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的文献整理与文字研究 ——《说文》产生的背景与特点 李守奎 提要：本文从汉代文化建设与对先秦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汉代文字研究的特点，提出汉字学产生于释读古文字的现实需求，但《说文解字》是阐释汉字深层结构的学术著作，具有不依附经学的独立性的观点。汉代的文化建立在“文献复兴”的基础之上。古文文献自西汉末年开始受到重视并加以整理。由于识读古文字的需求而归纳出文字的分析与识读条例——六书理论。许慎运用这样的理论对其所见文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说文》具有不朽的理论价值与数据价值。受时代材料和理论的限制，《说文》的不足是系统性的不足。汉字学的发展需要充分继承古代学术优秀成果，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明确学科位置，规范其学科体系。 关键词：汉代；文献；文字；古文；说文
《说文解字》是一部千古不朽之作，它标志着汉字学的建立，统治汉字研究一千八百年，不仅具有学术史上的重大意义，而且不论是理论方法还是文字材料，至今都是汉字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参考。为什么这样的鸿篇巨制能够横空出世，一直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创作这样的开创性巨著，作者兴趣与修养是一个方面，但社会需求与文化积累也是必要的条件。近年来，我参与了清华简的整理工作，见到许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文字，需要析文解字，训释文义，整理文本，这让我对出土文献整理与古文字研究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下面就从《说文》产生的文化背景、创作目的、所形成的特点、成就与不足等几个方面谈一些我个人的理解。这些问题很多学者都讨论过，所用材料大都雷同，有些观点一致十分正常。我主要是从汉代的古文文献与文字研究的角度解读《说文解字》，各种观点征引不周，尚请谅解。 文章的最后是对现今研究《说文》与利用《说文》的一些设想。讲授《说文》已经多年，这篇小文算是我对《说文》的一个整体认识。 西周灭亡，周室东迁，秦随之自西向东，填充空缺，逐渐占据关中，拥关可自守，出关则征伐，至秦穆公成为春秋一霸。从清华简《子仪》所记载来看，秦穆公与申公子仪诗赋作乐，并不排斥诗礼文化。① 降至战国，诸侯征战愈甚，纷纷需求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鼓励耕战，抑制文化，将富国强兵与礼乐诗书传统文化相对立。《商君书》中多次申述下面的观点：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② 《韩非》继承了这种思想，《五蠹》中把修文学的学者当作五蠹之一，危害国家，在务去之列。③ 秦始皇见其书而大好。④ 弃诗书礼仪而任严刑酷法的思想久已成为秦的主流，至李斯则再变为以严刑酷法惩治礼乐诗书了。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李斯上奏：“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律，以吏为师。”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以 在这种严刑酷法惩治之下，先秦文献大量消亡是必然的。《太史公自序》：“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⑥ 秦时文献的存留与应用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一、史类文献，除了《秦记》外，其余都焚毁了。 二、民间的诗书百家语或消亡，或藏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专制的国家一般会选择一种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强制推行，秦是取消所有思想学说，以吏为师，做得更加彻底。 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可以行世。 四、“国家图书馆”中即使留存一定量的各种载体的图籍，也散乱废弃，无人整理。 秦留存下来有限的书籍，在楚汉之争的战火中，又不知焚毁消失了多少。从出土文献来看，完全符合这种情况。建国以来出土了大量的秦简，除了文书简和日书之类，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古书。 秦“书同文”的文字政策在焚书之前就实施了。秦始皇二十六年，书同文字，废除六国古文，秦文字就只有“秦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⑦ 从出土文字来看，秦文字实际上只有大篆、小篆和隶书三类，其他都是小篆的不同变体。自此，六国古文书写的书籍就成了“古籍”———不能通行的古董。这就意味着所有在秦朝流传的先秦古书都必须经过秦隶的转写。 秦自商鞅倡导，韩非鼓吹，李斯定法，把富国强兵与诗书礼乐相对立，把经济、军事、法律与文化传统、言论自由相对立，形成中国文化的另类传统。富国强兵政策使其迅速崛起，统一天下；严刑酷法、文化禁锢又使其丧失民心，迅速灭亡。