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节选） 无韵之《离骚》——《史记》之文章风格 《史记》的文风，历代学者多有精辟之论，他们任自己的常识、人生经验，对《史记》进行探究，自成一统，各成一家。归结起来，不管论家们的观点如何缤繁多彩，也不管他们的语言表达如何不同，却都有一个殊途同归的看法，即《史记》的文章风格是属于崇高美的。 先看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中所辑录的几家评论： 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黄履翁说：司马迁之文“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少就于笼络。” 凌约言说：“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 茅坤说：“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所谓“疏荡，颇有奇气”；“天马骏足步骤不凡”；“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等等，虽然词目各异，却都是说司马迁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雄浑，惊心动魄，从美学角度看，是崇高美的典型表现。 鲁迅说：“《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李长之说：“象他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一样，他的风格也是的，这可以说是他的风格之本质特征。” 《离骚》被司马迁称为是“舒愤懑”文学的典型，鲁迅把《史记》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同样也认为它是“舒愤懑”文学的杰作，是韩愈所说的“不得其平则鸣”的产物，“郁于中而泄于外”的结果。李长之的“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同样认为《史记》的文章风格是属于崇高美的。 司马迁文章风格的崇高美首先表现在语言运用上。 先看叙述语言，最典型的是描写巨鹿之战那一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真可谓一气呵成，令人读来热血沸腾！怪不得明代茅坤要说：“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凌约言要说：“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宛然可想也。” 其次是引用的语言。陈涉辍耕陇上发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叹息；刘邦、项羽见到秦始皇时脱口而出的“大丈夫当如是也”， “彼可取而代也”；蔺相如的“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屈原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或者表现一种豪迈的积极奋发精神，或者是深沉的爱国热情，或者是出于污泥而不甘其所染的高洁志趣…… 第三是司马迁善于采用多种多样的句式来表达历史人物的激情或自己的爱憎。如排比句的运用：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溝域。”“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 这些排比句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说理则含蓄而雄辩，叙述则义正而辞严，抒情则震魂而动魄。 感叹句的运用或悲愤，或同情，或豪迈，或感伤，或慨叹……如： “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是感于秦暴而亡的教训而发出的由衷之叹；“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是对无敌无畏、胸怀宽广的蔺相如的赞扬和对他智勇双全的才能的敬佩。 设问和反问句在文学修辞中起着加重语气，增强感情的作用，它们所表达的感情有时比感叹句还要强烈。《史记》中，这样的句子是难以数计的。如“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是为屈原无辜受诬愤愤不平和对楚怀王昏庸腐败的斥责；“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是对不拘小节，建功立业的伍子胥的称颂；“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平？”则是项羽兵败而自愧的深叹…… 司马迁文章风格的崇高美还体现在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历史场面的描写上。 李泽厚说：“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条件，没有出现荷马似的长篇史诗和希腊悲剧，但产生了象司马迁这样具有民主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产生了《史记》这部无韵的伟大史诗，而且其中有许多极富于戏剧性的篇章，有不少动人心魂的英雄主义悲剧场面，是完全可以同荷马相媲美的。”这里所说的“极富于戏剧性的篇章”指的就是情节的安排，“动人心魄的英雄主义的悲剧场面”，指的就是历史场面。关于历史场面体现的崇高美，已有论述，现且谈司马迁在安排情节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美。 司马迁写《史记》，并不象罗贯中写《三国演义》那样可以虚构情节，而是必须忠于历史事实，展现历史本来面目。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注意艺术性了。司马迁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特别注意历史题材的选择和安排，总是花很多的笔墨去描写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荆轲刺秦王就是典型的一例：“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待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不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心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右左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这其中的情节，何等险象横生，扣人心弦！其他如楚汉成皋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等，皆有如此魅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史记》之立意 贯穿《史记》的中心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积极的进取精神；大统一的历史观；批判的吸收精神。 我们读《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时，总会领略到这样一种思想精神，这就是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不懈追求的精神。这明显地表现在司马迁以敬佩、推崇的态度对一系列历史人物的描写上，如项羽、陈涉、蔺相如、屈原、韩信、毛遂……不胜枚举。同时，这种精神也表现在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探究人生奥秘的言论中。如：“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信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这样称颂道：“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如此例子在《史记》中是随时可见的。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史记中，夏、商、周三代之君，春秋战国诸侯，秦朝汉代的帝王，四面八方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匈奴是夏桀之后，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乃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流血战争，尽管有纷繁复杂的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但所反映的都是在斗争中发展，不断走向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反映从黄帝统一时，由少数部落组成的古国到秦皇、汉武大一统时各民族的互相融合。正象张大可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一统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历代以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宝贵历史资料，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已有的那种在继承传统中的批判精神，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贬恶扬善精神以及面对现实的直言精神！他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闪光思想，尤其深受儒家、道家和屈原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囿于已成历史的学说和思想，而是取各家所长为我用，在吸收的时候又突破了他们的局限性，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特色。他深切同情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所受的痛苦遭遇和无辜打击，痛斥统治者的残忍和腐败；他面对着汉帝国的皇帝汉武帝，直言无讳，讥讽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无赖，挖苦汉武帝的迷信鬼神，还歌颂了被汉武帝诬害的悲剧人物李广，表现了愤世嫉俗的在无畏气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