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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树剑，青年中医学者，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探析宋代2次解剖学事件与由此绘制的解剖图《存真图》《欧希范五脏图》，并对宋代解剖图的绘制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宋代解剖图重写意、轻形质，在脏腑位置、形态与生理功能的表达上存在以图像求证经典的基本立场。在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宋代解剖事件与解剖图的绘制，并没有将医学带向实质脏器研究，并进一步探求生理的科学方向，本应“眼见为实”的医学解剖图在经典意识的影响下远离了医学真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剖学是医学的镜子。解剖学的发展程度反映了医学的进步程度，尤其是对古代医学而言。审视早期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彼时代的古人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已经相当丰富。不过由于早期解剖的局限性，以及“天人相应”等哲学观念的影响，《内经》中的解剖发现过早地与哲学观念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期医学的实证取向。
历史上的解剖事件，较早的是新莽时期对王孙庆的解剖试验。《汉书·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捕得，(王)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其终始，云可以治病。［1］”不过，汉代的人体解剖实验只见有文字记载，并无图存世，其后有医学意义的解剖案例几成空响，直至宋代方有2次知名的解剖事件。与王莽时期的解剖事例不同，这两次事件直接有解剖图绘成，成为研究中医解剖思想的重要物证。 1 宋代解剖事件与解剖图 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一则解剖学事件与新莽事例颇为相似。《郡斋读书志》：“崇宁间，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亲决膜，摘膏肓，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介校以古书，无少异者，比《欧希范五脏图》过之远矣，实有益医家也。［2］”又《史记标注》引杨介云：“崇宁中，泗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观，决膜择膏，曲折图之，得尽纤悉，介取以校之。其自喉咽而下，心肺肝脾胆胃之系属小肠，大肠腰肾膀胱之营垒其中，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源委流达，悉如古书，无少异者。［3］108”这次解剖学事件有了画工的参与，留下了史上著名的《存真图》。杨介作为当时有名望的医生，被邀请对画工所绘的图谱进行校正。宋政和三年(1113)，杨介又在《存真图》的基础上益以十二经，绘成《存真环中图》［3］108。僧幻云曰：“存真，五脏六腑图也”；“环中，十二经图也”［3］108。《存真图》《存真环中图》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经脉书的绘制多以此二图为蓝本。
《宋史·蛮夷列传》：“……悉擒之。后数日，又得希范等，凡获二百余人，诛七十八人，余皆配。仍醢希范，赐诸溪峒，绩其五藏为图，传于世，余党悉平。［4］”南宋·赵与时撰《宾退录·卷四》：“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吴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于世。［3］107-108”宋·郑景璧《剧谈录》：“世传欧希范五脏图，此庆历间杜杞待制治广南贼欧希范所作也……翌日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3］108”以上记录的是庆历(1041～1048)间另一则解剖事件，事在崇宁事件之前，医与画人合作绘成《欧希范五脏图》。时推官(掌刑狱的职吏)吴简描述了解剖所见的情形：“吴简云，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傍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惟希范之心，则红而硾，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有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在心之左。至若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3］108”
目前《存真图》《存真环中图》《欧希范五脏图》均佚，据现代学者研究，可以通过以下文献得窥以上解剖图概貌，如日本僧幻云《史记》注、中医古籍《华佗内照图》、清·严振《循经考穴编》、日本梶原性全的《顿医抄》与《万安方》，而在《针灸聚英》《针灸大成》《三才图会》《凌门传授铜人指穴》《人镜经》等古籍中亦有引录［5-6，18］。 2 宋代解剖图的立场 2.1重意轻形 《欧希范五脏图》与《存真图》绘制是医者直接参与的工作，其绘图的风格与内容可以透视中古时期医者对解剖学的立场。从现存资料看，其图像绘制风格多是示意而非写实。这固然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注重写意有关，更多的是体现了作者对解剖的认识取向。传统中医学重视内景与外形的关系描述，对肌体组织的实际形质注目较少。《内经》中对脏腑的描述虽有一定的实质观察基础，但其描述更注重内外联系，比较强调的是“藏象”的概念，即《灵枢·本脏》“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从某种意义上来，《内经》的身体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模式化的身体。皮国立云：“人体脏器系统在《内经》固定下来之后，‘五脏六腑’的形质研究，就不再是医家的关怀所在。五脏六腑成了组织功能知识的观念架构。［7］” 2.2以图证经 2.2.1 内脏的位置 《万安方》所载《存真图》的传本“前向图”是肝脏在左，而《内照图》传本则改为肝右脾左(图1左图出于《万安方》，右图出于《内照图》)。肝居于左侧，在解剖学是一个显然的错误，但是古人却将其画错，其原因是“肝生于左”是中医学的经典理论之一。《素问·刺禁论》：“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这是“肝生于左”的源薮，毫无疑问，这一段的本意是针刺不可刺中要害，对肝的认识是实体之肝。由于古人对解剖的认识水平较低，以及抱有数术化的身体观念、偏重思辨的以外揣内的思路等，文献中并没有认为“肝生于左”有何不妥。《内经》的脏腑已然为数术化的状态，脏腑的位置按照五行阴阳的原则来设定，其具体的位置倒是居于次要位置了。后世一般对《内经》所述脏腑位置与实际不符解释以气化理论来搪塞。清·高士宗《素问直解》：“人身面南，左东右西。