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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清超、王朋利、张洁琪 摘要
关键词：数字教育资源；资源分类；资源供给模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数字教育资源已成为信息化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水平在现实层面决定了信息化教学应用的发展水平。近年来，在国家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推动下，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应用水平日益提高，但相对于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对信息化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数字教育资源的发展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如区域与区域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共享机制，城乡的数字教育资源鸿沟进一步扩大，企业不能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没有积极性来持续投入资金更新资源，教育事业单位开发数字教育资源的动力不足，资源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途径等。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研究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模式和供求关系，转变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理念，从“需求侧拉动”转变为“供给侧推动”，科学引导供给主体的资源建设方向，激发市场活力，将有利于促进教育信息化的良性发展。
一、政策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后，国家和各省市也陆续发布了大量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政策文件，包括《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等，并启动了系列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项目，如“三通两平台”工程、“数字教育资源教学点全覆盖”项目、“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等，这些项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应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www.eduyun.cn）是国家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工程建设的两个重要平台之一，其目标是促进信息化优质教育资源的汇聚与共享，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该平台于2012年12月正式上线，目前平台的资源建设已形成了“征集、汇聚、共建、捐赠”四种重要机制，教育资源建设初具规模。2012年，教育部实施的“数字教育资源教学点全覆盖”项目（jxd.eduyun.cn），通过IP卫星、互联网等多种方式将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传输到全国的教学点，帮助农村边远地区开齐、开好国家规定课程，满足适龄儿童就近接受良好教育的基本要求。自2012年正式启动到2017年10月止，已实现全国6.4万个教学点的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2014年，教育部启动的“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其目标是增强教师对信息技术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各学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资源建设上，帮助我国形成一套覆盖中小学各年级课程的生成性资源体系。上述这些全国性的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项目，分别从某些侧面解决了中国基础教育的部分现实问题。但2014年教育部、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有效机制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模式和有效应用机制尚未形成，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还不够深入”[1]。 由此可见，数字教育资源的发展离国家的教育改革发展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各资源供给主体对自身角色定位不清晰，对数字教育资源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认识不深刻，对用户有效需求缺乏准确把握以及资源服务机制缺失等原因，造成了数字教育资源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供给模式以“指令性”生产与配给为主的现象。教育部反复强调，要加快构建“基础性资源靠政策、个性化资源靠市场”的资源建设机制和“企业竞争提供、政府评估准入、学校自主选择”的资源供给机制，但目前数字教育资源在配置优化理论、供给机制与实践创新等方面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准确把握我国数字教育资源供求与应用现状，对资源供给总量进一步作出结构上的划分与考察，探索有效的供给模式与供给机制，实现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水平与能力的大幅提升，形成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供给方式与服务创新的生态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托教育部—中国移动科研基金课题，按照“现状调研—问题分析—专项研究—形成对策”的基本思路，通过对资源供给侧、需求侧的调研及对当前国家数字教育资源的重大项目、典型案例的考察，分析数字教育资源的供需现状，梳理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模式，在调查数据分析基础上形成推动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二、数字教育资源的基本供给模式
