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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有两条高墩弄，“乌鹊桥高墩弄”和“专诸巷高墩弄”。乌鹊桥曾是苏城史上最有名的一座古桥，专诸巷相传是刺客专诸曾经住过的地方。高墩弄这么称呼并非想高攀，只为区分。 高墩弄多半原来是个瓦砾高墩，是片荒场。自五代十国以来，至1949年解放，苏州千年间战乱频繁，城市屡遭破坏，这些高墩墩大多应是清理废墟集中堆积泥土瓦砾所形成，也有因建筑年久失修，终致倒塌沦为高墩的。之后或被走出一条路，整出一片场地，后来盖了房子便成了一条小弄堂，路多半是弯曲、窄小的，房舍也是低矮、局促的。 这里说的是我住过近半个世纪的城南乌鹊桥高墩弄，一条总共不过十来个门堂子的小弄堂。小时候高墩弄被叫作“阎王路”。晨间四五点钟，小弄里水车木轮子在花岗石碎石子路上滚过隆隆作响。水车是一个密封的方形木箱架在两个车轱辘上构成的简易盛水车，对直弄堂口老虎灶老板每天天不亮就一趟趟到羊王庙河里汲水，用作老虎灶一天的用水。空车滚过的声音比较轻巧，盛满水的重车回来时，那声音“咕噜咕噜”特别沉闷。而随着车的颠簸，水从车箱盖的缝隙中不断溢出、溅出，流了一地。到六点钟模样，马桶倒入粪车那一阵特殊的水声，加上那“唰唰”作响的刷马桶声，提醒着粪车来了，于是女人们拎着或端着马桶出门，来不及梳洗的便蓬着头拖着鞋皮直接出来了，拎着、端着那承载着一家老小一整夜排泄物的沉甸甸的马桶集合在粪车旁。七八点钟，“叮铃叮铃”的铃声响起，那是倒垃圾的垃圾车来了。垃圾车一天按时来一次或者两次，专收生活垃圾。 高墩弄每天早上三车一过，满地泥浆水，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逢到雨雪天更是雪上加霜。于是每每走过的人总是嘀咕一声，阎王路”。“ 2． 高墩弄的居民以平民百姓居多，摆个摊修补套鞋的、挑个担走街串巷卖酱油卖水果的、拉车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劳力者，也有基层单位的书记、铁路职工、在伪法院谋过职的、营造厂的老板等等。一条小弄堂，一个小社 会。 我们家的小楼，是弄堂里开营造厂的老板在给别家造房子时落下的料建成的。很小，楼上三间，西间像小阁楼，窄窄的，只够搭一张单人床，床前放一张桌子。东间稍大些。中间一间有楼梯通楼下。当初只是我父亲一人在平直小学教书，权当单身宿舍买下了。我到读幼儿园的时候，母亲与我一起从小镇迁到苏州，一家三口住楼下足够了。所以在1949年以前，我祖母和两个嬢嬢没有迁来之前，楼上是租掉的——有一度，西间住了两个国民党的伤病员，东房住着三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母亲生前经常讲起一个叫老刘，年龄最大，一个姓胡，还有一个年纪最小，姓顾，常穿一件皮夹克，他们主要负责秘密刻钢板、印传单，然后带出去散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租住我家对门的吴先生，东吴大学化学系毕业，拒绝低薪，自己在家制造雪花膏度日，维持一家生计。一位夫人，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想来压力不轻，吴先生后来英年早逝。吴家的孩子，我记忆中童年的伙伴，你们都好吧？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苏州就有很多移民迁入。以高墩弄为例，弄堂里统共十来户人家，有贵州人、安徽人、宁波人、绍兴人、丹阳人、扬州人……巷口第一家是扬州人开的剃头店，几位剃头师傅都是老板的扬州亲戚。剃头店对门是开诊所的安徽人黄鹤鸣先生家，黄鹤鸣看疔、看疖很有名气，四乡八路的农民都会慕名而来。七十年代后苏州人都熟悉的电台“苏阿姨”节目主持人汪乐英正是老医生的外孙女。 5号院子解放军医院护士长家的住家保姆，来自扬州乡下，多年跟随主人家，一弄堂的人都随主人家孩子用苏州普通话喊她“妈妈”。“文革”期间女主人死于非命，男主人常年瘫痪有疾，一家人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妈妈”在没有工钿的情况下，一如既往地辛劳持家。之后男主人因病去世，“妈妈”协助料理后事后毅然留下，自己到定慧寺巷雨伞合作社去打一份工，贴补家用，抚养主人家两个未成年孩子。而今“妈妈”已经99高龄，三个孩子将她安置在一家安养院，经常不断地前去探望。 3. 高墩弄新一代当中，在苏州小有名气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苏州广电总台的“苏阿姨”，还有重铸干将莫邪剑的金海鸥，以及女书法家沈蓓蓓。“苏阿姨”汪乐英小时候就住高墩弄口。汪乐英连续主持了30多年的“苏阿姨”节目，苏州人打开收音机总喜欢听那一句糯笃笃的“苏阿姨来哉”。 