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赵丽娜
在西北，从大地湾文化三期开始，到马家窑文化末期数千年间，长期活跃着一支蛙类崇拜的古羌戎族群。他们将蛙纹作为整个氏族最基本的信纪符号，描绘装饰于他们最主要的通神与生活器具——彩陶上，创造了独特的蛙文化。蛙文化与女娲密切相关，这在学术界早已形成共识。但在古文献记载中，女娲形象常又与龙蛇相配，龙蛇崇拜成为传统观念中女娲文化的核心。那么女娲文化中的蛙崇拜与龙蛇崇拜关系怎样看待？女娲是历经怎样变迁而完成“龙蛇化”的？本文试图就此作了一些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女娲文化与蛙崇拜的关联性分析 西北蛙纹彩陶主要出土于古羌戎民族生活区域。就现有资料推论，到商周时代，陇东、陕北以及陇右天水、河湟地区为古羌戎所居。以蛙崇拜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当属这批羌戎祖先所创。蛙纹与女娲的关系虽为学术界所认可，但很多分析不够全面。这里根据各类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民俗文化，将女娲文化中的蛙崇拜关联性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分析。 其一，蛙类崇拜是远古时代我国西北羌戎民族普遍盛行的信仰文化。“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在我国西北彩陶文化遗存中，蛙纹是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的主导性符号之一。考古发现，以古羌戎民族为主体的马家窑文化从写实蛙纹，到抽象蛙纹（或称神人纹），以及各类变形蛙纹（或称符号纹），数量庞大，类型多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蛙纹演化历程。显然，蛙纹属于古羌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其覆盖面之广、渗透性之强是空前绝后的。 其二，蛙崇拜折射出大母神女娲的精神内涵。女娲是整个中华民族始祖大母神，具有造人、高禖、送子等神性。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大量呈现的写实性和半写实性蛙纹，大腹浑圆，籽粒饱满，其特征与女娲神性特征相对应。在甘肃天水大地湾四期文化的师赵村遗址发现一件非常精致的蛙纹图案，圆头大眼，网状圆体，四肢弯曲，写实动感，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蛙类生育功能最质朴的原始崇拜。蛙与人类始祖女娲结缘，成为崇拜对象，正是出于蛙类强大的繁殖能力、“死而复生”的再生能力、蛙与孕妇一样浑圆的腹部等。女娲神话的蛙崇拜属性至今在北方一些山区遗存。如陕西合阳剪纸《蛤蟆娃》，娃头蛙身。当地认为，小孩是“蛤儿（即蝌蚪）变成的，从涝地里捞回来的”，“蛤儿变蛤蟆，蛤蟆变娃娃”。在山西吕梁有个风俗，女的不生孩子，就剪个蛤蟆精、鱼儿精（半人半物）贴在窑里。这些地区盛行关于送子娘娘女娲的信俗。  其三，蛙纹的神秘性与女娲神话形成象征性关联。这种关联在一些神秘的蛙纹中更有独特体现。在青海柳湾，曾出土一件塑有人蛙结合纹样的马厂类型的彩陶壶。上面彩绘一组对称的两圈网纹，另一组为蛙身纹加塑绘裸体人像。宋兆麟先生称之为“两性同体”形象，张光直先生也肯定塑绘的是巫观“阴阳两性”的特征。显然，这种塑绘了人蛙图画的陶壶是专用于巫术祭祀的神器，而不是世俗之物。中国巫术史研究者常常就将女娲神话如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等称为巫术行为，认为女娲原型从根源上，“便是最古的女巫了”。因此，这一彩陶壶的构图就暗示出创始祖先女娲作为女巫与蛙崇拜的神秘关联。 