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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他，是个“履历不凡”的老师： 他连续援藏16年，在野外收集上千种植物4000多万颗种子，用心培育大批优秀学子，推动着学科发展，心系着祖国的未来，他让无数人懂得了信念的力量…… 从2001年开始，他频繁地往返于上海、西藏和其它西部地区。他的身影，在蓝天白云间隐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 熟悉他的人说，他一年的奔波，能超过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过的路。 熟悉他的人更说，他定格在53岁的生命，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科研、教学、管理、科普……他涉足的每一项工作，都作出了卓越业绩。 去年9月25日， 他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 他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是一位先锋者。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钟扬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 但在他灵魂中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没有极限。 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让我们跟随6个关键词，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1 初心 这辈子，一个人留下的不在于多少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 ——钟扬 2000年的一天，著名生态学家陈家宽问钟扬：“我受命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你想不想来？”钟扬很快答复：“来！”这让陈家宽既惊喜又意外。惊喜的是自己没有看错人，意外的是钟扬答应得那么爽快。为此，陈家宽还特意强调了一下：“你在武汉可是副局级干部，你放得下？” 钟扬回答：“我绝不后悔。” 为什么他就这样坚定地放弃了光明的前途？ 因为在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从科学家转型为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刚满36岁的他，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一心想发挥最大的能量，做出更大的事业。 追求，对事业永恒的追求，这样的信念，在钟扬早期的人生中，便已成形。 到复旦工作后，钟扬通过几年扎实的文献研究和野外考察，发现在国家种质库中，西部地区的标本和种子少得可怜，特别是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青藏高原，几乎没有植物样本的收入。钟扬说：“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可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可惜。” 从此，他就踏上了采集植物标本和收集植物种质资源的道路。 身边的同事都说钟扬疯了。他选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 面对众人的不解，钟扬把自己的“小九九”和盘托出—— “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于是，16年间，他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子都是首次采集到的，多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和团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收集到的香柏和杜鹃，被发现含有抗癌成分，已经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 有种植物名为拟南芥，实验价值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找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是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钟扬带着团队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那既是团队两位年轻人姓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组合。 为了收集西藏巨柏的种子，钟扬和藏族博士生扎西次仁涉险行走在雅鲁藏布江两岸，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是国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说。 2 爱国 “对国家有用处，就去做，这就是钟扬的行事逻辑。” ——钟扬 上世纪80年代，钟扬和妻子张晓艳从各自大学毕业，同时分配进中科院武汉植物所。钟扬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无线电电子专业，负责建设和维护机房，在植物所，他的工作属于辅助性质。 但是他没有乐得享受清闲的时光。看到科班出身的张晓艳每天研究荷花，钟扬冒出了想法：“能否把计算机知识应用到植物研究中？” 张晓艳给出建议：“你得学点生物学，你得了解数据背后的生物学意义，不然，你处理不好数据的权重关系，对这些数据也不会有感情。” 自称在中科大花了1万小时去学习无线电的钟扬，听到张晓艳的话，没有犹豫，一头扎进生物学的世界。 回忆起钟扬当年的选择，张晓艳说：“那时大学生很少，国家百废待兴，他看到了计算机和生物学结合的广阔前景，觉得将来对国家有用处，便做了决定。” 觉得对国家有用处，就去做。这就是钟扬的行事逻辑。 后来，钟扬和张晓艳喜结连理。上世纪90年代初，夫妻二人共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别人往往带生活中稀缺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钟扬却买了计算机、复印机。 两人一起去海关提货时，海关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为此，钟扬还来回奔波了好几天。 1999年，两人第二次出国，这次，钟扬心里想着的还是多给单位买设备。他拉着张晓艳一起送过报纸，张晓艳自己还去中餐馆端过盘子。钟扬还挺乐呵：“积少成多，说不定回去时又多买一台打印机。” 3 使命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钟扬 钟扬在雪域高原的故事，和“种子”紧密相连。
