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日瓦戈主题》（“拉拉主题”）源于1965年的英国影片《日瓦戈医生》。影片《日瓦戈医生》源于俄罗斯诗人、作家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名著《日瓦戈医生》。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版电影《日瓦戈医生》获得第38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彩色摄影奖、最佳艺术指导奖、最佳服装设计奖、最佳原创配乐奖。相比之下，2002年美英德再次合拍的电影《日瓦戈医生》则只能算是默默无闻了。
意识形态的原因，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出席他的诺贝尔颁奖仪式，并且受到国内的严厉批判，还差一点进了劳改营。
但真正传奇的却是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娅与这部作品的悲欢。 帕斯捷尔纳克认识伊文斯卡娅的时候，《日瓦戈医生》已经写到了第三章。他们惊奇的发现，书中情人拉拉的创作形象居然与伊文斯卡娅丝丝入扣。在后来的相识相恋过程中，伊文斯卡娅就更是成为拉拉形象的塑造原型。 
《日瓦戈医生》最后成为了伊文斯卡娅人生和命运的“过山车”。1949年，当局为了阻止小说《日瓦戈医生》出版，却将伊文斯卡娅投入了卢比扬卡监狱。在狱中，伊文斯卡娅坚持不揭发和承认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诋毁和颠覆国家，成为了世界瞩目的“英勇情人”。而帕斯捷尔纳克将痛苦和内疚化成了疯狂的写作，满腔的激愤与激情注入到了书中拉拉的形象。
1953年斯大林去世，伊文斯卡娅侥幸获释。她出狱后，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秘书、编辑兼打字员。《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她从头到尾打过两遍。1957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并于次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去世。葬礼上，他的妻子“不准伊文斯卡娅同他告别，伊文斯卡娅在门前站了一夜，最后只能在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柩。此时她五内俱焚，晕倒在地”。葬礼后的两个月，伊文斯卡娅和女儿伊琳娜再次因《日瓦戈医生》一书被捕，直到1988年才获得平反。1995年，八十三岁的伊文斯卡娅在莫斯科去世，死前，她给俄国总统叶利钦写了最后一封信，要求政府把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她的情书还给她。她的愿望没有实现。
《纽约时报》在当年9月13日刊载的“讣告”中，将伊文斯卡娅与俄国两位大诗人生活中的女子相提并论，说：“有如若无安娜·凯恩,普希金就不完整，若无伊莎多拉，叶赛宁就什么也不是；倘若没有奥尔迦·伊文斯卡娅，《日瓦戈医生》的灵感源泉，帕斯捷尔纳克就不会成为帕斯捷尔纳克。”
早年读到《日瓦戈医生》时，对拉拉并无好感。因书中日瓦戈妻子冬妮娅是位薛宝钗式的人物。反衬之下，拉拉少年失足、受人控制、性格复杂、情感茫然，最后丈夫自杀。处在和平时期，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大动荡年代的人们。在战争与动荡中，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犹如浮萍，随波逐流。他们其中，最优秀的份子把握了时代的方向，而大多数不可避免的如同日瓦戈一样。多年后，再读《日瓦戈医生》，终感悟拉拉身上人性的光芒。
1965年版的电影《日瓦戈医生》，改编原著无疑是成功的。但就是即便这样，在细读过原著后再看电影，依然很不适应。大概受篇幅限制，影片中拉拉的形象已圆润美化很多。与小说相比，人物关系无法充分展开。再来演绎，似乎就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三角关系。对此，倒宁愿做为两个独立的作品来看待。
1965版电影《日瓦戈医生》很唯美。虽然提名3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被当年的《音乐之声》旁落，但也风光的夺得其它五个单项金奖。足见巅峰实力。
影片主题音乐《Lara's Theme》至今依然流传。克莱德曼改编的钢琴版和填词后改编的《Somewhere My Love》（“重逢有日”）最为常见。 曼陀凡尼、保罗莫里哀、詹姆斯拉斯特三大轻音乐团均有此曲的改编版本。
电影题材的历史维度决定了故事的大格局。要是放在今天，由《地狱咫尺》（Two Steps From Hell）这样的公司来制作配乐，不定要搞出多么辉宏的动静。但是，我还是喜爱这娓娓道来、飘飘荡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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