汉代继秦而起，必然是这种文化的反动。 许慎铜像 汉代的文化政策———“艺文复兴”。 《汉书·艺文志》开头就是对汉代的艺文复兴过程的概括描述，大致是这么几个阶段： 一、汉兴，改秦之败，除挟书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在此基础上的儒家传统得以延续和重构。 二、汉武帝时期由于书缺简脱，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之说，皆充秘府。 三、汉成帝时，求天下之遗书，刘向等校书东观，整理古籍，完成《七略》。 汉代的文化复兴依托于典籍的搜集与整理。汉代搜罗的文献有两种：一种是隶书文本，一种是六国古文文本。秦文书、古书都用隶书，汉代的所谓今文经，很可能是秦博士所抄录。西汉的经学博士已经只知道有今文经，或者说只承认有今文经了。在文献搜集整理基础上的文化重建，武帝时已经基本上完成。儒生高官，博士高位，独尊儒术。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的是用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文本，经师意在讲授义理，阐述经书的微言大义，形成了不同的门派家法，有的得到官方的认同，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这种通过阐释经书等文献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学术系统受到了古文文献的挑战。 前文说过秦代的文化政策废除六国古文，销毁诗书儒家经典及诸子之书，以吏为师，大量的古文文献散失，但古文文献并没有完全灭绝。自从开了挟书令之后，不同的方式留存下来的古文文献陆续发现，王国维对这个问题有过认真的研究。⑧ 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种来源： 第一，汉代官方还留存着一定量的古文文献。 第二，民间私藏，开挟书令后献出。例如北平侯张仓献《左传》，司马迁写《史记》就用过这部书。 第三，出土文献。武帝时发现壁中书，成批的古文文献出土。壁中书藏在夹壁中，与今天出自墓葬或古井不太一样，但也是出土文献。孔安国对其有过整理与隶定。 第四，少量的金文等鼎彝铭文。汉代所说的“古文”不仅仅是六国古文，也包括山川所出西周鼎彝等，但数量很有限。 前两种是汉代的传抄古文，后两种是汉代的出土文献。由于今文经学的把持，古文文献没有得到重视，求得此类天下之遗书则束之高阁，作为古董保存，很长时间内影响不大。至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中秘书，重新发现了这些古文文献，大为重视，得以整理，招致今文经学的抵制与反对，形成了经久不息的今古文之争。 今文家解经，师心自用。文本的正确释读是思想阐发的基础，如果文本释读都出了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就不是古人的思想，而是旧瓶装新酒。古文经学就是从文本的释读入手，通过考据的方法解决疑难问题。刘歆等正是通过对这些古文文献加以系统的整理，建立了以文本释读为核心的古文学派。 经过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学者的努力，至西汉末年，汉代的文献经过刘歆的整理，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七类。刘歆把术数与方技分为两类，应当是这些书秦未废绝，流传较多的缘故。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完成了《艺文志》，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这些文献中，有一部分就是经过整理的先秦古文文本。古文文献的整理促使小学的发展与变革。
上文说过，古文经在汉代一直就有所留存，但没有广泛流传。汉初一些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学者认识古文是自然的事情，例如陆贾是楚人，与李斯同时，少年所习就是楚文字，入汉当然能识古文。到了武帝时代，古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古文字”，只有少数学者能够释读。西汉末年，古文文献被刘向再次从皇家图书馆发现，这时候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已经无法读懂了。古文经学家要做的首要工作和今天研究整理出土文献一样，首先是释字，释读文义，整理文本。这就开启了以文字语言释读为切入点，以考据为主要方法，以探讨文献本来意义为目的的经学研究新方法。清代学术有“汉学”与“宋学”的门户分野，实际上就是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区别，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汉代就是今古文之争。清人所提倡的“汉学”，并不是所有的汉代学术，主要是指西汉晚期逐渐兴起的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 文字的学习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应用与研究两种目的。小学本来就是指童蒙识字，《仓颉篇》、《千字文》等，都是当时的识字课本。这与我们今天小学以识字为主的《语文》教材是一样的。识通行的字，读当代的书，任何时代识字教学都是基础教育。