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象积淀
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近几年来影响较大、观点较新的当数刘尧汉教授，他在其《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一书中认为：
既经考古发掘证明，金沙江南侧楚雄彝族元谋盆地的元谋猿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的人类，则滇、川、黔三省的彝族，按照以往所说，是从西北迁来的羌戎，当重新考虑。元谋人及其同类子孙，往北克溯金沙江与汇入金沙江及长江的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而上，即经四川达于西藏、青海、甘肃及疆南塔里木盆地；往东沿黄河、长江而行遍及全国；往南进入印支半岛；往西达于印度、缅甸。
以往地方史家认为，今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以及彝语支系各族（纳西、傈僳、哈尼、拉祜、阿昌、景颇、基诺、怒、白族，等等），是春秋时自西北甘、青迁入的羌戎遗裔。从一九六五年在楚雄彝州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元谋人，以及上述其他例证，当可说明，彝族是乌蒙山和金沙江的土著居民，以往的旧说，应当改变。春秋时迁入金沙江两侧滇、川、黔的西北甘、青羌戎，原先本是元谋人的子孙，在一百七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迁出又迁入，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因而，西南三省的彝族及彝语支系各族是当地的土著，远古时已迁往西北甘、青，及至夏、商、周、秦、汉以后，被称为戎或羌戎。9
笔者认为刘尧汉先生的上述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刘文所持观点之根据是迄今发现于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猿人为最早的祖先，彝族即他们的后裔。首先，这里缺乏中间必要的过渡环节，因为至今我们还很难证明元谋人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延续了一百七十万年而成为了今天的彝族，而且正如作者所言，“在长达一百七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迁出又迁入，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我们既无法找到单线延续的证据，又不能排除人类早期迁出迁入的可能性，因而也就无法证明现存彝族是元谋人的后裔。 其二，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资料能证明彝族的文化渊源以及向四方迁徙过程，恰恰相反，在西北大量的神话传说、民情风俗、文化遗迹和考古资料，都比较一致地证明了作为彝族始祖伏羲和女娲起源于西部的线索。 伏羲与女娲在西部皆有传说。在作为彩陶文化萌芽兴起和陶器时代到来的甘陕交界处，不仅发现了大量的早期的文化遗存（如老官台文化、大地湾文化等），同时还有着大量的传说。属于甘肃东部渭河中游的天水地区，史书记载中称之为“羲皇故里”，这里至今仍然在民间有着大量的关于伏羲造八卦、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而在这一带的地名中也有着伏羲以及其与虎的联系，这一点范三畏先生有过考证10： 与被称之为“羲皇故里”的天水毗邻、位于渭河南岸的甘谷有山名“朱圉”，《汉书·地理志下》作“朱圄”。《禹贡》于朱圉山所在，记载各异，概连峰叠嶂，绵亘于甘谷西南。古乐器中有圉，亦写作圄，为木虎形，因此朱圉山名，概取义于山势回绕、形如猛虎。又圉、圄皆可指牢狱，狱又名狴犴，狴犴是传说中的动物，其形似虎。《诗经》、《山海经》中有驺虞，为黑纹白虎，驺虞与朱圉为一音之转。汉代甘谷地名有狐 ，即今渭北之姚家坪，其名实弧、瓠、盘古之倒读，而“ 瓠、伏羲，一声之转，明系出于同源”（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82年）。狐 南所对有射虎谷，地当在朱圉山脉之天门山附近。天门山前悬崖纵行七道，北向俯瞰县城，名七把刀，民间传说有七刀刺七虎化为悬崖之说。朱圉山脉主峰为石鼓山，因山巅有巨石如鼓，文献记载“不击自鸣，鸣则兵起”；其南陡坡名古坡，“古”当作“鼓”，而鼓之于虎犹钟之于龙。渭河绕朱圉山前流过，迤逦东去，当地方言呼“渭河”为“圉河”，是渭河亦犹虎河。“（秦武公）十年，伐 、冀戎，初县之。”（《史记·秦本纪》）“王莽末，天水童谣曰：‘出吴门，望缇群’。”（《后汉书·五行传》）注曰：“吴门，冀郭门也。”冀为唐以前甘谷旧名，其字形“象头戴怪兽头形假面具而舞蹈的人形”。吴门之“吴”，甲骨文、金文亦“象头戴面具夭斜起舞之状”，实为“娱神”之“娱”的本字；而“虞”字金文也习惯写作“吴”。吴又是国名，为周封的同姓国家。