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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杭的章太炎，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参加过维新运动，流亡过日本，也曾被清廷被捕入狱，所以在其身上有着浓郁的革命气息，“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也使其成为旧民主主义时期著名的革命党人，而革命的实践对于躲进书斋的国学研究来说，或许也是一种曲折和迂回。《国学概论》作为“概论”，当然只是笼统讲述了国学的一些知识点，作为讲演之一种，经曹聚仁整理，反映了章太炎早年潜心“稽古之学”的一些想法，对中国古籍研读至深，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创见，可称之为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的简史。所以章太炎在书中说：“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 《国学概论》：向上的努力和向下的堕落
将“国学”和“概论”两个词组组合在一起，时会产生一些错觉的，这便如面对浩瀚大海，只能以一叶扁舟出行，即使身处其中感慨浩渺，也不能有所穷尽的畅快，甚而至于也只是一次虚拟出行而已，大海终究也是一个池子里的扑腾，不是看到了边际，实在是没有远行便被拖回到了岸边。这种尴尬便在这《国学概论》中真切感受，薄薄一册，除去汤志钧的《<国学概论>导读》、曹聚仁的《小识》；再除去包括邵力子的《志疑》、曹聚仁的《讨论白话诗》、《新诗管见（一）、（二）和裘可桴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精神》的“附录”，去头除尾，剩下的一尾鱼也只是71页的论述而已，用这短短71页当然不能讲清楚所有关于国学的点滴，所以，取名“概论”大抵也是为了逃避着无奈。 其实以《国学概论》作为书名的，尚有民国的马瀛和和台湾的钱穆所著，这两本书比这一本论述都要详实具体，结构也更为庞杂，而其实，这本关于国学的论述册子并非凝聚着章太炎的心血，作为1922年4月至6月在上海讲授“国学”的汇集，是曹聚仁将其记录下来，大约取此书名也是曹聚仁的决定，所以在曹聚仁看来，“把记录的稿印出”，只是“希望传播得比较的普遍些”，所以，传播为第一要义，当然对于学术的考究并不是第一位的。1922年，当时这个22岁的年轻人就为章太炎的讲演记录，而且，作为“章门弟子”，曹聚仁也和章太炎结缘颇深。曹聚仁1972年去世，活了72岁，写了72本书，第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国学概论》。 曹聚仁为何要出版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只是他从一个青年人的激情和对国家的感情出发，认为“中国数千年来，不是没有讲论国学的人，却很少真正研究过学的人”，而在当时来说，他认为两种可怪的论调制约了国学的研究：一是将国学研究从西洋人研究中夺过来；而是对“太炎先生这么淹博的国学学者”的继承。这两种论调在曹聚仁看来，都是急功近利的，不但“不知道国学是个什么”，“也没有想到研究国学的原因”，所以是一种“因循的盲从”，这种“胡乱提倡些国学”的最大后果便是“做冒牌的圣人之徒，替青年造成进化的障壁”。 所以，要研究国学就要找到国学的精华，找到国学真正的价值所在，不仅要“从一大堆乱书整理出来”，找出国学的真面目，而且还要“找出与西方文化沟通的方法”。其实从乱书堆里找出国学真面目倒不是什么研究目的，整理和研究充栋的国学著作，一直有人进行着，而对于与西方文化的沟通，在那个时代，却是迫切的，这种目的在章太炎自己看来，便也成了文学的一种“穷则变，变则通”的方法论。他在关于“文学之派别”的讲演中提到了“诗至清末，穷极矣”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文学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穷则变，变则通”的关口，“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这是非此即彼的出路，“向上努力”是“直追汉、晋”，而“向下堕落”则是“近代的白话诗”。向上努力和向下堕落，实际上是对于诗歌有韵还是无韵的出路而已，章太炎并没有将“向下堕落”的白话诗归结为“西洋传来”的舶来品，但实际上，他的担忧中很大一块是对于西洋文学的侵袭而对国学中诗的改造。 这是一种改良还是革命？与诗文出路的担忧不同，其实在人生实践中，章太炎倒是一直擎着革命的大旗，最初他是赞成维新变法，但是后来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从对改良派的同情到反对改良派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口号，甚而至于全盘反清，及至入狱，再到辛亥革命后反对北洋军阀，直到临终前主张抗日，如此等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章太炎就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出现，而作为他的学生，鲁迅连着写过两篇回忆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篇是未完稿，是鲁迅留下的最后文字，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称老师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的还要大”。学问只是“革命家”的一个修辞语，对于章太炎来说，革命的意义应该不仅限于人生实践，还应体现在国学研究中，而在“向上努力”和“向下堕落”中，也隐含着对于中国文学何处去的担忧，这担忧很大一部分是对于西洋文化的不认同，他在这本书的第三章《哲学的派别》中说到，“以哲学论，我们可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和欧西的哲学四种。”而对于“欧西的哲学”，他认为“都是制片商的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他们讲唯心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用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的文章，并不是学问。”明显含着对于“不是学文”的鄙视，所以论及诗文的出路，在章太炎看来，有韵之诗才是真正“向上的努力”，达到汉晋的水平，也才是诗歌真正的出路。而在通篇讲演中，很明显看出章太炎对于国学所涉及的经学、哲学和文学，最放心不下的便是文学，在他看来，“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也就是说，经学和哲学已经完全呈现了自己的传承改造，具有明显的国学特色，而文学的最大担忧就是“向下的堕落”，而这种“向下的堕落”随时会被西洋的“无韵诗歌”所侵袭，所改造。 章太炎的观点或许正像他在《概述》中所说，“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易犯的毛病当然包括这“向下的堕落”，所以对于国学而言，这也是一种对抗的办法，何为国学，当时的《民报·国学讲习会序》上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粹学报》主编邓实也说：“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也就是说，国学一定是打上了国家和民性的烙印，爱国的意义就在“爱其学”，而在章太炎看来，所谓的革命也就是以文化改革社会，以文化改造民性，如章太炎一代人的学术，“不是商业，不是趣味，国学里更有他们的家国情怀”，所以，及至后来，对于新文化而言，所谓的国学也慢慢告别了“固步自封的国粹家”，所以，“新文化人眼中的国学不同于章太炎的国学，章太炎的国学也只是章太炎的国学。” 薄薄册子，难以穷尽一个从改良派过来的革命者的全部思想，“国学”也只是对“有求知的热狂”的青年们的一次传播，而“向上的努力”终究有些不合时宜，面对新文化运动而来的自由文学，“向下的堕落”最后成了真正的革命洪流，夹裹着精华和糟粕开始了另一种新生。 摘录其中一些纯粹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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