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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泽迷云 曹学林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执著的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一双眼睛锐利而充满自信。他始终认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村庄——兴泰镇三里泽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它的地下，埋藏着许多秘密，等待着人们去揭开。 他叫王淦，已近八十岁高龄，曾在原县供销部门工作，退休前调回家乡兴泰，数十年痴迷文物古迹和地方文化。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在负责筹建天目山物资仓库和之后担任仓库主管的八年中，对于发现和守护天目山遗址及出土文物，付出大量心血和辛劳。退休后，他回到老家三里泽，又开始了对三里泽历史传说和文化遗存的调查和保护。 三里泽位于兴泰镇西首，南临俞垛镇龙沟村，西与兴化市边城镇接壤，全村共有二十九个村民小组，一千二百一十六户，常住人口四千零九十四人，耕地面积五千五百零五亩。其村部所在地有一座东西分布、规模较大的村庄，即为三里泽庄。庄前有一条河流，向东转弯向北，再向东向北蜿蜒而流。其曲折拐弯处，有一片坟地，当地人称“刁庄”。与水乡其他村庄相比，三里泽没有什么两样，很普通，很平常。然而民间流传的关于“刁大王”和“建陵城”的两则传说，却让这里变得有些神秘。而1999年12月，四笏宋代银铤的出土，以及其后所进行的考古调查发现的大量唐宋时期的陶瓷残片和宋代古井，更让三里泽进入了文物工作者视线，引起文化部门重视。在近十年的时间内，文物工作者经过多次探查、研究，初步认定，三里泽村拥有一处保存较好的唐宋时期聚落遗址，并确定了遗址的大致范围。 我对三里泽早就耳闻，但一直没有去过。在我分管文物工作后，王淦老先生找到我，向我介绍了三里泽的有关情况后，对我说：“三里泽确实不寻常，它不但是一个唐宋古遗址，它的地下还有一座城，就是晋代侨置在这里的建陵城，繁华达百年之久；还有，北宋皇帝的驸马刁大王在这里还建立过抗金根据地，方圆数十里的地盘都归他管辖呢！” “这些仅仅是传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我说。 “怎么没有，证据可多呢！”王淦说。 关于建陵城，王淦告诉我，书上记载，在距泰州与东台各六十里的中间，有一座建陵城，该城建于晋王朝后期，后因地震沉陷。三里泽距泰州和东台，都差不多六十里，可以判断，当年建陵城的位置就在三里泽地域。近年来，他们已发现了地下街道的走向、位置，在村北部方圆二百米范围内，地下街道、古井处处都是。最近在通村公路南边六十多米处，钻井机钻到土层一米以下就无法钻下去，下面还发出空声响。八年前，他还曾在东庙见到一块很粗糙的青铜镜，上面刻有“建陵城”字样。 “那面青铜镜呢？”我问。 “可惜被人盗换了！”王淦说。 我很遗憾，尽管不知是不是真有这面铜镜。 王淦又向我介绍起“刁大王”来。他说，刁大王是宋钦宗的驸马，北宋时，金人南侵，钦徽二宗被俘，刁大王带领残兵败将以及王朝家眷逃到已经早已荒芜了的建陵城旧址，即今三里泽所在地。他们在此招兵买马，建起刁氏小王朝，整天操练兵马，开沟挖河，修筑工事，与岳飞结成同盟，共同抗击金兵。今天已成坟地的“刁庄”，就是当年刁大王的“王宫”所在地。 “关于刁大王，有没有什么出土的物证呢？”我问。 “有啊！”王淦说，“有石棺、金冠、金盔、金元宝、玉蝉、铜镜、印章、石鼓等。” “这么多？”我很惊奇。 王淦对我如数家珍—— 传说刁大王逃到三里泽时，运来一个石棺，埋到地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三里泽人在刁庄河边还见到这个石棺露在外面，有人还坐在棺盖上洗过脚、磨过刀。石棺里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有人说是尸体，也有人说里面装的不是尸体，兵荒马乱，刁大王没有必要将尸体从汴京运到数千里外安葬，之所以用石棺，是为了遮人耳目，里面装的可能是金银财宝。曾有不少人都打过它的主意，但因听传言说棺中有暗器、毒气，最终无人敢动。当年生产队长许光前为保护它，用土将它掩埋。后来河堤坍塌，石棺陷入了河底的淤泥中，至今未再发现。 上世纪初，村民许时官的母亲与小叔子一起罱泥时，发现了一顶金冠。吃午饭时，她一个人将金冠上的泥洗干净，然后戴到头上。不料，金冠很重，从她的头上滑下来掉到了河里。