周室姬氏本出自西戎，周祖古公 父诸子所建国，不曰虢，即曰虞，字皆从虎。周康王改封虞侯矢到俎，俎古读如吾，即朱圉、驺虞的音转；再转音为攻 、句吴。因此，“冀”、“吴（虞、娱）”字舞蹈形所娱之神当是虎神，此活动似又与戏剧的起源有关，“戏”、“剧”的繁体字作“戯”、“劇”，皆从虎，耐人寻味。 这种与虎的密切联系，在彩陶和其它民俗学的材料中都可以得到证明。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中，有着大量的虎首纹饰，而考古学上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域，恰好正是后来史书中记载的羌人的活动地域，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另有其深层文化意蕴？如果说这属于孤证，那么作为羌族后裔的藏族，至今在其跳神面具中还保留了虎形造型，作为从羌族后裔的彝族中分化出去的纳西族，其浮雕装饰仍然是虎的形象，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很难不对其发生浓重兴趣。 另《水经注·渭水》载：“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 瓦亭水即今葫芦河，这又与女娲和葫芦传说吻合。石宕水如故而女娲祠已圮，唯峡中白蛇匾尚存传说遗迹。这是一块有条天然石印的大青石，其上有似爬行之蛇印迹，人称其为女娲人首蛇身图迹的天然形象。 从天水地区的各种伏羲塑像看，虽然形态不一，但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般多为双手执太极八卦盘式坐像，特出之处为双眼目框浑圆，眼白多而眼珠小，且黑眼珠俱点于眼白正中，与普通人眼不同，倒与鲵鱼纹彩陶壶上的鲵鱼眼相同。同时所有塑像都坐于虎背，暗示其与虎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都证明伏羲女娲神话西部密切的渊源关系。 其三，记述彝族族源和历史的史书中都认为彝族起源于西部，这在彝族史诗《铜鼓王》中有明确的说明（见前引文）。 其四，彝族的图腾为虎，其自称“罗罗”即为“虎”之意，“氏族名称为母虎，所居山名、地名为母虎；男女祖先画像概称母虎，乃至男人名字也有叫母虎；”11而刘尧汉则考证出老子名老聃，“老”与“李”一音之转，其义皆为虎12，这种考证甚为新颖和独到。彝族史诗《铜鼓传》中也记载其是以虎为族徽，从羌族五大姓中的李姓分出：“彝家老祖先，就是虎族人。彝家虎族人，供奉虎图腾。” 13“那时昆明族，共分五大姓。唯有李姓弱，时时受欺凌。”14这有两点可证：一是彩陶的证明。彩陶中有许多虎的纹饰，这正与彝族文化中崇虎的习俗和信仰有关；一是彝族为李姓，而李姓的起源地正在今甘肃陇西，这也可证明彝族起源于西部。如果是羌族为彝族后裔，为何李姓非起源于云南，却要等到迁徙到西北后将其居住地定为其族姓的起源？这似乎于理不通。 我们认为，史前时代的文明起源，最初是聚族而居的生活，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剩余物品，随之而来的是分配不均和贫富悬殊，而人口的增加，又促使人们掠夺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土地，于是爆发了战争，这样便形成了三个比较大的部落，他们分别是： 第一，母系社会的最大部落，他们的特征是：发明了陶器；以蛙为部落族徽或图腾；部落首领为女娲；日常社会生活主要以制陶、纺织为主。 从现有资料看，原始人的崇拜最早为对周围自然环境中与自己关系极为密切的事物的崇拜。通过考古资料我们知道，原始人当时一般都生活在河滨低湿之地，所以他们对水生动物极为熟悉。且当时农业还不是十分发达，食物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所以采集和渔猎成为了当时人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在这种生活中，各种水生动物成为了他们重要的食物，这些食物不仅有各种鱼类、虾类及其他一些水生动物，而且还有蜗类、蛙类、贝类等等。这些水生动物与当时人们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的生活中，需要更好地捕捉这些动物，就需要不断仔细的观察它们的外形、生活习性、繁殖规律等等，天长日久，这些水生动物在他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亲切，于是逐渐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其中可以说蛙类水生物与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蛙的活动范围最大，是陆上和水中的两栖动物，这不仅使它的与人们的接触更密切，而且对于在陆地上生活的人类来说，它善跳跃、可以在水陆两界自由活动的特性，往往使人们既感到其自由无比而钦羡不已，同时又对这种现象充满了惊讶和神秘感，于是蛙在人们心目中无形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 实际上，据一些专家和学者考证，蛙在远古时代是一大类水生物的通称。