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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们经常讲政府是纳税人养出来的，或者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仿佛都暗示政府就是高高在上管理社会统筹一切的角色。这里面也许有一个从古至今人类社会里面上下空间感的思维定式。古代的所有政治体系，无论封建还是中央集权，无论世俗还是政教合一，都可以视为一种供养体制，既社会多数人供养少数统治阶级，整个社会呈现金字塔型，这比较像自然界食草动物比食肉动物多很多。顾炎武“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很好的反映了这个意思。中国古代的皇帝，欧洲的封建领主、教皇、神父，西藏的活佛、喇嘛，无一不是靠相对固定的供养者所供养，围绕这个供养关系形成了庞大的政权和神权体系。他们与供养者的关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而是世俗权或者神权的胁迫关系。按现代标准，他们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几乎不值一提，因为整个体系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恰恰相反，是为了给受供养者提供服务。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古代的文化，礼制，习俗，服饰，无一不是以皇家为首选，因为他们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最高水平。 反观现代社会，政府依然存在，角色却大为不同。商业文明以契约精神立国，商业中的契约文化必然影响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从受供养者变成了服务者。即使政府仍然靠税收运转，但运转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所以税收成了契约的一部分，再也不可能像古时候拿了钱自己花就行了。最早进入商业社会的西方文明，着眼于解决政府与社会的契约问题，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商业社会运转的现代政治制度。民主作为源于古希腊的政治文化被移植于工业化后的西方社会，可以看成政府与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既通过投票对政府在一定任期内进行授权。所以那种把民主本身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想法是同特定意识形态相关的。执着于认为政府的施政权来源于投票，而不能认识到定期投票本身仅仅是契约的一种形式，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体现。打个比方，城市里的两个小区各有一个物业公司，一个小区每年通过居民投票确定是否续约或者换物业公司，另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任期很长，上不封顶，但他们承诺把小区服务水平提高到较高水平，并制定了切实计划。那么我们能不能认为后者也是一种契约形式呢？ 下面看看作为现代社会政治理念的另一支柱：自由。从直觉上理解，人类作为个体，自由度出了物理限制，几乎不存在其他限制。你不能从一条河一遍跳到另一边，但是谁也没有阻止你从公路一头横穿到另一头。但是如果参与社会，自由会受到限制，可以理解为个体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统一管理，返还给个体。这部分返还的部分权利，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自由。比如在“自由社会”，个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在“专制社会”，政府也许并没有返还全部自由表达的权利。由此可见，自由的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公共服务。总结一下，民主不是公共服务，但是自由的确是。 从公共服务的角度说完了民主和自由的区别，我们再看看“实际自由”的概念。虽然可以从字面规定自由的内容，并不代表个体就一定能享受到。法律规定的自由只是“实际自由”的一个要素，另外的要素包括个人意愿，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条件。由此可能出现看起来比较荒唐的局面：字面自由更多但是经济水平比较低，教育水平也比较低的社会里面的个体享受的自由甚至比不那么自由但是经济水平较高，教育水平也较高的社会里个体享受的自由来得少。即使前者允许出版自由，如果八成公民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这部分人怎么实现它们实际上的出版权呢？反之，如若后者只允许审查后的出版自由，如果公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那么实现实际的出版权要比前者容易很多。因此政府应当把实现“实际自由”作为施政主要目标。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呢？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提高有利于个体享受自由的文化条件和经济条件。那种沉迷于标榜自己的民主体制而在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上停滞不前的政府是本末倒置的，把民主自由作为遮羞布的行为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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