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邓智团博士。
邓老师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城市战略与规划研究室主任，伦敦大学学院欧盟居里访问学者，从事城市更新、城市创新与城市转型研究。欢迎我们TOP的伙伴关注他的个人微信：zhituan33。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中心城区在经济服务化发展过程中，过度强调对商业、商务办公和文化创意的重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在贯彻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时，应促进中心城区主动作为，推动城市整体创新能力提升。而当前，发达国家高技术企业区位选择的变化，与大都市内城复兴的最新趋势却联系在了一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创新创业企业，一改以往主要在郊区办公园区集聚（如硅谷、北卡罗莱纳研究三角等）的传统路径，转而向大都市中心城区集聚。[1][2]
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良好生活办公环境的街区吸引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国外一些城市政府决策者、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普遍实施的城市复兴和经济发展战略，典型案例如伦敦硅环（Silicon Roundabout）、剑桥肯戴尔广场（Kendall Square）、波士顿海港广场（Boston Seaport Square）和纽约硅巷（Silicon Alley）等。[3][4]
(纽约硅巷聚集的企业↑）
已有关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现象的研究，最开始是来源于经济地理学视角中的区域集聚观点，认为企业的空间集聚源于物理邻近性的正外部性，能提升知识外溢，促进面对面沟通和企业合作。[5][6]
尽管已有研究对地理邻近性作用的关注，大多强调在某一个区域规模水平上，如成为所有高科技产业集群模仿的最具影响力的硅谷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盛行的、“田园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城市衰落、郊区繁荣，大量的、分离的产业园区散布在郊区土地上。然而与此模式不同的是，当前在高密度城市建成区中集聚，正成为创新创业企业区位选择的新趋势，也正是对 “新城市主义”的呼应，回归汽车社会以前的城市设计原则，注重步行空间，强调密集型发展。
这一现象与硅谷模式的本质差异及发展变化的内生动力是什么？在高度城市化地区激发创新活力的城市空间有什么特质？在推动这些新创新空间塑造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当如何作为？本文就是为回答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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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街区的内涵界定
创新创业企业向中心城区特定区域集聚这一特殊现象，在不同地方虽然可能名称不一样，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最核心的目的是通过吸引“知识型员工”（knowledge workers）来吸引高技术企业；努力推动知识型员工间的创业和思想交流；提供丰富多元的街区化城市生活。
基于这些特征，邓智团（2016）使用“创新街区”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并对创新街区进行内涵界定，提出创新街区（Innovation Square）是指在城市内部创新创业企业高度集聚的街区空间。[9]为了与Katz & Bradley（2014）的“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相区别，本文所提的创新街区对应英语翻译为“Innovation Square”，以强调创新创业企业高度集聚和城市化的生活环境等两大特质。
(Industry City, NYC)
其中，城市化的生活环境特别强调以开放空间和零售空间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包括：收费的公共创新空间，如剑桥肯戴尔广场的剑桥创新中心（CIC）；免费公共休闲空间，如肯戴尔广场的绿色开放空间；价格优惠的半公共空间，如咖啡厅、餐厅和酒吧等。
因此，本文提出的创新街区需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质：
1，创新街区需要具备被著名学者萨森称为“城市特质”的特性，即：复杂性、高密度、文化与人口结构的多样性，以及新旧事物的层次性。
2，创新街区需要部分或全部地整合创新创业企业、教育机构、创业者、学校、金融机构、消费性服务业等经济活动要素。
3，创新街区必须是城市内部的高密度城市化区域，以中心城区为主，而且具备免费与半免费的公共空间、混合功能开发的空间要素，可以是中心城区，也可以是历史性滨水空间，即包括“支柱核心型创新区”（如肯戴尔广场）和“城区再造型创新区”（如波士顿创新区），且还包括中心城区非支柱型创新区（如伦敦硅环和纽约硅巷）。
4，创新街区需要便利的交通和互联网与外界沟通连接等。
Greenwich Peninsula，格林尼治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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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街区兴起的内生动力