“女娲的来历与原始先民对水产物贝类的崇拜有关，这实际上是古代生殖崇拜的反映。”15从现有研究资料看，蛙一般包括四类水生物。当然，它首先包括蛙类，其次是蜗类，第三是蚌、贝类，第四是水蚤类。所以除了青蛙之外，古代的蛙还包括了其它各种水生动物。 蛙类生物在古代分布特别普遍，且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可以在彩陶中得到较为完整、系统的反映。 蜗类也被包括在了蛙类中。女娲的“娲”与“蜗”在古代皆属一个字，这有音韵可证：娲，《广韵》：“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正字通》音蛙，歌部。”蜗，《广韵》：“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歌部。”而“蜗”，在水中的被称之为“螺”。《说文·虫部》：“蜗，蜗蠃也。”段玉裁注：“蜗，……蠃者今人所用螺字……今人谓水中可食者为螺，陆生不可食者曰蜗牛。想周汉无此分别”。不仅如此，“娲”与“蜗”在古代本就是一个字。《古今韵会举要·麻韵》：“蜗与蛙通。”《礼记·明堂位》：“垂之和钟，叔之离磬（《易·说卦》：“离……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间有何联系？），女蜗之笙簧。”而“蜗”，又作“蠃”，《集韵·戈韵》：“蠃，蚌属。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或作蜗。《仪礼·士冠礼》中就有一种食物，叫做“蠃醢”，郑玄注：“今文蠃为蜗”。 由此可见，在上古时代，蛙、蜗、螺、蠃、蚌皆是一个意思，指在水中生活的一类小动物，而这些动物在当时皆可食用。可见蛙在古代首先是人们的重要食物资源，除此之外，蛙在上古人们的生活中还主要有以下作用： 其一，蛙与女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蛙具有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对于因生产力低下而人们生育成活率极低而又渴望获得更多劳动力的原始人来说，蛙类旺盛而又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对他们有着无法理解和不可消除的神秘，这极为容易引起他们的惊讶和钦羡，这必然地引发出他们生殖崇拜的观念。 （2）蛙与女性在外在形体上具有某种相似性。蛙是鼓腹而孕，这与女性怀孕时的形体有着极为相似性。女娲，原名即“呙”或“ ”。这两个字在说文中有解释：“呙，口戾不正也，从口 声。”又“ ，秦名土釜曰 ，从鬲声，读若过。” 陆思贤认为：“所谓‘口戾不正’，如上述红山文化女神头像所表示的，嘴角吊起，成了宽扁嘴；但《说文》所指为习见的斜口器或斜口之物，有如动物类的‘蜗牛’，是甲壳类的斜口动物；娲、蜗应是同音同义，蜗牛有偏斜的口部，女娲有偏斜的身躯，即挺着大肚子。黄帝妻‘雷祖’，也作‘嫘祖’、‘螺祖’，螺与蜗牛的形状相似，也是斜口甲壳类动物，说明黄帝妻雷祖或螺祖，也是由女娲神话演变的。在日用器皿中，锅底圆，不能放得平稳，也成为斜口器，即‘ ，读若过’，过字繁体写作‘過’，与锅、娲皆同音通借，比喻女娲的大肚子如圆圆的锅。这是因为古代关中地区名陶鬲、陶釜为‘陶锅’。陶鬲三足，由陶鬲演化为三足釜或环底釜，便是锅的前身，取专名‘ ’即‘锅’，是知先民们混称环底器为‘ ’即‘锅’，用此寓意孕妇的大肚子，与红山文化裸体孕妇女神的大肚子作比较，是作形象不过了。”16 （3）蛙与蛙属水生动物与女性生殖器在外形上形成了一种“异质同构”关系，从而成为了女性生殖器崇拜的对象。“蛙口”、“蚬妹”可证。 其二、蛙可以预报天气的变化。 从生活习性上看，蛙的活动规律深深的受到天气和季节的支配，这是由蛙的生理本能受大自然规律所支配的一种自然现象。对这一问题，有些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
青蛙成为崇拜对象的原因，首先就出于利用的愿望。青蛙肺小而薄，需要依靠皮肤帮助呼吸，天气阴晴引起空气中水蒸气浓度的变化，造成皮肤呼吸的顺当或困难，叫声也随之改变。其声音的变化，可以预知雷雨是否即将来临，天气是否大旱。雨水对农作物的丰歉关系至大，初民对雨水的依赖延展为对青蛙的依赖，便把它们幻化为“雨水的使者”、“雷公的儿子”。初民根据经验的积累，所以从直感中知道青蛙叫声的变化与天气的关系，但不知道形成这种现象的自然原因，乃产生想象，认为青蛙身上具有神秘属性，把对雨水的依赖感汇集到它身上，形成蛙崇拜。一些对雨水依赖较强的氏族，把这种崇拜同他们对氏族祖先的探寻相结合，便把青蛙作为图腾。17