“小学”这个名称本来是指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阶段而言。整理古文文献，首要的工作也是识字，但对于一些字形未见、音义未知的文字首先得释字，就是研究和考释。这个识字过程与童蒙小学完全不同，前者是掌握常用字，后者是考释疑难字，由童蒙教育一变而成为高深的学术研究。由于二者的目的都是识字，所以就用“小学”这个名称包括了汉字应用与汉字研究等不同的领域。 就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汉字教学并不研究汉字的构造和原理。古人很早就知道分解汉字，阐释理据，但并不是以汉字作为研究对象探求汉字真相，而是借汉字阐释表达思想或者借汉字分析帮助识字。 今古文之争一度成为政治斗争，东汉以后，逐步确定了其地位，回归学术性。分析汉字，解读汉字，研究汉字这种需求应当源自古文文献的整理。 唐兰说“古文经学建立了一个文字学系统，就是‘六书’”，⑨这是非常正确的。解读古文文献需要释读古文字，释读古文字需要分析字形结构、考察文字所记录的音义，概括为理论就是“六书”。理论源自现实的需求。 今文就是当时使用的隶书文字，除了形声字外，大部分已经记号化。今文学家的文字观念非常荒谬，要么不说，要么乱说，他们根本没有分析汉字、研究汉字的动机和能力。 刘歆要整理古文文献，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考释“古文字”，需要字形分析，需要破假借。 六书是古文文字分析与释读的条例。《周礼》中有个“六书”名称，那应该与秦书八体、王莽六书一样，是六种不同的书体，与刘歆的六书理论没有关系。东汉有三家传六书，班固、郑众和许慎，虽然名称、次第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异，追溯上去，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文字学从产生发展的过程看，从始至终就与古文献的整理密切相关。 汉代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字政策，对文字加以搜集、整理与规范。到了西汉后期，不仅仅是为了日常使用，主要目的是文献整理与释读。《汉书·艺文志》与《说文解字·序》对西汉的文字政策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一、律令对吏、史之规定。《说文序》记载汉律：“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九千字不是单字，更不是籀文，当时通行的文字没有那么多。八体《艺文志》作新莽以后的“六体”，显然不对。为吏为史的考试内容不同，吏会读写一定量的通行文字即可，史则还得会包括大篆在内的其他诸体。不能写错字，写错了要失职丢官受罚。这是严厉的文字规范政策。这个政策到许慎的时代，早已废弃了。 二、文字的搜集、整理与规范。西汉时期，汉宣帝与汉平帝都曾经组织当时的专家学者进行文字讨论与规范。汉平帝曾召集爰礼等一百多学者，令说文字未央廷中。可以说是一次规格高、规模大的盛会。扬雄把会议讨论的成果汇集成《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新莽时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颇“改定古文”。所谓的改定古文，应当就是与我们今天出土文献整理一样，用隶书写定古文，把古文文本转换为隶书文本。自此之后，有些古文文本就逐渐消失了。 三、西汉末年莽新“六书”。新莽时期的文字有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虫书。 这六书与秦书八体相比较，除了多了古文与奇字外，其他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大篆、小篆合成篆书，隶书别称佐书，殳书、署书本来就是写在不同载体上的文字，删除是合理的。古文单指壁中书，奇字是指壁中书之外的其他古文，这些都是被秦始皇废除了的文字，这个时候又使之“复活”，是为了满足整理出土与传抄的古文文献的需求。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昌盛，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纷出。汉和帝时曾诏令贾逵“修理旧典”，贾逵几乎编注群经。许慎从贾逵“受古学”，得其真传。汉和帝时受诏校书东观，也从事古籍整理。《说文叙》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所说古文不一定都是古文字文本，但从三体石经中古文的留存情况来看，这个时候大部分古文文本存世，许慎不仅得见，而且还加以校理。 自西汉末年以来，文字数量剧增。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秦之三仓合在一起，断六十字为一章，凡55章，也就是三千多字。到了西汉末年扬雄的《训纂篇》增至五千多字。东汉以后，班固有所续增，将近百年的时间，文字暴增至九千多字。多出来的四千来字中有一小部分是适应记录语言的需求产生的新字，更多的是整理古文文献过程中古文字的“隶定”。徐铉说“许慎采史籒、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大体不错，但忽略了古文文献的这一重要来源。 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中期，文字有籀文、古文、奇字、小篆和隶书。