数字教育资源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物品资源，公共资源的供给主体一般可以分为三类：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第三方供给。结合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发展现状与实际供求关系，本文认为我国的数字教育资源包括以下四种供给模式：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公益供给和自我供给。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教育资源的基本供给模式 政府供给模式指由政府部门主导并推动建设，面向学校师生提供数字教育资源的形式。政府供给的数字教育资源是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学校的基本数字教育资源需求，保障课堂教学质量。我国早在2001年就提出要积极利用并开发信息化课程资源[2]，截至目前，已建成的国家级资源平台主要有面向基础教育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面向开放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的国家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为真正发挥政府的保障性作用，扩大资源的受益面，政府应该积极建设大多数教师最需要的、紧缺的数字教育资源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保障性资源（如民族教育教学资源）。 市场供给模式指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并依靠企业、出版社等多方力量建设，面向大众提供数字教育资源的形式。随着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范围和供给数量逐渐扩大，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质量和效益。国家在政策上鼓励企业积极提供云端支持的、动态更新的、适应混合学习和泛在学习等学习方式的新型数字教育资源及服务，并积极探索和建立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教育信息化工作新局面[3]。在资源供给的过程中，企业应更加注重个性化服务的提供，以获得较好的用户效益和丰厚的投资回报。 公益供给模式指由非营利组织或个人开发，免费向公众提供资源的形式。公益供给的资源旨在扩大优质资源受益面，有效推动终身教育理念的普及，目前由公益组织供给的数字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我国自2001年开始建设开放性资源[4]，近年来，开放教育资源在我国的受众面和影响力逐渐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资源建设呈现出从“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到“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再到“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发展脉络，开放性逐渐增强，体系不断完善。自我供给模式指学校自主开发或改造现有资源，面向师生提供更加适合自身需要的校本化资源的建设方式。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关注校本课程的建设，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提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机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资源相互补充。学校自我供给的资源既包括学校自主开发的具有地方或学校特色的资源，也包括学校基于自身特色对原有课程资源进行再组织的资源。资源形式包括校本化教学应用的资源及校本课程配套资源。
三、基于供给机制的资源分类框架
在现实生活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处理“要有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5]。为了解决“生产什么”的问题，首先要从供给机制的角度对数字教育资源进行科学划分，考察不同资源的供给特性，认识不同类型资源的发展过程、供给结构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推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国内外的数字教育资源分类大多是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划分：一是从资源元数据的视角分类，目的在于统一资源开发者的开发行为、开发资源的制作要求、管理系统的功能要求，如学习对象元数据模型（Learning Object Metadata,LOM）、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集（Dublin Core Metadata,DC）、学习资源元数据规范（Learning Resource Metadata,LRM）和我国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6]等。二是从资源应用的视角分类，目的在于指导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和应用，如顾小清[7]、刘清堂[8]、王瑛[9]、万力勇[10]、熊英[11]等学者对数字教育资源的分类，以及我国2013年发布的《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资源审查办法（试行）》中，将平台征集的资源划分为教学素材、教学课件、网络课程、虚拟仿真系统、教育游戏、教学案例、数字图书、数字教材、教学工具、学习网站等十类。上述两种视角的数字教育资源分类，在不同时期都为丰富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和实现资源的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支撑，但随着资源的日益丰富，数字教育资源出现资源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现有的数字教育资源分类多从微观（资源元数据视角）和中观（资源应用视角）的视角进行划分，不能很好地解决数字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优化等管理层面的问题。 为指导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1,3]，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基础性资源”“个性化资源”与“校本化资源”的概念，并指出“基础性资源靠政府，个性化资源靠市场”的资源建设机制。本文结合当前政策文件的提法和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分类方法，把数字教育资源分为基础性资源、市场化资源、开放性资源及校本化资源等四类，各类数字教育资源的基本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供给机制的数字教育资源分类框架