金冠上同时掉下一块金片落到船上。她用金片打成金坠儿传给了后人，而她自己则因金冠太重，扭歪了脖子，从此成了村里有名的“斜头奶奶”。 上世纪四十年代，村民许时官的伙计在挖墒时，挖到一只精美的大罐子，发现里面放着一个绿灰色、像斗一样的东西，很重。他认为罐子很好，便将罐子留下，将里面的东西扔掉了，当许时官叫他回头再找时，已无法找到。不久。木匠许同官耕田时，犁头上套了一个铁斗样的东西，感到很特别，于是拿到船上去洗，洗净后一看，像是古代人戴在头上的金盔，由于太重，手没有握得住，也掉到了水中。所巧的是，金盔上同样掉下一块金片。他在河里扒来扒去，金盔也没有捞上来。他把金片拿回家打了一副金坠，现在还戴在两个孙媳耳朵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村民姜志林老婆与他父亲在刁庄扒泥，又一次扒到了金盔，可不小心又滑到了水里，他们在原地捞了两天也未捞上来。 这些人证物证，王淦说得有鼻子有眼，可我总感到怀疑，怎么就这样巧，金冠、金盔都被发现了、捞上来了，最终还是滑到了河里？而且又都掉下了一块金片，被打成了金坠，还戴在后人的耳朵上？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至于石棺，果真存在，那么大一个东西，沉在水底下，总不会长了脚跑掉吧？将河里的水车干了，再挖地三尺，不信找不到它。当然如果它并不存在，那就肯定找不到了。但这些想法我没有对王淦说，想来他也不会认同。而民间的传说，总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 我决定去三里泽实地看一看。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和窦亚平、王正奎二位文博专家一起来到三里泽。文化站长和王淦老先生已在刁庄河边等候。我们沿着狭窄的田间土路走到河边。王淦挽着裤腿，身上溅有不少泥迹，手上拿着几片陶瓷瓦片。河里水已抽干，有人正拿着吸泥泵在抽吸淤泥。我问：“你们这是在找石棺？”王淦笑着说：“正好村里疏浚河道，顺便找一下石棺，一举两得。”然后指着河中一处地方说：“那里就是石棺陷落的位置，这次争取要让石棺重见天日！” 我说：“但愿如此。” 然后我们又顺着河边路道行走，不一会儿踏进刁庄地界。所谓“刁庄”，已经有名无庄，成了一处乱葬岗，村里人家的祖坟都葬在这里，坟地里高低不平，草木葱茏，坟堆一个靠着一个，四周好远都没有人家居住，颇有一点荒寂阴森的感觉。我们站在路边，向里面眺望。王淦指着一处处高高低低的地方，告诉我们，当年刁大王在刁庄设有两厅，南边是大厅，北边是小厅，大厅高出地面三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窑烧砖时被铲平。当时地面有许多瓷瓦砖石，村民丁振中在清理根基时发现了一个直径七十公分、高五十公分的石鼓，石鼓的周围都是木头灰烬，石鼓的颜色也被烧黑，由此推断，刁大王的“王宫”可能毁于战火。该石鼓后来被用在码头上做了踏脚石，可惜今天已不知所终。后来平田整地时在北厅位置还发现不少古瓷器，如今也散失殆尽。面对眼前一片荒冢，我不禁叹息，果真这里千年之前曾是王的家园，今日却湮灭如斯，不能不令人顿生凭吊之意。 离开刁庄，我们又去三里泽庄。经过几块农田和几条河道，王淦不停地告诉我，金冠是在哪条河里扒上来的，金盔是在哪块田里发现的，又掉到哪条河里去了。还有玉蝉、铜镜、印章、金元宝是在哪里挖到的，又是什么时候被文物贩子买走，或者又遗失在什么地方的。王淦都指点得一清二楚，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让你不由得不相信。 到了三里泽庄，王淦带领我们去看城墙、城砖和地下街道、地下古井位置。我们在街巷中穿行。虽然庄子里的房子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砌的，有的就是最近几年才建的楼房，但还是从那磨得发光的石板桥上，从那布满青苔的古砖巷道中，从那庄头至今残存的断壁残垣里，从两座古庙的香火烟气里，从百年黄杨的苍老年轮中，感受到了氤氲在三里泽村一街一巷、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的古老气息。当然，尽管也看了地下街道、地下古井位置，但因为在地下，谁也不能确定它的真假，只能靠以后的实地考古挖掘了。 2011年5月9日，王淦先生所写的《古老神秘的三里泽》一文得到姜堰市时任市委书记王仁政的批示。为此，兴泰镇与文广新局专门成立了三里泽历史文化调查与文物保护领导小组。8月23日，由我带队、姜堰市博物馆王正奎馆长、专业人员陈炜参加的调查小组再赴三里泽进行考古调查。之后又邀请泰州市博物馆具有考古领队资格的王为刚主任和郭正君、张伟等三位同志来三里泽展开田野调查。