创新创业企业、知识员工与地方政府的预期利益增加
创新街区的形成过程中，创新创业企业、知识员工和地方政府是关键的三个行动主体。创新街区能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街区发展起来，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来看，只有当三个行动主体进入创新街区都能增加收益，才能形成内生动力。根据研究发现，街区能真正转变成为一个成功的创新街区，其前提条件是，创新创业企业能获得更多知识溢出、知识员工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以及地方政府有城区更新压力并能从街区复兴中增加综合效益。
1：创新创业企业：良好城区生活环境能提升知识“溢出效应”
在高科技产业集聚领域，经济学文献主要是以“知识溢出”效应作为理解高科技企业集群的关键。对于创新活动而言，知识被认为只能通过人际接触和跨企业流动进行有效地传递，因此会被地理性地限制在区域内[10]。特别是，成功的高科技集群案例研究也表明，在传递隐性专业知识过程中，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工作分享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互动十分重要[5]。因此，在午餐或在高尔夫球场上面对面的接触和讨论，被看作是硅谷型产业集群持续成功的关键。[11]
(google园区内）
除知识外溢的优势，近些年关于后福特时代知识密集型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研究，逐步认识到软区位因素对企业和员工区位行为的影响[12]。例如，关于美国艺术家决定在哪里工作和生活的研究发现，艺术家喜欢选择拥有专业机构、丰富夜生活并能提供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内城，最终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布局[13]。这些研究表明，良好城市生活环境能有效地促进创新活动的展开，增加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有效产出，进而推动创新创业企业向具有良好生活环境的中心城区集聚。
（亚马逊伦敦，在城区中心，建筑本身几乎没有任何配套）
2：知识员工：办公空间的演变推动员工倾向具有良好生活环境的中心城区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企业办公的时尚是遵循设计师所谓的“通用规划”——成排的独立隔间。然而通过对研究和开发实验室中工程师长达十年的研究表明，任何两个人有关技术或科学问题交流的频率，随两人间办公桌距离的增加而急剧下降[14]。因此，这种排列相同小隔间的传统方法降低了生产率、工人之间的沟通并阻碍创造力，当前已不再流行。而当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关键因素后，企业从繁荣的街区中逐步意识到，创新基本上就是社交活动的结果。因此，他们正在争取创造能促进创新的多样性的办公空间，如开放楼层规划、灵活空间和“非领地型”办公规划等，并开始建立规范以提高部门间的合作、日常沟通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
更加有趣的是，新兴的办公室看起来越来越像雅各布斯所描绘的繁华的街道，如谷歌山景城总部，其楼层中央被称为主街道（Main Street）走廊一分为二，中间有一个称为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的开放空间，还有一个篮球场、一间游戏室和酒吧等，大部分的员工都在“巢”中工作，并像巴黎街区一样从主街放射性地向外排开。[15]
然而，随着便携式电脑和无线互联网的出现，增加了个人智能手机和电子邮件服务的使用，改变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办公室中包括了工作和日常的生活，工作和生活可以在街区更好地融合。无论谷歌在山景城如何将办公楼还原为一个繁华的城市街区，员工还是对每天必须远距离通勤缺乏热情，仅将办公室变成假的街区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城市生活。[15]
一个办公室越接近繁华的城市街区，就有更好的配套设施，并能从工作空间获得更多收益，城市中心区成为创新创业企业区位布局的新选择，知识工作者被较短的通勤、更多更好的配套服务设施和步行街区所吸引。[4]而且城市居民也愿意，为更多的多样性和便利设施交换较少的生活空间，同时从更多更好的公共空间弥补私有空间减少的福利损失，这可从纽约、旧金山和波士顿等城市中心城区小户型商品房的热销所佐证。
(“楼上孵化器，楼下普拉达”，是纽约科技存在的典型形态)
3：地方政府：缓解中心城区更新压力提升城市经济弹性
在20世纪大多时候，由于人们对健康和环境的重视，“田园资本主义”盛行，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工业被推到城市之外，人们开始迁向郊区，出现所谓的产业空心化和居住郊区化现象。这一转变给许多城市中心区留下废弃的铁路、工厂和衰败的城市社区。现在随着郊区生活品质的相对下降，人们重新焕发对中心城区生活的向往，而这些原先遗留的“城市疤痕”空间大、成本低，成为了城市复兴的机遇区（Opportunity Area），触发点正是2008年前后开始的经济衰退。
虽然一些创新街区这之前已有雏形，但从决策者制定规划的响应来看，创新街区的有计划推动大都是在2008年之后。传统上，城市相互竞争以吸引大型锚公司增加就业和税收预期，但经济衰退却让城市逐步意识到由于经济缺乏多样化带来的风险，并且开始谋求促进经济多元化的核心资产，如知识型人才。
（伦敦硅环岛）