（一）基础性资源旨在满足学校开设完整的国家规定课程的基本数字教育资源需求 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初期，由于网络不发达，国家开展农远工程项目，通过光盘、单向卫星等途径实现边远地区的数字教育资源的分发，这个时期建设的数字教育资源主要是与教材配套的资源。近年来，政府部门通过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为广大师生提供教学素材、教学课件、网络课程、教学案例、教学工具等基础性资源，并通过开展“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和民族双语资源项目，为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学校提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保障各类学校基本的数字教育资源需求，缓和区域间、城乡间的数字鸿沟。教育部在2016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保障基础性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3]。
（二）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主体重点建设的资源应有所侧重 为调整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结构，发挥各供给主体的协同效应，各资源供给主体建设的数字教育资源类型应有所偏重。由政府供给的基础性资源应主要用于满足学校师生教学的基本需求，由企业供给的市场化资源应满足公众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由公益组织和高校为主力供给的开放性资源应以推进教育公平和终身学习发展为目的，由学校自我供给的校本化资源应能够支持本校师生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其中，基础性资源是基础的、核心的数字教育资源，市场化资源、开放性资源、校本化资源是对基础性资源的有益补充。校本化资源是学校对基础性资源、市场化资源和开放性资源的再组织，旨在满足学校的个性化教学需求。 （三）资源的网络共享与推广需受政府监测评估 政府在各类资源的建设与市场准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应对在资源平台上线的数字教育资源进行监测评估，包括对资源提供者资质、资源内容、资源质量等的评估。基础性资源评估的重点在于对资源提供者资质的审查和组织专家对资源质量进行评审；市场化资源评估的重点在于对资源提供者资质审查、资源内容审查与用户评价；开放性资源评估的重点在于资源内容的审查。通过政府的监测评估，能够保障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准入质量，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建设生态。 四、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现状与问题分析
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与实地走访，对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调研，分析与发现资源供需存在的主要矛盾，为提供相应对策奠定基础。
（一）调研的实施 本研究在2017年6月至8月，先后通过网络问卷、实地访谈等方式，对全国十多个省市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关主体进行了调研。供给侧主要调研电教部门、企业、出版社相关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等主体，其中电教部门问卷回收89份，学校管理人员回收问卷365份。需求侧主要调研资源的使用者，即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共回收问卷23473份。
（二）数字教育资源供求侧的现状
1.政府供给资源现状
政府相关部门的数字教育资源以自建资源和汇聚区域内的教师资源为主。在所调研的电教机构（N=89）中，资源的主要来源依次为：通过比赛活动征集资源（65.17%）、组织本地区学校教师开发资源（53.93%）、购买企业开发资源（46.07%）、与企业共建资源（28.09%）以及教研部门自主开发资源（21.35%）。通过交叉分析发现，政府部门自建的资源类型主要有教学课件和教学素材；汇聚的资源主要有教学案例（课堂实录）、微课等，并且主要通过项目或活动等形式实现资源汇聚，如通过“一师一优课”活动汇聚优秀视频教学案例资源，通过“全国电脑大赛制作活动”汇聚优秀课件资源。
数据显示，85%左右的电教机构会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前调研学校以及当地教研部门的实际需求，调研主要通过问卷、研讨会和征集意见等形式进行，多数地区会同时结合多种方式展开调研，以尽可能收集到更多信息，保障调研结果的科学性。目前，各地的省级数字教育资源平台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市县级的数字教育资源平台仍需加强。对市级和县级的数字教育资源平台建设情况进行调研的数据显示，在参与调研的29个市中仅有27.59%的市级电教机构建设有资源平台，在参与调研的42个县中仅有16.67%的县级电教机构建设有资源平台。
2.市场供给资源现状
市场供给的数字教育资源主要由企业自主开发，企业开发数字教育资源的驱动力量主要有两点：一是受教育装备行业的市场环境制约，数字教育资源与其他教育产品打包销售获得利润，此类企业供给的资源主要是以从其他企业获取数字教育资源分销权的形式获得，极少自主开发资源；二是以建设和优化数字教育资源为主获得利润，目前此类企业在教育信息化装备行业的市场占比较小。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成本较高，数字教育资源版权保护措施不到位，以致资源开发不能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市场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投资回报，把销售对象从学生、家长、教师或社会大众转向市、县级等教育系统，导致购买者与使用者不一致。当政府、教育部门等成为资源的实际购买者，企业为获得较好的销售业绩会努力迎合政府、教育部门的意愿，极少会直接针对师生等实际使用方的需求提供资源，造成资源供需差距扩大。
3.自我供给资源现状
学校通过多种方式丰富校本资源库，资源来源主要有教育部免费提供的教材配套资源（84.38%）、教师收集整理或者自主开发的资源（64.11%）、购买企业开发的资源（30.96%）以及学校与企业开发的资源（21.92%），但仅有31.23%的学校管理人员（N=114）认为数字教育资源的质量较好。
当前，大部分学校（N=277）建有本地化的数字教育资源库，但在资源库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按照重要程度（要素较多，限选三项）对问题进行排序，依次为需要专业指导与培训（78.70%）、缺少资金投入（73.65%）以及缺少技术保障（68.23%）。另外，大部分学校资源库主要面向校内师生提供，其供给范围较为狭窄，未能实现与地区内学校、教育局资源的互联互通。
（三）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问题分析
1.各供给主体建设的资源类型交叉严重造成资源低水平重复建设