说“新一代”，其实他们如今也都是当爷爷奶奶的年纪了。不过他们的孙辈们就再也没见过高墩弄了——他们出生时，高墩弄随着城市街巷的改造变迁已不复存在。 高墩弄也有它不为人知的显赫。表演艺术家秦怡的老师，国家一级演员蔡明的奶奶，音乐家蒋雄达的老师，都曾住在这条小弄里。小弄里还住过东吴大学的化学高材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 金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她大概六十来岁，中等个子，瘦小，清癯，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是一个清秀斯文、非常有学养的知性老太。她住在弄堂底一个石库门里，和胞妹住在一起。她一般不与人搭讪，别人也不大搭理她。我当时在一所首屈一指的中学教务处工作，也算弄堂里唯一的大学生。老太太走过我们家时，往往会停下聊几句。一次，她对我说了句，“小海霞是我孙女儿”。 那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影片《海霞》正在热播，还在上小学四年级的蔡明在其中饰演童年海霞，因表演真切自然，不加雕饰，在全国家喻户晓。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明星热还没有形成，金兰也就这么一说而过，我也这么一听而过。蔡明也许没有到过高墩弄，有没有见过自己的亲奶奶就更不得而知了。蔡明演的小品深入人心，我能从她《闲人马大姐》中饰演的马大姐的形象中看出当年她奶奶金兰的样子。 1号里上海某中学退休教师彭若谷，是秦怡的老师。那一年，秦怡出访法国巴黎回国，《电影画报》一个整版刊登秦怡巴黎留影，右页一整版则刊登了秦怡写的《我的老师》一文。文章回忆自己当年语文课上在桌肚里偷偷看《莫斯科印象记》被老师发现，彭老师细细地翻阅了这本书之后，没有没收，而是叫她看完后交一篇读后感。秦怡果真交了一篇读后感。从此她喜欢上这位不同寻常的老师。经常写一些东西交给老师看。她的作文虽然常超越题目，写些其他的东西，却反而会得到赞扬。 秦怡称彭老师是“令我景仰的哺育我的老师”，她写道—— “我的老师姓彭，现在不知他是否还健在？他真是使我至今难忘，我确实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尽管彭老师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但我对他从不惧怕，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彭老师个子瘦小，是苏州人，说话很糯，但我深切地感到，是他启发了我。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随时可能跌到深渊中去，是他让我从许多知识中懂得人是有思想、有血肉、有抱负、有理想的高级动物，不应该辜负‘人’的称号。” 彭先生家隔壁是3号韩先生的家。50年代初兴叫“韩先生”，50年代后期起就一直叫“韩老师”。3号的“韩老师”便是我的父亲。 著名音乐家、原海政歌舞团乐队队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联合乐团首席、被誉为中国小提琴教材之父的蒋雄达先生，在他近30万字的自传《弦上的梦》中有一段写到我父亲的文字—— 我的班主任韩昌福老师，为人和善可亲，讲课生动有趣，颇受全班学生喜欢。他家住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房屋很小，居住条件不好，可依然从教敬业几十年。 我从平直小学参军后，送给韩老师一张第一次穿军服的小照片，在他儿子韩树俊先生撰写的有关平直小学忆事的文章中提到，这张小解放军照片在他父亲书桌上的玻璃框架中嵌放了几十年，可见他对学生情感之深。 如今找到了他的儿子，联系上了母校，可却无法再见到已去世10年的韩老师的身影，遗憾之中只能祈祝他在天国笑看学生苦拼余生！ 蒋雄达先生是我父亲班上的学生。1949年6月，12岁的他，即当兵入伍，跟随解放大军，直下东南。戎马一生，从艺六十年，离休之后离而不休。莫言在蒋雄达《弦上的梦》一书序中赞誉他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军旅作曲家”，说他“作为一个音乐教育家的盛名近年来甚至盖过了他作为小提琴演奏家和军旅作曲家的名声。”七旬高龄的他，在百忙之中专程来苏州，想再一次走进高墩弄，再一次看望敬爱的班主任老师。 可是，老师已作古，高墩弄已不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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