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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虽然论述了吟诵方法及其价值，但是既未用“语文”一词，也未用“吟诵”一词。 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小学学白话文、口语，称为“国语”，中学、大学以书面语、古诗文为主，称为“国文”，因此“国语”或“语体文”又指白话文，“国文”或“文言文”又指古诗文。 如此一来，按照汉语的习惯，自然应该有人把小学“国语”和中学“国文”合称“语文”了，然而从文献上查寻却极其罕见，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白话文和古诗文之争，因此两者难以联合。 比如黄仲苏先生于1936年出版的《朗诵法》中说： 古有文笔之辨，嗣有韵散之分，近复有语文之争。[1] 在这里“语”（国语）和“文”（国文）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组。 郭绍虞先生于1941年7月写的《〈语文通论〉自序》里说： 我以为施于平民教育，则以纯粹口语为宜；用于大学的国文教学，则不妨参用文言文的长处；若是纯文艺的作品，即使稍偏欧化也未为不可。 因此，我们此种主张，比较适宜于大学的国文教学。是则本书虽名为《语文通论》，仍只是《学文示例》——大学国文教本——的序而已。[2] 在这里，“语文”的确是作为“国语”和“国文”的合称而使用的，但是看其行文，还是一个词组而非词。 这样的词组民国之前也有。有人发现清朝的蒙书就有《语文》一种，其内容则是《幼学成语考》之类，则这个“语文”也是一个词组而非词，乃“语之文”也。 此外，在清末民初，“语文”一词经常作为“语言文字”的缩略语，如“译学馆，意在通晓各国语文”，或者“语言文学”的缩略语，详见张毅《六十年“语文”史论》[3]。 那么，是谁第一个把“语文”作为一个教育学科概念来使用的呢？ 这个文献颇难考证。从目前我所接触的民国教育文献来看，叶圣陶和朱自清先生于1940年夏开始撰写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两书似乎是最早提出“语文”学科概念的。在“前言”里有这样的话： 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4] 把“语文”作为一个学科，涵盖于“国文”之上，这句话标志着“语文”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诞生。 1950新中国第一版语文教材的“编辑大意”说： 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5] 这个定义直接来自叶圣陶先生。 吕叔湘先生在1978年4月22日以《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为题的讲话中说： 语文这门课，是老办法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好呢，还是想法统一起来？当时有一位同志提议说，我们就叫它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6] 这位同志是谁？张志公先生在1979年5月的《说“语文”》一文中说： 原来的“国语”和“国文”，经过研究，认为小学和中学都应当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学一点文言文；至于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国语”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作“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7] 因此，新中国“语文”这个概念的确来自叶圣陶先生，而叶圣陶先生初次确定“语文”这个名词，就是在《精读指导举隅》的“前言”里。 [1] 黄仲苏著.朗诵法[M].上海:开明书店,1936:122. [2] 郭绍虞著.语文通论[M].开明书店,1941:自序4. [3] 张毅.六十年“语文”史论[J].北京：教育学报.2013.12：118-125. [4] 叶绍钧,朱自清著.精读指导举隅[M].商务印书馆,1944:前言11. [5] 周祖谟,游国恩,杨晦,赵西陆,刘禹昌,魏建功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1 [6] 吕叔湘.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J].江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第2期):2. [7] 张志公.说“语文”[J].语文学习,1979,(第1期):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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