其四，女娲神话中折射出蛙的原型特点。女娲蛙性特点，在发生于古羌戎民族区域的原生神话中，有一定折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的神话表述。这则神话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女娲之肠”的理解。学者解释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有人认为，“女娲之肠”既是消化系统的肠，也是生殖系统的肠。也有学者认为女娲之肠是“立杆测影的晷影”。其实，女娲之肠本于女娲化生之说，是蛙图腾观念的产物。其神话生成逻辑是：蛙类将连成串的卵带排泄在浅水塘中，借助水温来孵化。蛙的卵带呈细条状，丝缕连绵，看起来就像肠子排出体外。当蛙崇拜民族创造始祖女娲化生神话时，自然而然就想到蛙类排卵的样子。“化神”二字，正是这种由卵化为黾、再化成蛙过程的神话描述。《淮南子·说林训》有所谓“女娲所以七十化”，即化生数量众多。这种短期（“一日”）即能大量“化生”幼子之蛙，非腹大而籽多的蟾蜍不足当之。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荒西经》篇所述神话，反映的正是西部古羌戎地望。故此，可基本认定，女娲之原型与蛙相关。 二、女娲文化的龙蛇化变迁过程 考古发现的华夏民族早期龙蛇文化构形简洁，内涵模糊，有的甚至难以直接以龙蛇称之，但其古老性不容置疑。辽河流域的“猪头龙身”、黄河流域的“马头龙身”、长江流域的“牛头龙身”等，都证明我国原始龙蛇文化的丰富性。尤其是河南濮阳发现的蚌塑龙虎图更是代表。以蛙崇拜为核心的西北女娲神格，在东渐中，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濡染下，经历和完成了“龙蛇化”过程。对此过程，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思考。 其一，原始蛙崇拜生成地受到其他晚起图腾覆盖。在大地湾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所在地，原本位居次要地位、较少见于彩陶纹饰的羊、虎等崇拜后来居上，占据统治地位。如衍生于天水一带的华夏远祖神“伏羲”，其名从“羊”、从“虎”；兴盛于陕甘羌戎文化区而后来南进的炎帝也是“西羌之本”、“姜姓之别”（《后汉书·西羌传》），即以羊为崇拜对象。同时在甘青古羌地，“豹尾虎齿'的西王母神话（《山海经·西山经》）、青兽名“罗罗'的象征（《山海经·海外北经》）以及青海土族“於菟舞”等等虎崇拜文化的先后蓬勃兴起，意味着虎图腾大规模地扩布。这些新兴的崇拜物对羌地原有的原始蛙崇拜必然带来强烈冲击，甚至产生覆灭性影响。这也是青铜时代古羌戎文化中虎、羊造型丰富而蛙类形态极其稀少的根本缘由。  其二，古羌戎民族的原始蛙崇拜在东进中走向衰落，而在南下中成为“遗留物”。青海柳湾出土的“阴阳人'与蛙纹的组合纹饰以及马厂文化时代大量的人首蛙纹、日首蛙纹以及无首蛙纹，都是人类原始文化末期的思维结果和信仰追求，可以说是古羌戎民族人物合体造神运动的发端，但也是蛙纹衰落的标志。这种蛙人合体造神方式并没有随着古羌戎文化东进的路子扩展开去，反而被华夏部族的龙蛇崇拜文化所吞噬和吸收。在《山海经》的记述和商周之后的西北青铜器物造型中，这种合体蛙神形象再未出现。在三代之后的华夏民族腹地，蛙崇拜只留下一些残余痕迹，如“顾菟在腹”（《楚辞・天问》）、“月中有蟾蜍”（《淮南子·精神训》）之类神话记述。反而，在古羌戎民族向南迁徙流动所至的西南一些民族地区，留下了浓郁的蛙文化。如四川木里县纳西族供奉女神“巴丁拉木”，“巴丁”即青蛙；普米族称蟾蜍为“波底阿扣”，即“蟾蜍舅父”；彝族神话史诗《勒俄特依》中将蛙类与人类同祖，蛙为老大。壮族还流传民歌云：“青蛙是天女，分管人祸福，她呼风唤雨，她是天神婆。”蛙被称作天神婆。 其三，民族文化大融合使龙蛇崇拜成为主流。夏商周是西北羌戎、东部东夷以及南部的苗蛮、濮越等众多部族大融合时代。