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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锡垒 翻开是著，便见到仅四十个字而开宗明义的“自序”： “生来一俗人，向晚抖精神。 诗记征途事，品尝陈酿淳。 杏坛燃烛火，教苑守忠诚。 诗意盈胸次，圆将未了情。” 读此可知，从教一生的作者到了晚年，将自己近一甲子的诗作整理并出版，是圆了一个梦，了了一段情。 此书封面上的四句短诗，便是对此最好的照应： “世间原无神，我本一俗人。以文记所历，不枉来红尘。” 寥寥数语便把作者出集之由、之的，说了个明明白白——记录生活、感慨岁月、了却心愿。 我市著名诗词行家程家弼先生在该书的“题记”中写道：“笔记春秋见踪迹，步行冬夏对炎凉。一生衷曲吐心语，葵立阴晴总向阳。”对作者的人生宗旨、创作态度、为人处世作出了简要而准确的概括，为我们阅读本书提供了宝贵的钥匙和精当的指引，让我们顺着这座航标来品读全书。 本书共414首诗词（我把其中的一些短文算作“散文诗”），以时间为经，（1963一2017跨度五十四年）生活经历为纬，编织了一幅绚丽的诗词画卷。 书的前边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是“文革”时期所写，这些诗篇内容上突出政治；结合工农、战天斗地。情绪上热情洋溢、热血沸腾。词句上常见搬用、多有“口号”。这正是那个时期诗歌创作的鲜明印迹。请看以下诗句：“热血一腔人鼓劲，雄文四卷力无穷。”“潜心浣洗旧思想，跃步攀登公字峰。双手织成新锦绣，胸怀朝阳满天红。”“围建长提迎春色，红旗高举绘新图。”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读这些诗篇，就仿佛时光倒转，重回当年，置身那浓浓的“红色氛围”之中。这也算得上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功效吧。 从第44页的“恋佳姻”、“钗头凤”开始，诗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题材比“文革”时期广泛多了，有对改革大事的吟咏，有对新生事物的讴歌，有对领袖先烈的缅怀，有对教学实践的感受，还有师生间的相互勉励、同学亲友间的思念、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对梦境的追忆…… 诗的风格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作者的创作是与时代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的。从此处起，充满火药味的“口号诗”没有了，而出现了一些充满生活情味的诗词。且看下列诗句：“环视江南满园春，人才济济赛群星。不是浔阳江头女，哪有忧愁暗恨生？”“红娘纱窗报喜讯，多娇含情离闺门。软玉温香怀中抱，雪肤花容枕上亲。”“牵纤手，轻拂柳，渚荷塘畔沿溪走。” 我不是说这样的诗歌好，而“文革”时期的诗就不好，我想说的是：一个时期的作品正好能反映一个时期的政治气候和精神面貌，把这些作品组合起来看，正好体现出时代发展的轨迹。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们已经走过和正在经历的岁月。 有人读了是著，说：“生活面狭窄，着意不深。”我认为这是一种无由的批评，甚或可谓之为“无端的指责”。作者教书一生，“教室——寝室——食堂”三点一线，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岂能要求他的作品，像专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那样厚实，那样丰富多彩？能如此笔耕不辍，用诗词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历所为，已属难能可贵了，庞大的教师队伍中，能如此者，恐怕是屈指可数的。 又有人读是著后，提出“诗律不严不谨，竟犯韵脚同字之大忌”的批评，对此，作者似有预知，且读“后记”中的相关论述：“当时能读的书很少，学写诗词，多从《毛主席诗词》揣摩格律，又不能了然于胸。”可见由于时代的原因，条件的限制，作者早年的诗有“违律”的现象，在所难免。在“后记”中作者还特意写到林黛玉给香菱讲诗的一段话，其中有言“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是使得的。”可见我们不能有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径须”的“迂”，只符合郭沫若先生说的“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的“度”就行了。 再说，从“合律”的情况看，全书呈“渐好”的趋势。也就是说除了早年的作品有“违律”的情况外，晚年的作品基本全都是合律的。还有一个情况，不知提出这种批评的朋友注意到没有：凡“律不严谨者”，作者都在题首加了“拟”字的。 作者整理出版自己近六十年的诗歌创作，或者说用诗歌叙写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读罢全书，我们领略了“文革”时期的红色氛围，我们感受了“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我们更多地体悟到的是：作者对事业的忠诚，对学生的热忱，对亲人的挚爱，对友人的诚信……我们仿佛穿越时间的隧道，被作者引领着观赏了一遍他的人生之路。 《笔记春秋》一书于作者而言，是对自己人生轨迹的艺术再现。于读者而言，可从中看到一位资深高中语文教师，在创作道路上的矢志不渝和苦苦求索。自然也能从作品中获取一些生活哲理、处世经验，还包括写诗填词的技巧。 2018、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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