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叶圣陶先生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建议把旧有的“国语”和“国文”一律更名为“语文”，从此开始了“语文”一词广为使用的新时代。
“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名称，其基本内容包括听、说、读、写的训练。叶圣陶说：“'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语文”既作为课程名称，又作为教材名称。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以“语文”命名的教材。这套教材的《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无论是以“语文”作为课程名称，还是以“语文”作为教材名称，其基本思想似乎都可以明确表述为：“语文”即“语言”，包括“口头语言”（语）和“书面语言”（文）。叶圣陶解释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叶圣陶先生对“语文”学科的命名及其解说，曾得到语文教育界的普遍认同。吕叔湘先生在1978年4月22日以《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为题的讲话中说：“解放初期有一个出版总署，底下有一个编审局，就是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主要任务是编教科书。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语文这门课，是老办法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好呢，还是想法统一起来？当时有一位在里头工作的同志提议说，我们就叫它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张志公先生在1979年5月写的《说“语文”》一文中也说：“一九四九年六月，全国大陆已经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问题。关于原来的'国语’和'国文’，经过研究，认为小学和中学都应当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学一点文言文；至于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国语’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作'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在“语文”作为课程教材名称使用的过程中，对“语文”含义，除了“语文就是语言”之外，还有“语言文章”、“语言文字”、“语言文学”等几种不同的解说。
针对这些解说，叶圣陶先生多次指出：“'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唯'文’字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语文”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语言和文字”，一是“语言和文学”。该词典在解释“语言”一词时称：“'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只指口语”。这就是说：“语言文字”专指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吕叔湘认为：“语文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来讲，可以有两个讲法，一种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字，也就是说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另一种也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学，那就不一样了。中小学这个课程的名字叫语文，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语言文字，但是很多人把他理解为语言文学。”吕叔湘先生这里虽然也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字”，但仍然是指“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
可见，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语文就是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实际上已经包容了“语言文章”（“文章”为书面语言）、“语言文字”（“文字”为书面语言的符号）、“语言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含义。
既然语文教育中的“语文”应理解为“语言”，那么为什么这门课程不叫“语言”而称“语文”呢？这主要是因为“语言”有时仅指口头语言，叫做“语文”，是为了强调这门课程不但包含口头“语”，而且包含书面“文”。1980年7月14日，叶圣陶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解释说：“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
我们理解:“语文”，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指的是祖国语言的教育，即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汉语言的教育。既包含口头语言的学习，又包含书面语言的学习；既包含语言形式的掌握，又包含语言内容的理解；既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即狭义的语言）的学习，又包含着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所进行的言语行为（读、写、听、说）的训练以及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形成的言语作品的学习。正如钟启泉先生所指出的：“语文学科就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侧面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兼具'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的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王宁先生则从语文教师的角度指出：“语文教师应当通过语文教学养成学生从语料中发现语言现象、概括语言规律的锐敏性、兴趣和习惯；教给他们贮存语言材料的正确、有效方法，促使他们通过自学的积累，逐渐丰富自己的语言；让他们在获得新知识的实践过程中，训练他们把已加工成熟的思想用最得体、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最后，还要以语言为桥梁，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意识、创造思维意识和文化修养意识。”
近几年来，在关于“语文”含义的讨论中，又有三种新的解说：“言语”说、“文学”说、“文化”说。
有学者认为：“'语文’指的是汉言语，语文教育是我们母语汉语的言语教育。”笔者以为，这一观点缩小了语文的外延。语文学习，既包括言语的学习，也包括狭义的语言的学习。虽然作为母语课程内容的语言系统及规则，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语言环境中通过自发的经验和认知多少获得一些，但这些毕竟是零碎的，与在学校教育的情境中通过较高级的思维活动系统地学习是不能相比的。学校开设语文课程之所以有必要，即在于可以使母语的学习和掌握，由自发的、偏重感性经验的、少慢差费的暗中摸索，走向自觉的、偏重科学理性的、多快好省的明中探讨，这其中便包括语言系统及规则的学习。
也有学者认为，语文就是文学，语文教育就是文学教育。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同样把语文的所指缩小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方面，作为一门艺术，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相比在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语文教育无疑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另一方面，作为学习语言的语料，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性质又是相同的。语文学习既然包含语言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学习，就已经包含了作为语言的成品的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学习，文学教育就已经是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了。而以文学来解说语文，将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读写排除在语文之外，则显然是不妥的。
还有学者认为：“从语文的本体来看……语文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语文的'底座’，语文与文化血肉同构，语文就是文化。”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又将语文泛化了。文化是什么？“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显而易见，语文只能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包括语文在内，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都是人类文化的体现，学习各门课程都是学文化。说“语文就是文化”固然没错，却不能揭示语文学科的个性特征。
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含义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把握语文学科的性质和语文教育的目标，推动当今语文教学的改革和发展，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