对于刚刚进入初级农耕阶段的原始人来说，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割，这是他们日常社会生产中最无法控制和最为神秘的现象，而其中天气的阴晴雨雪，或者烤干大地的天旱，或者淹毁生物到涝灾，都成为他们无法认识因而也就无法控制的神秘现象，而通过长期的观察，他们发现蛙类不仅有强大旺盛的生殖繁育能力，而且还能对不同的天气变化作出迅速而又准确的反映，因此一方面先民们需要蛙类作为自己的“气象预报员”，另一方面蛙类这种特有的神奇的感知和预告能力，又使先民们觉得无法理解，在他们心中造成了一种充满强大的不可知力量的敬畏感，既有需要，又对这种神秘现象的无法理解，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对蛙类的崇拜观念。由于这种实用性的目的，从而导致了对蛙的崇拜，发展到后来，便演变成为了一种取蛙祈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到汉代还有遗存，且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求雨》中亦有反映：春旱求雨，“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二尺，置水虾蟆焉”；夏季求雨，“取五虾蟆，错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秋天和冬天求雨，同样也取五只虾蟆，再确定水池的深浅大小。从中可以看出原始时代蛙崇拜的遗迹。 其三、蛙的叫声与婴儿的叫声相似。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有些氏族之所以以蛙为图腾，则是由于蛙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有些相同，才被认为蛙和婴儿是同样的。”18这种特征在彩陶纹饰中有着进一步的表现。彩陶中的许多图案纹饰，都是将蛙类水生动物与人类在生理和生活习性上的特点进行类比和同化，从而使蛙与人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比较稳定而又紧密的同构关系。如在仰韶文化晚期的石岭下类型的陶器中，有一种鲵鱼纹及其变体花纹。鲵鱼是史前时代大量生存溪水和河流中的一种珍稀鱼类动物，至今仍然分布于陕西西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北部的一些地区。因其体有四肢，头面似小孩，其叫声也与小孩叫声极为相似，所以俗称娃娃鱼。石岭下类型的彩陶纹饰，有的作人面形，双目炯炯有神，面上似有胡须，体下为两足或六足，既是娃娃鱼的形象，又将这种动物进行了人格化的处理。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于蛙的崇拜。 到了女性氏族社会末期，女娲部落逐渐衰落，另一个部落继之而起，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伏羲部落”，部族首领为男性，即后来神话传说中的伏羲。该部族以虎为部落族徽或图腾，以狩猎为主。这一部族后来在部落战争中战败东迁，一直流落到四川、云南一带，成为今天的彝族，所以彝族是西部羌族的后代。 第三，游牧民族，这一部族为西迁之部落，其主要以游猎畜牧为主，因为其与动物关系密切，故其以羊为部落族徽或图腾，这即为后代史书中所记载的羌族，后来成为了三代始祖。我们今天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如“美”的字义及内涵）等至此时已开始萌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中国文明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的华夏文明，其源头是以羌族为主要族源的炎黄文化，它从时间上主要起源于陶器时代，在地域上主要出现于黄河中上游的泾渭流域。而要想进一步探讨华夏审美意识的起源，就必须首先对华夏文明的起源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探究，特别是对华夏文明的物质文化创造进行系统的研究，因为审美意识是同人类文明的发生一起发生的，它不可能脱离开人类具体的物质文明创造而独自发生。物质文明是审美意识的物质载体，审美意识是物质文明重要内蕴。 9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第28、2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范三畏：《伏羲之谜》，《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四期。 11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4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1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第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刘庆文：《女娲的来历》，《文汇报》，1989年4月29日第三版。 16陆思贤：《神话考古》，第44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17杨知勇：《从青蛙骑手的诞生谈图腾艺术的演变》，《民间文学》1986年第6期。 18杨堃：《女娲考》，《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