虽然国家倡导由政府面向全体师生提供基础数字教育资源，企业以提供个性化资源为主。但由于缺乏协调机制，各供给主体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依旧以建设低水平的数字教育资源为主。与基础性资源建设情况相反，目前虚拟仿真资源、教育游戏等个性化资源和面向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数字教育资源建设量不足，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2.供需不匹配成为资源供给结构最突出的问题
教师（N=2611）认为数字教育资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优质资源数量不足（76.84%）、资源与教学需求不匹配（53.18%）、资源内容较为陈旧（49.96%）、资源品质不高（39.01%）、资源格式不规范（32.12%）、资源排版设计混乱（16.77%）等。总体来看，资源建设与资源实际需求脱节，严重地影响了教师对资源的满意度。同时，调研发现：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最缺乏的资源，前三位分别是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或探究性学习的资源、支持课前导学的资源、辅助知识展示的资源；师生对从移动端获取数字教育资源的需求显著，但无论是政府供给主体还是市场供给主体，仅有少数供给者建设有平台配套的移动端；在被调查的教师中，有80.59%的教师（N=2105）认为平台资源需要再次加工后使用，这无疑增加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在资源的加工过程中，78.43%的教师（N=1651）认为资源不支持重新编辑、不便于修改，成为资源加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3.资源及时更新成为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最大诉求
虽然资源供给主体已经意识到资源服务的重要性，但对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供给缺乏有效经验，各供给主体对资源服务机制还处于摸索与探讨阶段。从需求侧来看，教师（N=2611）最希望能够提供的服务内容，前三个分别是：资源及时更新（85.95%）、提供资源应用指导（72.55%）和定期推送（62.83%），其中，资源及时更新成为用户最大的服务诉求。但当前以资源平台为核心的资源供给方式缺乏相关的资源优化与再生机制，资源平台服务用户的能力不强，不能有效满足教师的需求。
4.不同的资源供给机制未形成合力
不同供给主体的协同机制缺失是制约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和服务推进的重要因素。目前，政府供给机制相对完善和成熟，市场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数字教育资源市场产业链尚未形成。政府供给机制形成的动力和条件是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和推动，政府供给机制的正常运转受到相关支撑机制、协调机制、监管机制等的共同保障。但数字教育资源的市场机制缺乏相应的动力和条件：一方面，教育信息化产业发展路径不明晰，数字教育资源的市场盈利模式不清晰，导致企业对数字教育资源的投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用户的数字教育资源需求不明确，用户需求被完全激发还需要时间，导致企业资源建设方向不明。
五、推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与策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从重视规模速度向重视质量效益转变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在于改进和优化制度供给，协调好各供给主体的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借此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构建、塑造和强化数字教育资源增长的新动力、新机制，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
（一）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体系内资源服务能力
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提供数字教育资源基本公共服务的载体，是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各省级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经国家体系枢纽环境连接而成的逻辑统一的整体。当前已基本完成国家数字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建设，未来应逐步实现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与省、市、县级平台互联互通，不断扩大企业平台的资源和应用接入。为了进一步实现资源服务体系的规模化效应，提高资源应用的质量和效率，当前的工作重心必须从资源平台和数据中心的建设运维转向资源服务，即组织好数字教育资源应用、网络空间应用和技术支持服务，增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的资源服务能力，实现大规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基础上的个性化服务，并重点发展以校本资源应用为核心的个性化服务。 在体制机制方面，必须创新国家平台与省级体系的新型伙伴关系，探索公共服务平台和公共管理服务平台的互通、衔接与开放，发挥协同服务作用，实现资源“一点接入、全网共享”的模式，最终实现“资源体系通”。不断探索完善用户自主选择、使用后付费的交易机制，增强学校对数字教育资源的选择权。各级平台应主要采取学校、师生根据需求自主选用的服务方式，避免一刀切式的资源推送。充分发挥网络学习空间的核心支撑作用，不断探索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同时，大力推广“优质学校带薄弱学校、优秀教师带普通教师”模式，将优质数字教育资源输送到教育薄弱地区，助力推进教育公平。 （二）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多中心供给，构建资源增长新动力、新机制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供给涉及资源的准入与过滤[12]、淘汰与再生[13]、受益范围界定以及消费者的意愿表达等问题。目前政府作为数字教育资源的单一中心供给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组织与控制资源供给[14]，而且会滋生政府内部腐败、无作为等现象。同时，政府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主体，自身也在不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会无意识地限制其他供给主体发挥作用。为提升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活力，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功能和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应大力推动数字教育资源的“多中心供给”机制。同时，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看，公共服务供给理论也呈现出了“政府供给论—多元供给论—多中心供给论”的发展脉络[15]，数字教育资源的“多中心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趋势。
