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 精神雄伟的小说无不焕发着世俗的光泽

      真正优秀的文学，是重视常识的，它的目的是要通过个别写出普遍性来。如果个别只是代表个别，那就不算成功。偶然的事件，极端的举动，匪夷所思的情感，作家不是不可以写，只是，如果一部作品，通篇都充满这种偶然、极端和匪夷所思，就有问题了。

by-谢有顺

精神雄伟的小说无不焕发着世俗的光泽

文 | 谢有顺

◈ 一 ◈

小说材料的真实性是不可藐视的，它是建构小说的物质外壳、完成写作的现实契约的重要基础。

材料从现实中来，可有了真实的材料，一个小说家要完成建筑心灵世界的工作，还需具备什么素质？王安忆说：“从现实中汲取写作的材料，这抓住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要领，那就是世俗心。”（《导修报告》）

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世俗的。一个没有世俗心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好小说的。即便像《红楼梦》这样务虚的小说，作者也有一颗坚强的、具体的、无处不在的世俗心，否则，他就写不出那种生机勃勃、栩栩如生的大观园里的日常生活了。即便是作诗那样高雅的场面，作者不也还穿插了贾宝玉和史湘云烤鹿肉吃的生动场景么？

 

这事记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这就是世俗心。

 

《金瓶梅》就更是如此，它写的完全是世俗生活。有学者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母亲，这话是对的，在如何表达世俗和市井生活上，《金瓶梅》比《红楼梦》先行一步。为什么要有这么一颗世俗心？因为有了这种世俗心，才有耐心去建构小说的物质外壳——经验、材料、细节的建构是通过世俗心来捕捉、塑造和完成的。如果《红楼梦》只有太虚幻境这种写作意念，而没有具体、细密的青年男女的真实生活作基础，作者所要传达的那种衰败，就难以有真正的说服力。

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小说，之所以具有一种坚实的风格，其实和王安忆身上所具有的那颗世俗心密切相关。“人们可以在《长恨歌》里面遇到许多散发出世俗气息的细节：白色滚白边的旗袍，糟鸭掌和扬州干丝，柚木家具和打腊的地板发出幽暗的光泽，弄堂里夹了油烟和泔水气味的风，几个姨娘切切磋磋地说东家的坏话，隔壁的留声机哼唱着四季调，叫卖桂花粥的梆子卟卟地调敲起来，厨房的后窗上积着油垢，女人们抱了一捆衣料坐在三轮车上，理发店里飘出了洗发水、头油和头发焦糊味……这种世俗的气息得到了女性视域的体认，同时，这种世俗气息也包含了对于女性的期待。……这些世俗细节的密集堆积让人们感到了殷实和富足。这是一个城市的底部，种种形而上的思想意味和历史沉浮的感慨无法插入这些世俗的细节。王琦瑶是一个十足的世俗之人。她的命运就在这种殷实和富足之中穿行，种种情感的挫折并未将她真正抛出相对优裕的日子。于是，王琦瑶的故事就在这样的气氛当中日复一日地延伸，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某一天。” （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假如王安忆不用世俗心来感受这种现实生活，她就难以把生活写得如此密实、真切。《长恨歌》在实感层面，焕发出的都是世俗的光泽，这是可以充分见出一个作家的写实功底的。

 

或许，生活中也有不考虑世俗问题的人，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专心考虑情感和作诗的问题，其他的一切，自有人帮他们操心。这样的人，不是生活在世俗生活中的，他们是在一个清洁、单纯的世界里。但曹雪芹在写他们的生活时，同样要有世俗心，而不能把他们放在真空里去写。

 

相比之下，王安忆所写的，更多的是世俗生活中的人，他们的生活、欲望和精神，都要通过一种实感生活来表达和塑造，这就更加要求作家必须以世俗心来观察这个世界，来体会人物的种种现实情状。

◈ 二 ◈

影响王安忆颇深的张爱玲，她的文学成就，也得益于她那颗世俗心，这一点，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一文中有谈及。张爱玲自己也说：“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有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正因为此，张爱玲的文字，讲究“分寸”感，她“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而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自己的文章》）。

在文学普遍社会化（“代群众出冤气”）和个人化（“曲高和寡的苦闷”）的时代里，张爱玲作品中的世俗化和市民味便成了她独有的风格。

    

从俗世中来的，才能到灵魂里去，这可以说是小说写作的重要法则。而世俗心的提出，正是要校正现在一些小说家的高蹈心理，使之具有平常心，并重视小说写作的情理、逻辑和常识。

