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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饒宗頤先生
黃征
饒宗頤先生，我們敦煌學界習慣尊稱他為“饒公”，如今被著名的書畫印社團西泠（líng）印社虛席以待，推為社長。這是西泠印社繼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朴初、啟功之後的第七任社長，都是學藝雙修首屈一指的國學大師。 饒公與季老季羨林先生並稱國學大師，而且有“南饒北季”的說法。不過季老更長於高屋建瓴、高瞻遠矚的觀點表述，饒公則長年浸淫與文史百科、琴棋書畫的研究與創作實踐中，二人各有千秋，對於中國的學術文化“咸有所貢獻”。 在當今的中國，文、理隔閡不用多說了，一個科學院就被生生割裂為“科學院”與“社科院”兩塊，或者說文科被一腳踢出科學院，不知道郭沫若院長地下有知，情何以堪，他雖然研究甲骨文、寫詩歌小說，確實科學院院長，在今日的話簡直就是牛頭不對馬嘴了；就是文科方面，各個學術領域，各個專業，各個專業的種類和分期，等等，越分越細，互相之間誰也不願意越雷池一步，認為別的都與自己無關。這就像趙本山表演的一個小品，拔牙，得到到牙科去；牙落入喉嚨，就得去喉科；入胃，就得去胃科；入腸，就得去腸科……最後自己出來了。學科分得那麼細，本來應該是好事，樣樣都有人研究琢磨，樣樣都能攝入探討。然而，是事實互相割裂的學科分佈，使得人們的眼界越來越小，坐井觀天，只看見眼前那麼一點點，只能陷入形而上學的泥潭而難以自拔。以前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說我們都是國家的一個螺絲釘，被擰到哪裡，就該一輩子在哪裡呆著，不該有別的想頭。我小時候就天天受這樣的觀念灌輸，於是一心要“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後來慢慢覺悟了，覺得這個理論太形而上學了，人哪能都一動不動呢，“樹挪死，人挪活”，俗話說的還是很有道理，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獨立選擇，而不為外界的條條框框所桎梏。 我所謂的獨立選擇，就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來選擇，而不是只考慮升官發財評教授之類的眼前利益。利益高於一切，這個是當今世俗最高的選擇條件。我們固然都不能免俗，都不能不顧及利益，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太注重眼前利益很容易揀了芝麻丟了西瓜，最終一事無成。 我們再看饒宗頤先生，他不僅精通文史，而且擅長書畫、古琴之類，可以說一個文人應該會的他都會，真正做到了一通百通，樣樣來事。這是我們當今中國的教育制度無法造就的人才類型。在許多人的眼裡，跨越自己的專業界限是愚蠢行為，而且可能非常危險。“我眼前的事情都做不完，哪有功夫去想那事？”這成了絕對的真理。如果饒宗頤先生也這麼想，我敢肯定他絕對達不到今天的境界。 有鑑於此，我在今年九月份毅然決然地從文學院調到了美術學院。我希望這樣的調動能夠幫助我擺脫身上的一些桎梏，能夠更好地做我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而不是總想著在“權威出版社”出書、在“權威期刊”發表論文。我寫的論著摞起來也快要等身了，我多寫一點少寫一點都沒有實質意義，無非是能否拿到學校的幾個獎金而已。如果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不拿獎金又有何妨？如果我寫出了自己滿意的論著，少寫一些又有何妨？我這輩子如果有一部自己滿意的著作，我就覺得免於內心的自責了。 我在1988年三十而立的時候，精心于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敦煌變文和敦煌俗曲《兒郎偉》之類的考釋研究，發表了幾篇論文，後來又跟著導師郭在貽先生、師兄張湧泉一起鑽研撰著，發表、出版了一些比較有影響的論著。那時候我們住著15平米的筒子樓，拿著幾百元的工資，上有老下有小，要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真是非常不易。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同時得到了季羨林先生和饒宗頤先生的熱情鼓勵和大力支持，他們給我的高度評價讓我真的“板凳甘坐十年冷”，並且出版了我的第一步個人專著《敦煌語文叢說》。這部專著，書名是饒宗頤先生代我擬定的，序言是饒宗頤先生親筆撰寫的，而且他對於我做的“訓詁學”研究、《兒郎偉》考釋的點評，讓我深受感動，因為除了自己導師之外還從來沒有人能給我那麼到位的評價。饒先生在序言中說：“余於1985年過杭州，與諸先生把臂，耳飫緒論，久已服膺，而人事倥傯，時不我與，姜、蔣二公墓木已拱。猶喜繼起有人，黃君征以整理《兒郎偉》有聲于時，其尤傑出者也。……運用校勘學、訓詁學的規律，產生了質疑問難的多型研究模式和心得，像擠牛乳般濾出點滴的新血液，輸入敦煌寫本的體內，這些縝密的校訂工作，孕育出許多語文討論上輝煌的成果。……”這是對我們從事一字一句訓詁校勘考證研究者的最高評定，讓我一直沿著這樣的學術道路往前走而不會懷疑自己做的是否值得。 近年來，饒宗頤先生仍然還在關心我們這些坐冷板凳的研究者，他的八十大壽、九十大壽、九五大壽舉行的國際大型學術會議，我都是受邀學者代表；我們今日主編的《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及其研究，都承蒙饒公賜題書名，這說明他對於後輩的鼓勵與提攜是始終如一的。 對於饒公，雖然自知永難望其項背，但是他的學術思想和融會貫通的學術路子，卻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的。我願意做點嘗試，看看是否在做學問之外還能玩點別的，例如書法創作之類。 2013年12月8日到12日，我前往香港大學出席饒宗頤與華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了關於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的研究論文，與來自國內外的學者交流。會議期間，我表達了希望得到饒公題字的心願。然而，饒公雖然身體健朗，卻已經不再為人題字作畫，只是興之所至隨意寫寫。我想要請饒公賜字，不能急求，只能耐心等待。 然而，才過了半個多月，饒公已經題寫了一幅四尺整張的《莫高窟題詩》：“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願作寫經生。”這是他詩詞的代表作，表達了他對敦煌的嚮往之情，也最切合我作為敦煌學研究後來者的願望。字用風格獨特的行書寫成，線條瘦勁舒張，飛白頗多，顯示了落筆的力度與運筆的速度，一點都不輸年輕時的水準。詩作之尾，分別題寫了上下款，蓋了雙印。上款是：書舊作贈江浙散人黃征方家。下款是：癸巳九十八叟選堂。兩個印章分別是：饒宗頤印（白文方印）、固庵（朱文方印）。 饒公是舉世公認的國學大師，還是頂級的書畫家，前兩年還應邀擔任國家文史館館員、西泠印社社長，如今98歲高齡，我們普通學者根本沒有機會跟他套近乎。而且我還是世界上最不善於套近乎的人。之所以饒公對我頻有垂青，大概出於兩個原因：一是提攜後進，一是師生情誼。提攜後進是許多老前輩都很熱心的事情，而我1985年考入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之後隨薑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治敦煌學，三位先生都是饒公的好友。
（感謝黃先生授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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