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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杯是种礼仪,劝酒是种政治

 江6ni1vqqy2e4f 201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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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那是几千年历史和上百成千亿人感悟的结晶,普通人纵然喝一辈子酒也不能窥其万一。说喝酒,其实喝的不是酒,酒只不过是个由头而已,很少有人是奔着把自己喝醉而去赴宴,喝酒更多的功夫是在“酒外”。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劝酒?除了中国人一贯以来的好客古风,还有酒桌之下权力与服从的深刻隐喻,劝酒里的交易、凌辱、控制。


干杯是一种礼仪,劝酒是一种政治。


在大多数热爱酒桌的中国中年男性眼中,酒桌文化被美化成传统美德,劝酒成了一种好客古风。但自古以来,中国酒桌上就没有平等一说,长幼尊卑、等级森严全在这酒里。



中国古代的酒,从来不是大众食物,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酒之于世,礼天地,事鬼神”,祭祀之礼上的供奉酒水,是属于皇家和当权者的上层文化。就如如今的“茅台”依然是象征着上层社会和权力的“特供”。


社会等级的隐喻,在讲究尊卑长幼的酒桌礼仪上也一览无余。酒桌上,主人必先进酒于宾,是为献。客人饮毕需回敬主人,是为酢,亦称报。然后,主人为劝客人多饮,必先饮以倡之,是为酬。


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起立。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



酒桌上有一句顺口溜:主陪靠威望,副陪靠酒量,三陪靠胆量,四陪靠色相。


意思是说主陪必须能够镇得住场,要么和主宾地位相当,或者高于主宾,主陪的主要任务不是喝酒,而是说话和调节氛围。副陪的主要任务一般是喝酒或者结帐,也是喝酒的“发动机”,社会地位或者年龄一般都低于主陪,带酒的次数要少于主陪。三陪更低于副陪,不管能喝不能喝都要敢喝,如果轮到三陪带酒时,一般就是两口或者一口干一杯了,四陪更甚。


“酒逢知己千杯少”,劝酒的人更多是有共同利益目标的“知己”,能喝酒,简直是一条迅速打通关系的捷径。


事实上,现在中国人劝酒时常说的“干杯”其实来自欧美,从欧美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翻译做“干杯(乾杯)”,而日本礼节也和西方相似。由一个人(长辈、上级)领头说:“辛苦了,干杯!”然后大家一起碰杯,喝一口,并不喝干杯中的酒,只是注重庆祝的仪式。



而“干杯”一词传到中国酒桌上就变味儿了,长辈领导、商业伙伴端起酒杯劝酒,必须得一口闷,甚至需要反扣酒杯于头顶,以证明喝光了,不然就是不礼貌,准确地说,没有顺从劝酒人之意。


 “都在酒里了,一定要喝到位。”


例如某些地区人劝酒时喜欢说:“看得起,就干了”,没有多余的话,说完后根本不看对方一眼,一口闷,这在他们眼里是一种“豪气”。而假装不能喝,拒绝敬酒人,就是“酒风不正”。



正如人类学家庄思博在他的著作《焦虑的财富: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中,评价富人群体酒局的那样:“中国中年男人的酒局,除了酒和女人,跟初中生派对没什么区别。”


像男同学相约一起做坏事一样,中国酒桌上的划酒拳、咸猪手、低俗段子,包括醉酒后的丑态,甚至共同嫖娼犯罪,都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抵押物。在半公开性质的酒局上,酒桌上都是见证人,通过这种羞辱性的仪式,共同掌握对方的小把柄,在男性同胞之间形成一种牵绊,这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条道上的人。 


而能不能一杯干、喝到位,就是一场能否建立信任的测试。



“没人喜欢过度饮酒,但我身不由己。”


酒桌文化深嵌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劝酒本身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征服游戏”。


在中国式酒局上,劝酒是一场“臣服”与“来朝”的权力游戏,谁有求于人,谁想号令众生,谁不想买谁的账,谁想不给谁面子......用酒桌上的话说,就是“都在酒里了”。


为什么有的人明知不敌还要喝,因为谁都知道不喝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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