今天验之以出土文献，完全符合实际。 我们把许慎时代的文化背景概括一下： 第一，古文经学占上风，古籍整理成为风气，但今文学家的谬说还在流传。 第二，古文字文本还留存于世，西汉末年开始，学者开始进行整理研究。 第三，出现了大量的古文字，积累了大量的文字研究成果。 就许慎个人来说，首先他是古文学派，师从贾逵，六书理论等自然得知。第二，他是个经学大师，号称“五经无双许叔重”，实际上就是文献学家，整理过古籍，有《淮南子注》等。第三，他校书东观，有机会见到古文文本。 无论是社会环境文化需求还是个人条件，都为《说文解字》都产生创造了条件。 （一）《说文》是今古文斗争的产物 从总体上看《说文解字》是考释成果的汇集，旨趣在于汉字的阐释，目的却是“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许慎了解或目睹了世人非难古文与胡乱解字的乱象。《说文序》中有详细的描写，面对古文文献： 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諠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籒。俗儒鄙夫，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僊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从这个角度说，《说文》是今古文经学斗争的产物。 （二）《说文》是一部以解说文字构形为宗旨，阐释汉字深层构字理据的学术著作 《说文》是第一部以古代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分析汉字的学术著作。这集中表现为三点：一是研究对象不是通行字体；二是系统的文字构形理论；三是用这一套理论对每一个汉字进行阐释。 文字构形理论继承了“六书”说，独创了“二书”说。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六书的价值，对其“二书”说重视不够。把汉字区分为独体的“文”和合体的“字”，至今也是汉字构形理论的基础。“文”就是后人冠以“字母”、“字素”、“基础构字部件”等不同名称的汉字构形基本单位，“字”就是由“文”构成的各种组合类型。汉字构形系统不论如何阐释，都离不开这个基本框架，今天的各种理论，只不过是这个框架的细化。 （三）《说文》是一部资料详实的古文字字编 我们常说《说文》的主体是秦篆，总体上看大致没有错误。小篆作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规范字体，实际上在秦代就只是在十分庄重的场合才使用，真正通行的文字是隶书。到了汉代，无论是规范字与通行字都被汉隶所取代，小篆作为一种艺术字体，使用范围就更加狭窄了。这与我们今天书法篆刻写小篆、碑额写篆书的情况基本相同。从这个角度说，小篆对于东汉人也算得是一种“古文字”了。把秦篆说成是古文字还有些勉强，下面几种情况就毋庸置疑了。 第一，《说文》重文中保存籀文和古文。这一点历来研究的学者很多，西土东土之说已经深入人心。 第二，有一部分字头是小篆与古文或籀文的迭合。小篆与古文等一致，古文不必重出。段玉裁知道，许慎所见古文不止于所列重文，其他古文为什么不列呢？他说：“小篆之于古、籒，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籒也，故不更出古、籒。”⑩这种推测有其合理性。例如，一、二、三，古今相同，示、祀、祖、祝等六国古文与小篆基本一致。 第三，《说文》字头中有大量的古文。这一点很长时间被忽略了。段玉裁改“丄”为“二”，指出是以古文为字头，验之古文字，成为不刊之论。⑪ 上文已经说到，《说文》字头中有一部分就是古文的隶定，还有一部分是远有所承的古文字。那些文献中不见使用、音义多歧、构形解释不着边际的文字，大部分是六国古文或更古老的文字。例如《说文》卷三干部和 【 这个字小徐本“从干”下有“倒”。干倒应该是矢倒。楚文字“矢”字皆作倒矢。 【屰】，不顺也。从干，下屮，屰之也。 “屰”是头朝下的倒人，是倒行逆施之逆的本字，见于甲骨文。战国文字和秦文字都写作逆。屰是远有所自的“古文”。 【 这是战国文字的“去”，“去”字书中保留了它的形和音，却丧失了它的义。 【 “ 上列诸字在秦汉文献中不见于使用，说明这些字并非通用文字；构形阐释莫名其妙，说明许慎已经不知其结构。这些文字从何而来？合理的解释就是古文文献。这些古文并没有对应的小篆，《说文》要收录，就无法作为小篆的重文附录，而是只能作为字头立目。这部分字后来被当作小篆加以改造而“小篆化”了。我在讲课中多次强调，要加大《说文》字头中古文研究的力度。 把上列重文中的古文、字头中与小篆迭合的古文、字头中小篆化了的古文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反映许慎所见到的古文。从这个角度说，《说文》也是一部“古文字字编”。 （四）《说文》是古文经学的产物，阐释文字也带有经学化的倾向。 东汉以阴阳五行的理论阐释经意，经学谶纬化。古文经学家也会受到其影响。《说文》在部序排列与文字阐释中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倾向。例如干支字的阐释、始一终亥的部序等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受社会需求、文化政策、学术潮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学术的时用价值常常导致其政治化，学术的永恒价值则在于其自身的学术性。