随着文化大融合，“诸夏”部族占据历史前台，龙蛇崇拜大兴，成为主流。三代以来，尤其是在周代以后文献记载中，我国始祖神系中的多数神灵都被改造成人蛇合体或人龙合体的新型人格神。《山海经》出现的“人首蛇身”、“人面蛇身”、“人首龙身”以及“践蛇”、“操蛇”、“珥蛇”等人与龙蛇组合形象约有25个之多。龙蛇图腾的女娲神话开始兴盛。古文献中，女娲“人首（面）蛇身”、“人首龙身”之类记述很多。 其四，以蛙崇拜为原始根基的女娲被异化和整合。以蛙崇拜为基础的女娲信仰受到“诸夏”改造，形成了新的神系。夏文化中女娲神话残存蛙崇拜痕迹。《世本·帝系》：“禹娶涂山氏之女，谓之女娲，是生启。”（《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史记》索隐：“涂山氏女曰女娲。”另外华夏神话传说中还有诸如“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山海经·北次三经》）、“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史记·秦本纪》）、“女华者，桀之所爱也”（《管子·轻重甲》）等，都是夏代女娲神话的扩延或变异。这些女娲神话表述中残存蛙崇拜意识。在蛙图腾制下的人之初生本即新生的“蛙”，故而“蛙”、“娃”、“哇”等同体，这也同伏羲造“八卦”、天水“上都”等古羌名称有密切联系。商文化排斥羌戎，动辄“伐羌”成百上千举行祭祀，所以甲骨文不载女娲。周人文化融合羌戎，形成姬姜政权，向东推进周文化，吸收融合中原华夏文化，所以周代当是女娲神话龙蛇化的开启时代。《天问》所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依照王逸所论，就是对于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的疑虑和探询。最终，在华夏神系整合中，女娲以龙蛇形象出现，同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祝融、共工、蚩尤等诸多始祖大神一起，被纳入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神系统。 其五，女娲信仰的龙蛇化过程是周人阴阳宇宙哲学观的体现。周代女娲“龙蛇化”过程开始，“人面蛇身”二重组合性质的女娲形象被华夏民族接受。这种“龙蛇化”过程，是以伏羲造八卦而天地阴阳分割的思维为基础，以女娲为“阴帝”即始祖大母神为引子，在兄妹合婚以及补天、造人等神话结构支撑下完成。这种女娲神话结构同周代成型的阴阳对立转化的宇宙哲学观相统一。 其六，楚文化对女娲文化的“濡化”。在三代后期尤其是战国时期新型造神运动中，黄河下游地区固有的龙虎图腾信仰与楚越龙蛇崇拜融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兼容并包的新型复合龙崇拜文化。楚人更是女娲龙蛇化的急先锋。楚人本与华夏同祖，与华夏争锋失败南下江淮，奇山异水养育了楚人绮丽怪诞的想象力，形成尊凤崇龙的信仰习俗。在楚地出土的大量人与龙蛇相容的帛画、画像、雕像等就是明证。女娲的龙蛇形象最终是在楚文化区域完全生成。 基于上述龙蛇化的文化变迁，脱胎于蛙类崇拜的女娲就由繁衍人类的原始自然神，上升成为创造人类、庇佑人类的始祖神、保护神，成为中华新文明精神的象征体之一。中华女娲神话在后世分化成了两个系统：中原女娲神话系统与西南女娲神话系统。前者是创造人类、炼石补天、合乎道德规范的阴帝神，后者是与伏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原始、野性而不合礼制的部落始祖神。两者相互交融，在汉代演变成与伏羲人首龙身交尾的中华民族大母神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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