在2008年以后的短期内，地方决策者开始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策略没有认识到大公司不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16]就业主要来自中小型企业。为此，地方政府迅速做出响应，提出大力发展创业公司和小型企业的政策计划，以帮助城市缓解经济衰退和降低失业水平。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初创和中小企业入驻中心城区创新街区的成本下降、收益上升，地方政府的综合收益也得到提升，对双方而言都是经济理性行为。[3]而且“创造和培养创新和创业文化的城市，将更有利于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城市的经济弹性和区域经济转型的潜力”。[16]城市更新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城市经济弹性的提升战略不期而遇，创新街区得到高度重视，到2015年仅美国提出创新街区战略的城市就有300多个。
3
创新街区建设路径
以新公共利益激活街区创新活力
1：新公共利益并激发街区活力
在创新街区的规划建设过程中，私营部门开发商与公共机构通力合作，开发商在考虑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需要证明开发过程能增进街区新公共利益。新公共利益与传统公共利益不同，传统公共利益多是重视塑造开放空间（公园和广场）或改善基础设施（街道、路灯、供水/下水道升级、停车和路灯）等，而新公共利益则是强调改善创业、创新文化和就业等相关的公共利益，并成为创新街区规划建设中的关键路径。
如剑桥肯戴尔广场在过去十年完全发展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创新街区，成为MIT新成立的创业公司的首选地，是因为1990年代开始生物技术公司的快速流入带来了资本和发展机会，资本流入又吸引顶尖人才，而最关键的原因是，在这个过程中肯戴尔广场逐渐集聚优秀的非常重视公共空间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使得肯戴尔广场成为了一个宜居、繁荣的社区和高科技公司高度集中的街区。
可以说，以公共空间为代表的新公共利益能塑造良好的街区生活办公环境，进而激发街区活力促进创新创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良好的街区生活办公环境能吸引知识工作者。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好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街区环境又不断变得更好。在2000年左右，从肯戴尔广场的发展可以发现，创新创业企业区位选择优先考虑的是能雇到专业技术人员来建立可靠、高质量、创新的产品，而专业人士最喜欢住的地方需要良好的城区生活环境，所以使得开发商注意到了改变肯戴尔广场建筑环境的好处。
二是，良好的城区生活办公环境为创新活动、思想共享、企业间合作和社会互动等新型活动创造新场所。观察肯戴尔广场来看，可以发现这些新型办公活动大多发生在传统的办公楼之外。因此，精心设计的城市空间是高科技产业和企业活动增长的重要催化剂。为了使公共空间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大多都在距离地铁站或其他主要公共交通站10分钟步行距离内。在肯戴尔广场，公共空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创新生态系统：商务会议、工作交流与休闲交谈等直接增加了知识工作者之间的社会互动。[15]例如，位于第三街的电压咖啡馆（Voltage Cafe），作为在该地区开设的第一家咖啡店，目前已经成为当地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会面的重要场所，成为创业活动的新空间。[17]可以说，良好的城市空间模糊了工作场所和社会空间之间的界限，促进了知识工作者间的互动和创新。
2：实现新公共利益的多元化路径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巨型跨国公司主导世界经济时，私人企业文化阻碍了个体工作者的创造力和创新。然而，在信息社会，人们不再受过去组织规则的约束。现在，21世纪的高技能工人寻求鼓励他们创造性的组织和环境。因此，工作场所、个人生活和行业更依赖于富于创造性人之间的动态互动。[18]
这种增加社会互动的愿望，正在改变传统上被视为工作场所的边界。事实上，传统办公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其他空间的区分正在消失。咖啡馆、餐馆和广场等公共空间，通过成为社交互动、企业间合作、观点交流和扩展办公空间的物理场所，成为创新街区成功的关键之一，[19]如肯戴尔广场现在拥有各种零售场所和开放空间。[20]而与此同时，为了知识溢出和知识交换以激活街区活力，公共创新中心作为公共领域和特定类型的设施，吸引人们参与并鼓励这种互动和交流，成为街区中知识工作者们工作、上网、学习新技能、主办活动、会面和交流思想的收费型公共空间，如共享办公空间、创业孵化器、加速器和公共创新中心
1）社交型公共空间：扩展的工作空间
社交型公共空间被用作替代工作场所、会议场所、社会互动和网络活动。这些活动通过增加意见共享的机会，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为激活街区创新活力做出贡献。Martins (2015)将此类空间称之为拓展的工作空间，都可以作为办公、学习和社交的场所，只是作为不同工作活动时使用强度上存在差别。空间使用类型的拓展并不是意味着与某一种场所和空间类型分离，相反这些多样的办公空间模式显示，这种程度的扩展是由创新工作和工作人员个人特点所掌控决定的。[21]沟通交流、社交活动成为这些空间的关键活动。
通过比较创新街区中作为社交型公共空间之一的零售空间的物理和非物理特征，如空间配置、价格范围、营业时间、设计和使用等，Kim（2013）基于从类似点评服务（Yelp）所有零售空间收集的信息，提出在肯戴尔广场中，好的社交型公共空间的共同特征是：有免费WIFI；室外座位与人行道互通；“中等”价位；24小时营业；有“时髦”的氛围。而对于创新街区中社交型公共空间的开放空间也有好坏之差。
比如在肯戴尔广场上大约有13个免费的开放空间，但并不是每一个开放空间都同样有助于创新经济，最常使用的是科技广场草坪、Genzyme广场、广阔运河步道和万豪酒店广场及其大堂，而剑桥中心开发区内的5个广场则使用较少。这些得到积极使用的开放空间，特征为：
