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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1954年生，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成名于1980年代中期，至今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代表作《小鲍庄》《长恨歌》《遍地枭雄》等，新作《天香》于2011年荣获第四届华语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 借着上海书展，王安忆多次出现于公众面前，谈阅读、谈作家、谈城市生活。难得的是，平日极少露面的她，还对记者谈了曾经的“心理障碍”《长恨歌》，以及今年最新作品对自己创作生涯的意义。 文 唐骋华 图 丁嘉 资料 很少人知道王安忆的犀利，因为她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幸运的是，在2010年记者曾领教过一番——对大多数问题，她都三言两语、点到即止，懂不懂，全赖你的悟性和造化。至于《长恨歌》，她干脆拒绝回答，理由很简单，时隔久远，记不清。她还拒谈创作中的小说，理由？没有，就是不愿意。 2012年8月，借着上海书展和世纪文景成立十周年的契机，王安忆的曝光率大大提高，也让更多人见识了她的犀利。例如，在世纪文景主办的“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论坛上，张大春、唐诺等嘉宾皆侃侃而谈，王安忆却上来就直言：“我不知道文艺能不能影响城市，但是城市肯定影响着文艺。文艺不是自然的东西，城市就更不自然了。” 更令人意外的是，王安忆居然破天荒地幽了把默。按规定，每位嘉宾发言15分钟，她则声明：“这些时间我都要，但以按揭的方式。”正当台上台下笑声四起，她话锋一转，指出“把话说得幽默，使大家喜欢我们”，恰好表现了是城市改造了作家。 其实王安忆并没有那么“痛恨”城市，关键是什么样的城市。她羡慕香港、台北，因为那里文化事业兴盛，让她触摸到了人们对文学的需要，“就像需要吃饭、需要躺着睡觉。”反之，有些大都市虽也蕴含着巨大的需要，可这种需要和作家、和文学的关系不大。那作家如何在其间独立地生存、写作呢？这才是王安忆内心最深处的担忧，她的犀利，或可视作对此类担忧的表达与折射。 写作者太虚弱，城市太强悍 生活周刊：两年前您接受我们采访时就说，在上海生活压力大，需要一颗强悍的心，而今天您对城市的批判更加深刻了。 王安忆：现在都说要回归自然、回归田野，但真把我放回农村，恐怕待不了一天。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这些上海孩子到了农村，真的是焦虑、真的是不习惯，想家、想城市生活，只要有可能就立刻赶回来。我们回上海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吃冰淇淋，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冰淇淋是城市的产物。 可一旦住在城市，尤其成为作家，又觉得很多东西应该被批判。你看西方古典文学，在经典作家笔下，城市是一个阴郁的地方，像《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巴黎、《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伦敦，生活那么无望、那么悲惨，完全像地狱。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都是被城市教坏的人，在一个再造的、第二手的生活中生活。 生活周刊：但您最受好评的作品，如《长恨歌》《天香》都只能发生在城市当中，您也抹不去“上海作家”这个标签。 王安忆：所以说我和城市的关系是紧张而微妙的。城市有个好处，它把人的需要综合归纳起来，效率高，很便利，有安全感，你可以一个人生活。而在农村，你无法脱离宗族、组织。但是作家对城市能有多少改变呢？相反，是城市不断地改变作家、改变文学。 生活周刊：您也被改变了吗？在大众眼里您依然是纯文学作家，曝光率少，从不参加商业活动。 王安忆：《长恨歌》不是改造成电影、话剧了吗？我刚开始写作的年代，作者还是安静的、自然的，这有点像种地，你慢慢种，读者会买你的书，他们也没有太高期望，读你的文字就可以了。但是今天，突然你的形象很重要，那么多人要看到你、听你说话，我们必须要把话说得非常幽默，使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被改造，要和产业、和资本合作，纳入产业链中。然而写作者是生活的弱者，比如说莫言、贾平凹，都不是那么积极参加生活的，作家只能在想象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人生蓝图。相比之下，城市生活是非常强悍的，怎么能指望作家去改造它呢？只能是被它改造。 生活周刊：但您仍然在写作，并且对这种改造是有所抗拒的。为什么？ 