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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以贫困落魄、无权无才为不幸，著名理学家程颐则相反，他有著名的“三不幸”之说：人有三不幸：年少登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后儒往往对“三不幸”之说的真义理解不够，或以为故意耸人听闻，或以为故为过激之论。如明刘宗周曰：此先生过激之论。人若能勤学敬身，兢兢自持，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也。 有学者认为是针对苏轼的。苏轼素以文章名世，“有高才能文章”；苏轼二十四岁应嘉祐六年（1061年）制科考试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科入三等的公吴育和东坡两人而已，可谓“年少登科”了。而在程颐看来，这些都是人生之“不幸”。 程颐之说，反映了蜀、洛两家对“文”与“道”、词赋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关系问题的不同态度。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够深刻中肯。 “三不幸”之说更深层的意思是，程颐将年少登科、有高才能文章等世人眼里的幸运事视为不幸，是认为这些“好事”会影响、耽误一个人的“悟性”和见性、即对天理的觉悟和体认。洛学之所以把溺于文章诗赋视为学界之弊，其故在此。 朱子的理解比较深刻。他在《朱子语类》中写道： “吕舍人记伊川说人有三不幸，以为有高才能文章，亦谓之不幸。便是这事乖，少间尽被这些子能解担阁了一生，便无暇子细理会义理。只从外面见得些皮肤，便说我已会得，笔下便写得去，自然无暇去讲究那精微。被人扛得来大，又被人以先生长者目我，更不去下问。少间传得满乡满保，都是这般种子。横渠有一段说：人多为人以前辈见处，每事不肯下问，坏了一生。我宁终是不知。” 幸与不幸，一切取决于自己。取决于其人能不能见自本性、有没有自知之明，愿不愿“子细理会义理”、“去讲究那精微”。对于不识自性而又不能自知者，贫困苦难固然不幸，富贵幸福也是不幸。高位高才冠盖盛，尽是纷纷不幸人哪。 如能觉悟，那么，一切逆缘都会成为顺缘，一切不幸都会转为幸运。“三不幸”更会转为三大幸，而且“高才”会更高、文章会更好。在无相大光明本心的统帅下，文章诗赋之学莫非“道”的作用，都是载道、弘道的佳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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