邻近一些具有良好声誉的零售空间；开放空间彼此连接，形成一个连续的双向行人流，增加的交通流量可以使广场看起来更加活跃，从而鼓励人们更频繁地访问公共空间；建筑入口直接连接开放空间。总的来看，以零售空间和开放空间为代表的社交型公共空间，在吸引人气、增加沟通机会、激活创新活力上作用突出。
2）办公型公共空间：打造公共创新中心
办公型公共空间主要有共享办公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和公共创新中心等类型。
共享办公空间是一个有公共办公桌的空间。那些通常在家工作、旅行中或恰好在该地区工作的人，可以支付一天通行证或购买每月会员资格后进入，在有Wi-Fi和其他办公室设施的商业环境中工作。共享办公空间已成为，传统公司和年轻初创公司更好地利用员工生产力和最大化潜力的优选空间。
孵化器是一个公司或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帮助创业公司成为一个企业，通常包括与风险资本家和辅导活动的合作。大多数孵化器都有孵化空间，是入驻初创公司的办公或合作空间，可以是高科技实验室空间（如LabCentral）、原型制造商空间（如绿城实验室）或纯粹办公空间。
其中一种特定类型的孵化器被称为加速器，与初创企业的早期阶段相匹配，加速时间相对较短期，通常为90天到几个月；同时加速器也是一个投资者，为初创公司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资本（一般大约5％的股权），如波士顿的加速器MassChallege，自2010年以来已经加速了617家公司，在全球创造了4802个工作岗位。[22]
而另一重要的办公型公共空间是公共创新中心。虽然有些创新中心有可能设立共享办公空间或孵化器功能，但创新中心的目的是，为创新街区内的成员以免费或收费的方式提供空间，用于会议、活动或培训等。例如，收费的剑桥创新中心（CIC）是一个办公楼内的私人共享办公，但又设法避免成为免费、舒适的公共空间，而纯粹公共创新中心往往可以向更广大的公众提供更广泛的活动和计划，如波士顿海港广场的街区会客厅（District Hall）。[23]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创新创业企业向城市中心区集聚这一特定现象，不管是否用“创新街区”进行命名，这一转变给城市的再发展带来新动力和新气象。[4]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
1，基于对已有概念的对比探讨，提出宜采用“创新街区”来反映，创新创业企业向城市中心区集聚这一特定现象，“城市特质”（cityness）是其根本特性之一；
2，创新创业企业、知识员工与地方政府等三个行动主体，都能从创新街区的建设中增加收益是内生动力所在，创新创业企业追求良好城区生活环境能提升知识“溢出效应”，知识员工因办公空间的演变倾向良好城区生活环境，地方政府则可缓解中心城区复兴压力并提升城市经济弹性；
3，公共空间（社交型公共空间和办公型公共空间）重新定义了街区的公共利益，新公共利益的塑造有助于激活街区创新活力，特别是以公共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办公型公共空间已成为创新街区的核心地标。
这些研究发现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以新公共利益激发城市街区的创新活力，“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城市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有重要的政策借鉴价值。
一是，应因势利导推动我国城市创新街区建设步伐。当前我国城市正处于从严重依赖“摊大饼”式的规模扩张向城市内涵发展转变的关键阶段。在“新型城镇化”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两大国家战略背景下，应积极发挥中心城区在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仅强调对高端商业和商务办公、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积极跟进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创新街区建设蓬勃发展的最新趋势，学习借鉴伦敦硅环、剑桥肯戴尔广场和波士顿海港广场等创新街区的规划建设经验，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创新街区的建设步伐，是“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关键路径。
二是，发挥政策工具引导作用。积极实施中小公司激励计划，鼓励私人发展中的创业公司和大公司的组合，并尽可能创造廉价的办公空间，特别是通过实施共享办公，在可能的办公空间实施租金上限，以防止纯粹大型租户情形的出现。实施公共空间计划和24小时社区计划，以集聚人气、促进沟通和激活创新活力，特别是打造街区的公共创新中心，如免费的微软NERD模式，或是购买第三方服务（政府提供财政补贴）与非营利运营商进行合作的波士顿街区会客厅模式等。
三是，激发社会资本主导作用。积极鼓励私人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合作推进创新街区建设。推动私人开发商开发小型企业和创业企业可承受的灵活办公空间的想法，转变成为街区政策计划，并适当允许相对较大的企业租户补贴成本。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共享办公空间，以缓解中心城区不断上升的租金压力，鼓励房地产开发商承担创业企业入住风险，满足创业公司与小公司的发展需求。借鉴收费的剑桥创新中心模式，以PPP模式鼓励私人开发商推进半开放型创新中心吸引租户，获得空间使用的灵活性与政府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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