肝主春生之气，位居东方，故肝生于左。［8］”一个明明白白的脏器，其位置居然混淆不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例。作一个假设，如果刑场上仅有解剖者与画工在而无医师在侧，其脏器的左右当不会舛误如此。恰恰是有熟读经典，对“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源委流达”了如指掌的医师，才会绘出肝置于左的“解剖图”吧。 图1 选自《中国针灸史图鉴》[5]19;24 同样的错误出现在对心与脾的位置的处理上。心脏的正确位置在中央偏左的地方，但《万安方》《内照图》等对心的位置无疑问地置于肺下中央(图1)。这个貌似无伤大雅的错误其实也体现了作者绘图时的立场。《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与“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将脏腑功能比喻作职官系统。作为“君主”、“五脏六腑之主”的心，自然也应该居于胸中之宫城，上有华盖了。可见脏腑的具体位置其实并不是古人所关注的重点，完全可以根据理论基础来安排，这正是杨介所谓“校以古书”的理路。 图2 选自《中国针灸史图鉴》[5]23 2.2.2 内脏的形态 看宋代解剖图脏器位置固然有些差异，其形态的画法也不是完全依据解剖所见。兹以肺脏、心脏为例述之。肺在《灵枢·九针论》中被描述为“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难经·四十二难》：“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古书对肺的形态描述大抵如此。这一文字描述成为后世解剖图绘制的重要标准，将肺正面画作六叶树叶状或作伞状，背面或画作两叶，或画作荷叶状，共同形成“华盖”状(图1)。在《针灸聚英》《类经图翼》等单独脏腑图中，肺脏不仅更像一只“华盖”，而且图旁的文字注明“六叶两耳”［5］31。《凌门传授铜人指穴》传本《存真图》中，《心系之图》的心脏上有朱笔点的7个点(图2)，很显然这是依据《难经·四十二难》心“中有七孔三毛”而绘。 2.2.3 脏腑生理 《存真图》中有两幅较为典型的体现古人生理观念的图，即“阑门分水图”和“肾通于髓图”(图3)。“阑门分水图”画的是小肠大肠与膀胱，按照现代生理观，这幅图绘制了人的代谢吸收生理。《灵枢·营卫生会》阐述了代谢吸收的过程：“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这一段阐述的是尿液的生成，认为尿液由肠道渗透到膀胱，这显然是古人的推测。《难经·四十四难》曰：“大肠、小肠会为阑门。”“阑门分水图”标注了阑门的位置，同时在膀胱上端画了一条管道，意为联结小肠，并标注了分水。其绘图旨意完全按照《灵枢·营卫生会》生理描述所绘，胃中糟粕下入大肠，小肠泌别清浊，下渗入膀胱而成尿液。 图3 选自《中国针灸史图鉴》[5]21 再看另一幅图“肾通于髓图”，与“阑门分水图”的绘制思路一致，作者没有根据解剖实际将肾作为一个泌尿器官对待，看不到肾与膀胱之间的联系，而是将其作为与脊髓、脑相通的一个器官，其绘图的依据主要是《内经》中“肾生骨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诸髓者皆属于脑”(《素问·五脏生成》)等描述。同样这样具有生理意义的图像，只有熟谙《内经》《难经》经典的医师才能够绘制出来。 3 余论 《内经》即有解剖形质的基础认识，然而在《内经》之后的身体观念描述里，却少见有价值的解剖学发现。王莽时期的解剖案例并不能与当时的医书所印证。宋代虽然绘制了解剖图，但其基本旨归还是印证经典的论述，并非创造性地发现与提出解剖与生理学问题。而且作为图像记录，原本应该更注重表现实体脏腑的形质，但从宋代绘制的解剖图来看，却并非如此，图像无论是绘画技法还是空间表现，都偏于意象而远形质。
究其原因，对《内经》《难经》等古书的迷信与尊奉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内经》中对脏腑内外连属的“完美”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解剖学的进展，其解释性的语言以及后世不停地诠释注解，都在强化《内经》的“完美”程度。此外，后世医者亦应用《内经》的内外连属原理来临床治病，这种功利主义的成绩也令探求脏腑形质的必要性受到冷落。再者，解剖学的确是一种复杂的科学，在相应的学科研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试图通过解剖学认识到人体的生理，犹如无舟出海，舍径登山。历代医家未必不想洞明脏腑，然而因于相应学科知识的不足，致使古代医家的解剖与观察捉襟见肘。
是故，宋代解剖图的绘制虽是医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影响也堪称深远，但还未走向实质脏器研究，并进一步探求生理的科学方向。其基本指向还是以图像求证经典，用《内经》中的生理阐述来推导，甚至指导解剖图的绘制，从而进一步巩固经典的地位。解剖图绘制的标准本应是眼见为实，然而在其经典意识的影响下，解剖刀却成为古书观念的婢女。
当然，在现代生理与解剖学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之前，古人绘图必然受到先验观念影响，中外概莫能外。《剑桥医学史》有一幅插图，将疾病、创伤与黄道十二宫相联系并注解云：“中世纪晚期，图谱的功能不是描绘呈现在画家眼前的景象，而是代表视觉形式上的一般真理。蹲坐的人，描绘前额和叉开的双腿，被用来显示疾病、创伤和黄道十二宫对部分身体的影响，与现实主义是不相关的：目的是加强言语信息，指出学术上的药物疗法的标准结论。［9］”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4145-4146. [2]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18. [3] 日·丹波元胤.医籍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4]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221. [5] 黄龙祥.中国针灸史图鉴[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6] 靳士英.《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考[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15(3)：272-284. [7] 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61. [8] 高士宗.黄帝素问直解[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363. [9] 美·罗伊·波特，等.剑桥医学史[M].张大庆，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50. 本文原载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年9月第22卷第9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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