题目“走过佛系”。“走过”有两层意思，一是佛系是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心境，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停留在这里。冯教授认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佛系是一种自我安顿，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寻找解释自我行为和让自身行为合理化的自我安顿方式。这样一种安顿方式之所以可以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产物，即每一个个体能够自己来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确立自己安身立命基础。就此而言，佛系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是每一个个体可能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但是，当一个人走出佛系这个阶段，也即不再用一个标签表识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更加认同自己，才可能具有内在的更强的力量。针对佛系的不走心，冯教授认为不走心有时也是一种对无效信息或者自己反对的价值观的一种屏蔽，是一种自主性的体现，所以佛系这样一种价值观或者心理状态也并非坏事，只是我们不应该提倡。

徐玉凤

佛系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学界热议的问题，也是讨论的一个面向。青岛农业大学徐玉凤老师结合中国传统诗词对此做了讨论，她的发言题目是“佛系与中国传统诗词”。她认为，佛系青年的无语无为，与中国传统诗词中的表达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实，佛系心态在中国传统诗词中也早有体现和表达，譬如南北朝的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田园山水诗就力图把佛教的看空一切、无窒无碍的心境结合到自己的作品中，如今佛系一族也带有类似的审美意向。佛系的广泛流行得以热议，是中国博大文化传承中价值观多样性的一种体现。佛系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生活的逃避，而是生活态度的一种表达，是平息焦虑与压力的一种方式，处事之道的一种体现。面对佛系，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引导但又避免其厌世、颓丧、懒惰甚至虚无的情绪，来收获更多的幸福感或者说价值感。

张寅

复旦大学张寅博士借助西方极简主义思想资源，以“思辨实在论的极简主义”为题对佛系做了别开生面的讨论。他认为，佛系现象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现象。首先，他建议为它建立一个谱系学的分析架构。用英文来表达，这个框架是从“let go”到“let it go”，再到“let that shit go”。在他看来，“佛系”一词可能是转瞬即逝的，但是从这个佛系现象当中归纳出来的这个问题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当我们发现生活中许多东西都是“that shit”，是极其负面又很普遍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不属于that shit就成了极简主义思考的问题。张寅结合西方极简主义艺术到极简主义哲学的转变，分析了法国哲学家梅亚苏和布拉西耶的极简主义理论。从存在论的角度对佛系进行思辨的反思，核心问题是，在绝大多数东西都是纷乱转瞬即逝、不能把握和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点东西，有极其微小的一个方面是比较确定的、能够得到正确认识的，也即所谓的真理和绝对。只有当我们对很多东西都达到一种比较淡定的、能够看破红尘的境界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最后这一点点我们真正在乎的东西是什么。

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空前发展的时代中，“佛系”既代表了一种多元的文化现象，也体现出个体生命的自我实验。佛系这个词也许会消失，但是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值得继续讨论。本次会议即对这一社会心态进行深入反思的有益尝试。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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