就《说文》来说，从文字本体出发研究文字，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具体每个字的阐释，都是开启新学，具有永恒的参考价值，而一旦羼入经学的宣讲，就变得荒诞不经。这一警示也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六、《说文》的不朽价值 《说文》的价值，任何一部中国语言学史或文字学史都会论述，在这里不一一引述。我从研读与运用《说文》的过程中，有一些个人的感受，有些与大家相同，有些可能不太一样。上文谈到了《说文》的一些特点，其中一些特点就是其价值之所在，在这里再集中谈一谈。 （一）从古文文献文字考释中独立 本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讨解析文字与古文文献整理之间的密切关系，阐明《说文》产生的条件及其特点，但《说文》最大的价值是把汉字研究从经学或文献学中独立，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对所有的古文字和小篆进行阐释，从而使文字研究成为“小学”的主体。 《说文》首先是文字考释成果的荟萃。这就像我们今天编古文字字表，虽然没有表明文字考释的过程，但一定是考释成果的荟萃与取舍。 《说文》把考释古文字时所运用的分析字形的方法扩展到所有小篆，阐释其构形理据。这样，文字研究就成了独立于经学或文献学之外的一个学科。 过去我们过多强调小学对经学对依附性，而忽略了《说文》学术上对系统性与独立性。 （二）“二书”与“六书”理论的完备 《说文》完善了六书理论，提出义界，举出例证，支配文字学一千多年。这一点所有的文字学史都会强调，在此无需赘言。《说文》创立“文”、“字”“二书”说，是现代汉字构形理论的出发点，影响日益明显。 立足于文献用字考释基础上的字形分析和释读，六书基本上是合理的。立足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和汉字构形，六书理论是混乱的。但无论如何，六书与二书触及到汉字的本质特征，奠定了汉字学的理论基础。 （三）理论的实践 二书说和六书说是在古文文献整理研究需求刺激下产生的文字分析条例和探求文字深层结构的理论。汉代有许多同样运用这种理论解释文字，许慎第一次运用这种理论系统地解释所有的先秦古文字与小篆，给我们丰厚的文化遗产。 （四）小篆、籀文、古文字形的收录与保存 《说文》不仅是秦篆的集成，而且是先秦古文字的荟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地下对古文字材料日见其多，《说文》对于研究古文字的价值被重估。我个人认为一些高难度对问题探讨，离不开《说文》所提供对线索。 （五）字书体例 《说文解字》的主旨是对汉字进行分析与阐释，是学术研究，不是汉字教学和应用的字典。直到今天，以研究汉字为目的的古文字字编大都沿袭《说文》字理部首编排。以汉字应用为目的的工具书虽然把540部首简化为多少不同的检字部首，其源头依旧是《说文》。 《说文》是汉字学史上不朽之经典，直到今天，不仅是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而且是汉字研究的重要依据与参考。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说文》独领风骚长达两千年，可见其价值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但另一方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今天我们的学术环境、学术视野与《说文》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无论从材料、理论和方法上，汉字研究较之《说文》都有整体超越。超越近两千年前的古人，实在算不得一件光彩的事。 （一）首先是古文字材料的突破 商周甲骨文许慎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所见金文也十分有限。“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汉武帝时出土一宝鼎，视为祥瑞，改年号为“元鼎”，可见其稀缺。现在吴镇烽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已经收录16703件。先秦简帛文献不断大量出土，材料越来越丰富。 （二）文字理论的突破 六书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个角度对汉字的分类；一个是从汉字结构的角度对汉字的分类。《说文》是分析汉字结构、阐释构字理据的，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上脱节，理论中的假借、转注二书无法在字形结构分析中体现。至于六书之间界划不清，更是突出的弊端，很多学者早已指明。 六书理论用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与文字构形两个标准对汉字的分类，出现了界划不明、分类不清等问题。学者从记录语言的方式角度重新归纳为表意、表音和形声“三书”，确实比“六书”说更合乎逻辑，但用这一套理论给离开语境的字书中的汉字分类，就只有表意和形声两类。三书理论从一个角度真实地反映了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但汉字构形理论不能用“三书”替换“六书”，而是需要系统的重构。 