青藏高原是植物物种的巨大宝库，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高原反应，很少有植物学家在那里长期工作。 但是，钟扬教授在青藏高原的种子搜集之旅，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因为他担心，在人类对生物多样性深入了解并且加以利用之前，有的植物就已经永远消失了。 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他一年至少要收集600种植物种子，而且每一种的种子量要收集至少5000颗，同时，不同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 野外工作苦，在西藏的野外工作，更苦。钟扬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厉害，但他为装更多采样，出门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次次如此。 高速公路到了尽头，他们就走“搓板路”，没地住宿就睡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每个人盖着三床被子仍然冻得瑟瑟发抖。一次，钟扬和一位博士生住进一家简陋旅馆，半夜想开窗透气，没想到却一下把年久失修的窗户推掉了。就这样，他们在零下十几度的房间捱到天亮。
来了西藏，钟扬才知道，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是多么薄弱。那时的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专业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这一事实深深刺痛了钟扬。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的工作。 面对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情况，钟扬不仅帮他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个人出资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2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师琼次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后来，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2012年，西藏大学招收了首届理科硕士生，却面临学校办学经验不足和基础课开得不全的双重困境，钟扬得知情况后，亲自跑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落实了这批学生1+2的学习模式，让他们第一年在武汉就读，第二、第三年再回拉萨。 不仅如此，钟扬的父母都在武汉居住，他又特意把这9名学生带回父母家，请父母多加照顾。从此，每个周末，老母亲都要把9名学生叫来，炖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给学生们改善生活。钟扬又自掏腰包，给他们每人发了1000块钱的生活补助。 对教育援藏，钟扬有着深深的思考。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藏族的高端人才留在西藏。 为了培养好在藏大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钟扬几乎停招了他在复旦的研究生。 他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钟扬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1年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该校首个理科硕士点；创建“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科研创新团队，2012年成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3年获批生态学博士点，为该校首批三个博士点之一；2017年更是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钟扬说，“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是做不成事情的。”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他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意识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4 责任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钟扬妻子张晓艳 “妈妈，听说爸爸是劳模？劳模是什么意思？”有一次，小儿子突然问张晓艳。 张晓艳说，劳模就是劳动模范，这个人要很厉害，要比常人付出很多，要牺牲很多自己的东西，你想爸爸是不是那样？ 小儿子听了，沉默半响，说：“妈妈，那你不要当劳模啊。” 张晓艳一阵心酸。
这些年，钟扬每年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2016年，钟扬坐了157次飞机，其中38次是凌晨才抵达航站楼。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徐宝慧陪钟扬回过一趟上海，深为钟扬的工作节奏震惊。 飞机上，钟扬就没有停下过工作，只在飞机临降落的半个小时，他才关上电脑休息一会儿。下了飞机，钟扬又在出租车上打开电脑，处理文件。到了学校，他直奔教室，研究生们已经在等着他上课。课上完后，他又回到生命科学学院，讨论学院的工作，其间，还热情地领着徐宝慧参观。 后来徐宝慧与钟扬共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发现，这样的工作节奏，是钟扬的常态。有一次他跟钟扬到浙江大学出差，连续两天，钟扬都是工作到凌晨两点，然后睡4个小时，起来冲个澡，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有次，钟扬因病住院，学生徐翌钦负责第一天的陪护。半夜3点，钟扬的手机突然响了，徐翌钦拿起来一看，是闹钟。 徐翌钦还以为这是钟扬为赶飞机而设的闹钟。第二天问了钟扬才知道，闹钟是为了提醒他该睡觉了。 很多人都知道，发给钟扬的邮件，24小时之内一定会得到回复。只不过，回复的时间常常是凌晨两点。 负责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他常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一开始，物业师傅不知道，还是到点下班，把大门用铁链拴上。等到身高1米8、近100公斤的钟扬下楼，便只能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去。后来，因为整个楼里面只有钟扬才会经常很晚离开，研究生院单独为钟扬设置了门禁。 这是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唯一的“特权”。 后来，钟扬频繁往来于西藏和上海之间。按照一般的进藏规律，大家总以为，他每次进藏，总要在拉萨适应一两天，再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钟扬的节奏又一次次震惊着人们。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曾是钟扬的博士研究生。他印象最深的，是钟扬的一份飞行计划表。 因为工作需要兼顾上海和西藏，钟扬专门整理了这份计划表。比如，上海到成都最晚的航班是凌晨2时到达，在机场休息室眯2个小时就到凌晨4时，正好成都飞拉萨的第一班飞机可以安检了，早上7时起飞，9时30分到达，直接开始工作，一点不耽误事儿。 这份表排好之后，钟扬特别得意，经常跟人炫耀。然而他的每一次炫耀，都让拉琼心头一痛，“哪有这么逼自己的啊”！ 与钟扬多次共事的西藏大学理学院原院长白玛多吉，回忆起钟扬在西藏的工作节奏，心情沉痛。 白玛多吉来自西藏那曲，那里有一个钟扬负责指导的观测站。有一天，钟扬从上海飞抵拉萨，又立刻赶上开往那曲的火车，在晚上9点抵达那曲。 十几个小时，从海拔只有4米的上海一下子上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那曲，白玛多吉当时就激动难抑：“钟老师，您再忙也不能这样搞，您这样是在玩命！”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类似的话，谁没有对钟扬说过？每次钟扬都是大手一挥：“不碍事，工作要紧！” 甚至，2015年他因脑溢血紧急入院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出院后，他不仅没有放慢工作节奏，反而还加快了，西藏也是照去不误。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院、西藏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馆……钟扬的工作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很难有人一下子能说清他到底承担了多少项工作，人们只知道，他如同陀螺一样，没日没夜地连轴转。