    

真正优秀的文学，是重视常识的，它的目的是要通过个别写出普遍性来。如果个别只是代表个别，那就不算成功。偶然的事件，极端的举动，匪夷所思的情感，作家不是不可以写，只是，如果一部作品，通篇都充满这种偶然、极端和匪夷所思，就有问题了。

好作家，往往不是通过极端来体现作品的力度的，相反，他可能通过一些习焉不察的常识和经验，把力量隐藏在平常的人与事底下。这就好比真正痛苦的人，往往是没有声音的，是在饮泣；那些哭得惊天动地的人，反而有可能是在做戏，是故意哭给人看的。

 

同样的道理，在小说写作上，平常心有时比极端叙事更为有力。因此，我不赞成一些成名作家，写了几十年小说了，还把自己的小说面貌弄得很乖张、很极端。过度崇尚极端叙事，有时反而是底气不足的表现。

小说应该越写越有平常心。

 

这就好比写散文，年少的时候，往往会在散文中加很多装饰，等到老了，人生的阅历和经验丰富了，反而写得朴素而日常了。所谓老僧说家常话，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作家，不肯说家常话，不肯尊重常识，他们还是想在极端和新奇上费力气，结果呢，作品出来的效果可能很强烈，但小说写作最为核心的——真诚和世俗心，他却丢了，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 三 ◈

有了世俗心、平常心，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具备常识、注重情理。什么叫具备常识？就是要作家都来做世俗生活的专家。他对生活的表达，不能只看到生活中极端和偶然的部分，他要看到生活中的常识部分——因为只有常识部分的生活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常识要怎样才能建立起来？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要着手去调查和分析自己所要写的那种生活。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你要想把这个民族的秘史写出来，不对这个民族的文化、风俗和生活进行调查和分析，是不可能的。一旦你对这个民族的了解有了足够多的常识，你的笔下就会自然呈现出这个民族的生活风貌。所以，沈从文说，所谓专家，就是一个有常识的人。一个丝绸专家，任何绸缎一到他的手中，他就要知道是什么质地的，什么年代和什么地方出产的；一个瓷器专家，瓷器一拿到手上，他就要知道这是什么朝代的，它是不是官窑的作品。他有足够多的关于丝绸和瓷器的常识，他才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写作也是如此。

 

你只有对一种生活调查了，研究了，或者说你经历过了，懂得了，有常识了，你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

有一次，我听格非在演讲中说，当代作家写历史，一般都不敢写器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即便写，也写不好。像苏童的《妻妾成群》，可以把那种微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木三分，但他还是不敢轻易碰那个时代的器物。我记得格非说这个话的时候，还举了《红楼梦》第三回的例子。林黛玉进荣国府，第一次去王夫人的房里见她。小说中写到：“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笑说道：‘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罢。’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初读这段话，并无特别之处。但脂砚斋在评点的时候，就上面的三个“旧”字，大发感叹说：“三字有神。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甲戌本的眉批接着又说：“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掏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盖此时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这是很精到的点评。确实，只有像曹雪芹这样的经历过富贵、繁华生活的人，才敢正面写荣国府的器物，甚至把荣国府的引枕、坐褥、椅袱全部写成“半旧”的——那些“未身经目睹”的，一定以为荣国府的引枕、坐褥、椅袱都是绸缎的，簇新的，闪闪发亮的，因为他没有富贵生活的经验和常识，所言必然是“在情理之外”，正如上面说的那个“庄农”，没见过皇帝，只能想象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没有常识，光凭不着边际的想象，有时是写不出可信的文字来的。

◈ 四 ◈

小说家，有时也要是一个研究家。

 

福楼拜的小说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这没有对生活的认真研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严丝合缝必然会产生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恰恰是从一些具体的常识和细节描写中累积起来的。

为什么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写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小地方？像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的风情，莫言写他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写自己那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贾平凹写商州——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是他所熟悉的、所懂得的。这就是写作的常识。就写作所面对的现实而言，你如果去写自己不知道的人和事，你写出来的作品就一定不会说服读者；你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没有研究过那种生活，你就写不好那种生活。即便你你写的是历史或科幻，也得遵循想象的情理，做当有的研究和考证。

小说写作一旦失了世俗心，挣脱了情与理，作者写的愤怒读者不跟着愤怒，作者写的痛苦读者不跟着痛苦，作者写的快乐读者无法跟着快乐起来，这样的写作，就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