《说文》的部首除了独字部之外，其他都可以作为构字部件参与构形，其功能只有表意和表音两类，没有区别符号与装饰符号，这是其理论上的重大缺陷，致使文字阐释发生系统性错误：即把所有的区别符号和装饰符号都当作表意或表音符号阐释了。例如“王”字在小篆中已经是一个完全记号化的文字，依靠横画的长短和间距与“玉”、“壬”等字相区别，许慎却把每一个笔画都当作意符。“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这种错误不是个别的，而是系统性的。 受条件限制，许慎依据材料的主体是小篆和六国古文，分析的主体是小篆，还没有能力对文字进行历时的分析。无论是战国文字还是小篆，大量的文字记号化。记号字就是失去构字理据的文字，对这些文字不做历时追溯就强加索解，必然错误。《说文》把“为”阐释为母猴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汉字理论远比六书理论丰富得多、深刻得多、细致得多。《说文》的文字理论可以分化为两个分支：第一是从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本质特征出发，确定文字的性质，对文字加以分类；第二是从汉字结构的角度阐释汉字的构形系统和构字理据。 （三）《说文》研究应当有所突破 《说文》研究大致有如下几个阶段： 自汉至唐末宋初，主要是模仿《说文》体例编写字书和整理出版。徐锴虽然对理论与文字都有所阐释，但成就不大。 宋元时期六书学昌盛，汉字学成为六书的辨析与再分类。 清代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代表的考据，突出成就是结合古音研究与文献语言探讨形音义关系。 到了近代吴大澄之后，利用古文字材料补证。其后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纠正《说文》渐成风气，成绩很突出，问题也很多。尤其是一些自己对古文字尚未深入研究就以古文字为“利器”大肆讨伐《说文》的做法，影响恶劣。 今天我们拥有丰富的材料、周密的文字理论、可信的考释成果、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应当有更加公正、全面、系统的《说文》研究成果。 （四）《说文》的应用价值 作为一部距今将近两千年的学术著作和工具书，至今还有应用价值，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这里强调其突出的两点。第一，《说文》是学习古文字的阶梯。从古文字研究的历程来看，这一点被学术界特别强调是自然的。只要熟悉小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金文大部分都可以解决。第二，对于来源不明、构形不明的古文字，许慎把构形理据大部分讲错了，但或多或少总会留下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把“ 《说文》在今天的应用价值是多方面的，古文字研究、书法篆刻等等，但我还要强调另外一点，不能夸大《说文》在古文字研究中的作用。战国各系文字虽然都是一个源头发展而来，但已经形成彼此不同的区别系统，例如秦楚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今天楚文字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可信的释读成果，楚文字的学习与研究完全可以直接从楚文字入手，《说文》作为参考而不是“阶梯”对学习方法也是可行的。 当年许慎根据他所见到的材料，用当时的理论完成了不朽之作《说文解字》；今天的学者也应当用今天的文字理论对今天的古文字材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汉字学对《说文》的理论体系与个字阐释已经是整体的超越。充分发挥《说文》的价值，又不受《说文》的束缚，汉字学会有更好的发展。 ①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 ②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29—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参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42—4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④参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2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⑥《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 ⑦参见［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4页。 ⑧参见王国维：《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334—344页。 ⑨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页。 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⑪“上”字作“
（本文原刊载于《华夏文化论坛》2016年第1期）
选稿：泠泠花外 编辑：萧萧易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