因为，他希望，为复旦，为西藏，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身为一名教师，这是他的理想。 他希望，在10年时间内，收集到占西藏植物比例40%的物种样本——身为一名科学家，这是他的追求。 他希望，推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不断发展，在各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身为一名管理者，这是他的责任。 大病之后，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未竟的事业完成。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张晓艳含着热泪追忆丈夫。 钟扬去世后，张晓艳独自在家整理旧照片，她发现，全家最近的一张全家福，竟然拍摄于12年前。 不是没有全家一起拍照的机会，但每一次，钟扬都因为工作临时缺席。 这些日子，张晓艳彻夜难眠。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她会条件反射般想起，钟扬该回家了吧？ 她常幻想，他工作太忙了，是不是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5 情怀 “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钟扬的学生 在浦东临港的一块试验田里，种着一片上海唯一的红树林。这是钟扬“要送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此前，红树林在中国最北也就长到温州。当钟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纬度更高的上海可以成功种植。2005年，钟扬第一次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种植红树林的课题遭到失败，他不服气，又接连申报了两次，才获得通过。 红树林在上海的生长异常艰辛。第一年，种下去的红树纷纷死掉，只剩光秃秃的杆子，叶子全部掉光。 经过艰苦的筛选、摸索种植方法以及和吃树苗的野兔的“斗法”，如今，一些红树品种已繁衍至第二代、第三代，耐寒性大大提高。 更让钟扬惊喜的是，第一年“死去”的红树，竟然又“复活”了，它们的根仍在生长，仍在吸收着养分。 那天的钟扬很高兴，他对同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2001年，复旦大学征集选派援藏干部，钟扬第一个报名。后来复旦大学对口支援地区改为甘肃，钟扬就自己联系西藏大学自费援藏，这一去就是16年。 “光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他不是为了镀金，不是为了让自己履历表好看，他是真心实意去做事情。” 这是怎样的一种“真心实意”！ 上海科技馆的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但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钟扬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揽下。 自然博物馆图文文稿的内容涵盖了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可读性，其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的时间通常只能讨论十几二十块图文的内容，而整个自然博物馆有将近五百块知识图文。 不论多忙，钟扬始终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讨论每一段内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扬从西藏回到上海，博物馆都会立刻去预约时间，他也总是爽快地答应，哪怕只有半天的时间，也会赶过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做科普没有利，更没有名。五百块图文，又不署名，观众谁知道是他做的呢？”博物馆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说。 但是钟扬乐意，看到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流连忘返，看着科学的种子就这样悄悄埋下，他便感受到巨大的快乐。 高原反应有近二十种，每一次上高原，钟扬都会有那么一两种。但无论是出野外，还是上课，作报告，他从来没有耽误过。 他对张晓艳说，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梦想，而梦想都是需要付出心血，付出牺牲的。 6 传承 “他留下的每一颗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2017年9月25日，钟扬又是在凌晨起床，准备出发。 他原本是受邀讲课，完全可以要求主办方安排一辆车送他到机场。但他担心麻烦别人，自己联系了一辆网约车，趁夜悄悄离开。 凌晨5时左右，他乘坐的车辆与一辆铲车相撞，钟扬被甩出车外，因地处偏僻，直到天亮才被人发现、报警。 噩耗传来，好友杨亚军连声哀叹：“钟扬啊钟扬，你为什么不让当地学校送你，为什么自己找了一辆廉价车，为什么不等到天亮再出发！” 已经没有如果，一颗纯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人们在西藏大学钟扬的住处收拾遗物，翻出来一双沾满泥浆、开了口、鞋底花纹都快磨平的运动鞋。有学生当场痛哭失声：“老师，您给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运动鞋，说我们常爬山，要穿好鞋……” 钟扬八十多岁的父亲几近昏厥，悲痛之余，他向治丧小组提出唯一的要求：“我们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 经常有人问金力，你眼里的钟扬是什么样的？金力说，他就像一个战士，冲锋在最前线，他一心只想着前方的高地，忘记了喘息，也忘记了自己。 这样一位忘记了自己的男人，把大半生融入植物的世界，也把自己活成植物的样子。 千万种植物中，钟扬最喜欢的是裸子植物。因为只有在艰苦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遒劲。他常说，自己最希望成为松柏，在艰苦中以挺拔的身姿矗立，纯粹地生长。 在他离去后，他的故事不断被人传颂。至今，讲起他的故事，念起他的人格，同事们、学生们依然会泪流满面，泪水中，一句话被反复提起—— “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钟扬的这些话，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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