通过对地下街道、地下古井进行考古挖掘，对三里泽所有遗物遗存进行登记、拍照、鉴定，对民间传说故事进一步搜集整理，并从有关历史文献、方志资料中查找三里泽与建陵城、宋代刁大王之间关系的蛛丝马迹。经过几个月的考古调查和后续考证，形成了一份比较详细和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 然而这次考古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超越之前有什么新的发现。查阅了包括《隋书》在内的国史并无“三里泽”与建陵城的相关记载，现存的《万历泰州志》、《崇祯泰州志》、《康熙泰州志》中亦无明确记载，清代乾隆年间东台从泰州划出，三里泽归属东台，东台首部方志《嘉庆东台县志》及故宫藏本《民国东台县志》中也无记载。按照王淦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考古专家们在可能出现“地下街道”和“地下古井”的区域打了共计三十五个探孔，未能发现任何地下街道及古井的痕迹。而疏浚河道的工人将刁庄河底的淤泥全部抽清，也未发现石棺的踪影。史书中也未查到关于刁大王的任何信息。在对所有出土的遗物遗存进行考证的过程中，未发现任何晋代遗存。出土宋代银铤的地方，仍然是考古人员极感兴趣之地，在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内，通过现场勘探、挖掘和文化层清理，又发现了不少唐宋时期的陶瓷残片、带有弧度和卯榫的宋代井砖以及保存比较完好的宋代水井等。其余发现的大量文物均以明清为主。 关于建陵城，关于刁大王，都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支撑。得到再次确认的是，三里泽确是一处唐宋遗址。但这种遗址在里下河地区并不罕见。省文物局和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在泰东河沿线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十余处唐宋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姜堰俞垛姜茅村马家驿即是一处这样的遗址。而根据考证、比对、分析，唐宋时期的三里泽遗存与现在的三里泽村庄并不连续，存在文化断层。为什么唐宋时期三里泽的聚落文明会湮灭而没有传承下去呢？专家们推测，可能是遭遇了洪水、海侵等自然灾害，导致包括三里泽在内的里下河多个村庄遭受灭顶之灾。现今的三里泽是由元末明初沿袭至今的，村民的祖先多是元末明初由外地迁入。而明清沿袭至今的古村落姜堰地区为数不少，如淤溪镇杨庄村等，其古村风貌的完好程度甚至大大超过三里泽。 这次考古调查还纠正了一个讹误。之前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据出土的明代正德五年地券（冥契）记载，三里泽曾于明代被称为三里泽市。”经过调查了解，地券又叫冥契，是三十年前村民王德明在挖地时从坟墓中发现的，该地券现保存在王德明家。经过对文字的仔细辨认，发现上面所记载的不是“三里泽市”，而是“三里泽庄”。当然，不管是“市”，还是“庄”，三里泽的名称最早出现的年代，不晚于明正德五年，这是可以确定的。但唐宋时期是否就已叫这个庄名，目前无任何资料记载。 三里泽考古调查结束后，我查阅有关资料。首先阅读的是姜堰文博专家、副研究馆员窦亚平在《中国钱币》杂志发表的《江苏姜堰三里泽出土的银铤》一文： “1999年12月29日，江苏省姜堰市兴泰镇三里泽村通达工程铺筑路基工地，民工陈顺珍在公路北侧排水沟的文化层中发现古代银铤四笏，现藏姜堰市博物馆。 “四笏银铤形制相同，均为两端平头的束腰形，系用同一范具浇铸而成。正面都很平整，背面略微内凹，有密集分布的蜂窝状气孔，正背面四周棱角线条较一致。银铤长146毫米（正面）-160毫米（背面），两端宽65毫米（正面）-80毫米（背面），腰宽（正面）45毫米-55毫米（背面），厚24毫米；银铤两两等重，分别为2.08千克和2.085千克。 “宋人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卷十一中说：‘今人冶银，大铤五十，中铤半之，小铤又半之，世谓之银铤。’经换算，三里泽出土的这批银铤，可以基本确定为宋制五十两的大铤。这批银铤通体灰黑色，外有一层包浆，其形制极类似于1993年3月江苏金坛发现的银铤；与北宋绍圣二年福州折博银，背铸阴文‘王镒’两字的银铤亦相似。与1994年湖北黄石陈伯臻出土窖藏南宋银铤相比较、再和1981年10月江苏溧阳平桥出土的窖藏南宋银铤对照，总体风格基本相似。 “宋代银铤多为束腰类，两端的变化大略是渐渐由平头向弧首演变，到南宋时就明显体现出来。三里泽银铤的平头、束腰特点正与此同。因此基本可以认定，三里泽银铤为宋代银铤，年代更靠近北宋一些。埋银铤的地方是个宋代的窖藏遗址，当时也许是遇到了特殊情况。” 该文对银铤的考证有理有据。作为三里泽唐宋遗址的物证，银铤与其他出土文物一起，发挥着一种“以物说事”的作用。当然，三里泽怎么会有这四笏银铤，却难以断定。宋代银铤的用途，一是赋税；二是专卖收入；三是上供；四是进献；五是赏赐；六是官员俸禄等。这四笏银铤到底从何而来，其真实用途是什么？难以考证。 那么，关于“建陵城”的传说就是子虚乌有的吗？ 《道光泰州志》卷之一中记载：“建陵废县在泰州东北七十里，本东海郡属县，东晋义熙中侨置于此。”这与王淦所说的“六十里”虽有误差，但方位相同。至于这座城（县）到底在哪儿，没有明确记载。兴化称在边城或者张郭，东台称在时堰或者溱东，但也都没有发现晋代遗存。城址会不会就如传说故事中所说的在三里泽呢？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三里泽也未发现晋代遗存。那么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是否真的存在过“建陵城”？查阅郭黎安教授的《江苏境内东晋南北朝时期侨州郡县考略》（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与《道光泰州志》中记载互为印证： “西晋永嘉丧乱后，北方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先后建立了十六国。于是，晋室东迁，中原汉人也纷纷南下避乱，流徙到长江流域或更远的闽、广、交阯一带。流民南下，固然带来了劳动人手，但他们脱离本域，随处就食，成为一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如不及时加以安置，势必会影响东晋政权的巩固，甚至重演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为了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东晋政府便在流民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以其北方原籍为名的地方行政机构，称为侨州郡县。” 在“南兖州”名下，有“海陵郡建陵县”的记载： “海陵郡建陵县：建陵，西汉属东海郡，治今沭阳县西北，因建陵山而得名，东汉省。东晋义熙中侨置，据《隋书·地理志》，隋省入海陵，侨地在今泰州。” 由此可见，晋代侨置的建陵城（县）在泰州是存在的，有关史料中记载的区域方位应是准确的。至于到底是不是在三里泽，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只是需要有出土文物来佐证罢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是不能妄下定论，更不能牵强附会的。我想，也许在某一天，三里泽会真的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传说中的“地下街道”、“地下古井”、“城墙”会浮出水面！ 至于刁大王的传说，也许与宋代农民起义有关，也许与岳飞抗金有关，史书没有记载，石棺至今无影无踪，金冠、金盔难寻踪迹，但要否认也难，有“刁庄”遗址在，有那荒芜的坟地在，有御厨房、南厅北厅、刁大王墓的遗迹在，还有那么多有名有姓的目击者。还是且让这传说继续传说下去吧。其实，许多的传说并不需要去做什么考证，它的扑朔迷离、它的神秘莫测，正是它永久流传的美丽之处。 （写于2013年10月13日—23日） （发表于2014.9.29.《姜堰日报》，2017.第1期《泰州记忆》） （收入曹学林文化散文集《寻踪与倾听》，广陵书社2014.出版） （摄影：王根林）
参考资料：王淦《古老神秘的三里泽》；三里泽村历史文化调查与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兴泰“三里泽”历史文化调查报告》；窦亚平《江苏姜堰三里泽出土的银铤》（2005年《中国钱币》）；《一位古稀老人的文物情缘》（西祠胡同网）；郭黎安《江苏境内东晋南北朝时期侨州郡县考略》（《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等。 自在学林 一个人的文化、文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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