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说·爱模仿的明朝玉器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共传十六帝。明朝是继汉唐之后的黄金时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了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

明代海陆经济贸易的繁荣，除了从陆地大量购入和田玉之外，还从海路大量寻觅珍惜宝石，以确保玉石行业的材料供应，这极大的推动了玉器行业的繁荣。新匠户制度给了匠人们远超元代的自由，使得工匠们有了能够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有利于玉器专业化生产。而明代市民文艺的炽盛，程朱理学的泛滥，道教的传播，民俗深入民宗，吉祥图案遍地开花，玉器表现得也很突出，这些种种影响了玉器的世俗化进程。此外，明代文化的老气横秋及文坛的沉暮气息，直接导致了复古浪潮的高涨，整个时期都弥漫着一股复古的气息。

明代仿古玉大致有两类：

一是琢假古玉，以假乱真，伪乱古制，谋取高利，民间玉市仿古玉多属此类。

一是仿古彝器，造型与汉之前的器物接近，不故意做旧，追求典雅古朴之美。宫廷仿古玉属于此类。

玉圭曾是朝廷用玉之一，明代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琢制了大量的玉圭，而且纹饰不一，但均为尖首圭。玉圭是流行于周代的礼仪用玉，明代玉圭均为仿古形状，但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的玉圭选用和田玉而明代则用糟玉；战国玉器边有突弦，明代没有；战国玉圭中间起脊，明代没有；战国时期玉圭纹路精细饱满，明代则琢磨粗劣。

壶爵杯时使用玉茶酒具，是明代最具特色的玉器造型。明代玉壶的大量增加与当时饮酒茶之风的盛行、奢侈生活的糜烂有直接关系。花形玉杯是唐宋时期盛行的一种玉杯，一直延续到明代仍然在使用流行。英雄合玉杯是明代唯一的双筒式玉杯，杯身把体一侧镂雕鹰熊，鹰在上，熊在下，寓意“英雄”。

英雄合玉杯多为宫廷大婚时使用，类似于时下流行的喝交杯酒所使用的形式。明代器皿玉器多藏于宫廷之中，出土较少，民间流传更少，主要原因是：器皿用料多、雕琢难度大、造价高，一般人用不起，同时明代也规定了平民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玉簪在明代极为盛行，这可能与苏州碾玉名匠陆子刚琢制了一批艺术水平极高的玉簪，刺激了后妃贵妇的消费有关。明代最复杂的玉佩，是仿古玉组佩，也就是上古时期风靡一时的“君子佩”。

在明朝的宫廷中，玉镯可能还排不上座次，但在民间，玉镯广为流行，且用料、造型、装饰十分讲究，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讲到明代玉器风格，最常谈起的便是世俗化倾向、仿古倾向；在碾玉方面，则常用“粗大明”来形容。

明代玉器的碾玉特点是粗犷浑厚，不拘小节，这应是由大刀阔斧的元代北方工匠碾玉演变而来，但玉带板等饰玉则雕琢的十分精细，花下压花是明代玉器的装饰特点。明代匠人用善用高超的镂空技艺，能镂雕出两层甚至三层花纹，而且能在剔留的上层花纹，琢出具有故事情节的复杂图案，这不仅能使在平面上的图案得到充分表现，而且能表现立体层面。

由于玉器深受知识阶层的喜爱，尤其是大量的文具，文玩及陈设玉，更是能够点缀文房，陶冶情操，成为风雅玩物。因此明代玉器也深受文人化艺术的影响。当时苏州琢玉业受到文人书画影响很深，在玉器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诗书画印艺术，其中以陆子刚应用得最为成功。在玉器上出现文字，始见于汉唐，但其实文字多为祭祀或避邪，多用阴刻法琢制而成，艺术表现力受到了限制。

明代诗文多用留地浅浮雕琢出，能充分显示出书法艺术的笔墨韵致，其经营位置十分得体，常在画面的空白处或一侧面，与书法题跋几乎没有两样，并且诗文的内容常与画面相关联，得到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明代由于海上贸易的拓展，得到了大量贵重珠宝，同时中国传统的玉器观念，在明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因此，金玉珠宝，珠光宝气是明代玉器辗琢、装饰的又一大特点。特征有：金饰件上镶嵌红宝、蓝宝石等，这表明了明代珠宝行业工艺进一步的拓展；玉饰件上镶嵌红宝石、蓝宝石；用金箔片均匀镶嵌在玉器四周，在明代早期的玉带板上特别盛行。这种工艺虽然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均没有明代做的精巧细致。

以镂空金盖、金拖构成玉质器皿的组成部分，金玉交相辉映，瑰丽无比；金玉珠宝融为一体，以镶嵌、镂空、锤刻、焊接等精细工艺，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金玉珠宝，组成雍容华贵的稀世粹珍，尤以女性饰品居多。

高濂在万历十九年刊行的【遵生八盏，燕闲清赏】中提到了明朝晚期制作仿古玉器的情况：“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玦，鉤环，用苍黄染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是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价。”即使在清初康熙年间，仍然雕古玉器，并且被收入内廷，连喜爱玉器的清高宗乾隆皇帝都差点被欺骗。

乾隆曾经撰写过一篇《玉盃记》，此文记叙了他得到了一件古代玉盃，把玩时经常感觉怀疑，便招来了玉工姚宗仁讨论。姚宗仁一眼就认出了此器出自其祖父之手，并且进一步说明了染色之法。乾隆在写了《玉盃记》之后，曾一再命令工匠将文字琢刻在内廷收藏的仿古玉盃的木盖、木盒等处。

故宫清宫旧藏中即有一件玉盃的紫檀木盒盒身四周用楷书阴刻着这篇文字，故宫博物馆也藏有一件仿古玉盃，它的木盒盖面也用隶书阴刻了《玉盃记》，所署年款是乾隆十八年春日。

明朝玉器善于摹仿古器，其手法技巧之高超足以以假乱真，这就是明朝玉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