多中心供给的特性能够满足用户对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复杂性的要求，多中心供给意味着各参与主体互相独立、地位平等地参与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博弈。根据当前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情况，应着重发展以政府和市场两大供给主体为中心的供给模式。政府应该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来增加供给[16-17]。另外，当前以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为主的企业数量较少，且多属于小微型企业，创新投入不足，普遍以资源销售为主，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市场未形成“完全竞争”状态。因此，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政策应该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强调市场、政府各有所为，考虑第三方部门的多主体与两者的良性互动，并特别强调对制度供给的认识与重视，将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纳入紧密相连于制度供给问题的分析体系[5]。
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要在致力于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前提下，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资源建设定位，鼓励电教机构重“优质”，企业和出版单位重“个性化”建设数字教育资源，采取有效策略，遵循资源建设基本规范，形成一个体系完整、分工明确、组织有序的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新局面。
（三）建立以服务为中心的资源生态，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作用是引导式改变，即引领市场潮流和生活方式，改变产品市场的数量、机制、构造和联系，调动与释放需求的增长，改变需求的种类、范围、激励和方式[5]。因此，数字教育资源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变单一结构供给，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供给侧结构，改变数字教育资源以“指令性”生产与配给为主的状态，形成互联网环境下数字教育资源新型供给方式与服务创新的生态体系，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资源的服务机制与供给方式创新，要从资源供给主体的多样性、服务方式创新、有效的服务模式、资源互联互通与质量保障机制等角度探索，建立良好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生态体系。学校体系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应创新已有的体制机制，改变重建设、轻服务的理念，改善经费投入与使用方式，升级资源供给的方式与手段，形成扩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无效供给的有效机制。当前的数字教育资源改革已有部分成功案例可供借鉴，如深圳市、北京市、国家资源平台通过基于资源电子券（资源点卡）实现资源共享机制创新，法国教育部门通过向资源提供商支付产品使用权和复制权费用的方式，为中小学提供基础教育资源，实现资源交易机制创新。
（四）加快新兴技术探索，实现资源服务模式与供给手段创新
供给侧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往往能够刺激需求的剧增。随着教育信息化改革的推进，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刺激带来了短时的数字教育资源需求增长。但从整体来看，数字教育资源需求相对稳定，新需求产生的刺激不明显，当前的基础性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整体上仍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阶段。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认为，资源生产决定着资源的消费，供给侧改革的第一要点就是要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未来的新需求和新供给主要来自于需要人类思维和人类活动的“软财富”，以及让传统硬财富制造业培育更多的软价值[18]。数字教育资源的未来新需求和新供给必将来自于个性化的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和数字教育资源的教育教学模式创新。
技术的创新应着眼于丰富数字教育资源的表现形式，提升用户应用资源的体验，加强资源应用模式探究。当前技术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家及相关教育部门借助新兴技术，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的优质资源及相关服务，从而实现资源服务与供给手段的技术创新，减少无效和低端的资源供给，扩大有效优质资源供给，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同时，政府要协同各方资源建设主体，加大力度探索资源的有效供给与服务的方式，并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开展相关科研工作。
六、结束语
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教育教学形态初现端倪，在发展“互联网 教育”教学新模式、“互联网 教育”服务新业态的过程中，以师生为中心的知识创新与资源分享将成为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重要方式。越来越多具备知识创新能力的教师，借助互联网络参与到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中来，教师和学生不再只是数字资源的消费者，也是数字内容的生产者。数字资源从原来的主要由专业人员开发转向由学科教师和学生在应用中生产与专业人员开发并存，大量新型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模式将会产生。因此，应用互联网的新思维、新技术推动数字教育资源生态的进化与发展，是教育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一个长期与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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