王安忆：文学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既不能吸引资本，又不能创造太大价值。但对我来说文学有一个无用之用，就是使人生变得有趣一点。陈丹青说得很对：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艺术，不喜欢艺术的人也会觉得很无聊。 新作，比《长恨歌》跳跃了一大步 生活周刊：谈谈《天香》吧。两年前您透露“正在写一个长篇，超过三十万字”，实际上《天香》远远超过这个篇幅，而涉及的内容就更浩大了，像个“大工程”。 王安忆：我本意要写上海的“顾绣”。大概是30年前吧，从上海的掌故里注意到它，描述很少，可有一点使我留意，那就是女眷的针线，后来竟演变成维持家用的生计。在当时，闺阁物件流出去算伤了大家族的体面，而顾绣还要出售，可谓犯了大忌！正是这种戏剧性吸引了我。但真要纳入写作计划，需要极大的决心。我是写实派，小说虽虚构，但应该在真实的情境下发生，于是我必须了解顾绣的来龙去脉，一旦进入，就发现每一样素材似乎都是为这故事而准备的。所以，《天香》的浩繁复杂是素材决定的。 生活周刊：太强调真实性会不会束缚作者的想象力？ 王安忆：史料也并不多。顾氏家族的男人挥金如土，这才落得要女人养。可他们如何花钱呢，史料上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以至于我四顾茫然。小说还不能简单地写玩乐，这玩乐应和际遇有关，还藏着人生观。这样路径倒宽阔了，人物性格丰满起来。我的标准是史实不能有硬伤，写到哪儿功课做到哪儿，请教了很多专家。认真和写小说不矛盾，我写作一直很认真。 生活周刊：绣女这个群体等于被史料忽略了，而您为她们立传，巧的是，《天香》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 王安忆：和《红楼梦》那是不敢比的！前面讲过，顾绣里最吸引我的是这群以针线养家的女人，为她们设计性格和命运令我特别兴奋。 生活周刊：这兴奋似乎没有体现在字里行间，人物的情感都很含蓄、克制。 王安忆：古人的感情是节制的，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死相许，仍然有礼有节。感情的总量是有限的，细水方能长流，纵情、纵性消耗得快，所以谁也没白做人、谁也没多吃多占。 生活周刊：《天香》应该是继《长恨歌》后您最受好评的作品了？ 王安忆：确实，在大家眼中《长恨歌》特别出色，得奖，改编成电影、话剧等等，很多人都认为我无法再超越了，甚至连我自己也觉得比较难。其实我的创作是有进步的，像《启蒙年代》，但步子太小，是蜗牛式的。说实话《长恨歌》太成功了，都成了我心理上的一个巨大障碍，我必须有个大跳跃，证明自己在进步。 生活周刊：这是一种使命感？ 王安忆：我不敢说有，但是会有价值取向、有审美要求，而这些都会决定作品的走向。它或会影响自己，或者影响当下的生活，或者影响将来。
解读新作《众声喧哗》——— “欧伯伯和被妈妈和姐姐宠大的年轻保安‘囡囡’，两人都有语言上的障碍，东北女人六叶说话很流利，但说的多是假话，三人在一起是语言的盛筵。” 王安忆新作《众声喧哗》，1月由九久读书人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收入最新小长篇《众声喧哗》以及6部短篇小说。近日，王安忆和记者小聚，解读《众声喧哗》。 王安忆说，之所以写《众声喧哗》，源于邂逅一个开纽扣店的老人。“一次走进一家纽扣店，是一位说话有些困难的老人开的。对一个孤寡老人来说，开这样一个小纽扣店是个很聪明的主意。它很轻巧，不费力，但又能保持跟这个社会的接触，不寂寞。就想为他编前史。我作品里关注的都是很边缘的人。曾有人对我们说，上海这么发达，股市这么红火，怎么不反映上海？其实，这样的‘主流’进入不了我们的审美视野，美学关注的是独特的存在。” 入王安忆之眼，一些城市边缘小人物之间，比较诗意，而“一些老板一样的‘主流’我倒觉得生活得像机器一样的，和员工、下属的关系是一种决定性的关系”。“欧伯伯和被妈妈和姐姐宠大的年轻保安‘囡囡’，两人都有语言上的障碍，东北女人六叶说话很流利，但说的多是假话，三人在一起是语言的盛筵，众声喧哗。” 王安忆把欧伯伯这个宁波来沪老人写得很通达，“主要是对一个变化的社会，持一种接受的态度”。当年轻的保安生活上遇到不顺，烦躁不安时，欧伯伯把纽扣倒了出来，让他一个一个地慢慢数。“数纽扣就像数念珠一样，是一种修行。欧伯伯是数纽扣，我则是写作。” 王安忆说，写作需要大量的清闲——尽管迄今，她还总写短篇。“对练笔很有好处。可以练构思，练文字，练语言。” 她说，自己“90年代以后创作的小说都比90年代以前的好读，现在在向故事妥协”。“小说要讲故事，讲得好听。小说生来不是伟大的，是世俗的。” 《众声喧哗》中，还有王安忆对上海这类大都市的另一观感：“外乡人进入这个城市，很有生机，慢慢地把这个城市原有的市民阶层挤出去了。真正的老上海人多很落魄，有些式微。” 另悉，王安忆中篇小说系列八卷3月即将推出，收入王安忆自创作以来所发表的36部中篇小说作品。 文/记者 朱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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