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蒙古人种的形成与史前扩张 - 4：“北风其喈”-- 席卷东亚的迁徙洪流 （上）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与东南亚和日本十分类似，只是年代要早得多。它所产生的冲击波，正是横扫日本和东南亚这些“外缘地区”的迁徙浪潮的驱动力。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文献和众多的考古证据中看到，自进入新石器时代（约10000年前）以来，中国境内存在着自北向南持续不断的迁徙人流。正是他们的不断荡涤冲击，逐步改变了山顶洞人为代表的东亚土著种族结构，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中国。在一万年来络绎于途、不绝如缕的史前北来移民中，华夏先民是姗姗来迟者。而我们熟知的历史记录中汉族向长江和珠江流域的进一步迁徙，只是这一持续万年的南迁浪潮最后的余响。
要清楚地看到这一史前过程的遗迹，让我们先从晚更新世（下限在距今12000之前）的遗物说起。
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人类遗骨非常多，但如果非洲起源说正确的话，这里大约五万年以上的古人类都与现代人的祖先无关。五万年之内的古人类资料中，资阳人、马坝人、河套人、来宾人、长阳人、建平人、丽江人的遗骨的面部都不同程度残缺。除了来宾人已被明确认定不属于蒙古人种[1]，其他残缺遗骨尚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种属分析。比较完整的头骨化石主要是山顶洞人和柳江人。
山顶洞人的确切年代是距今大约11000年，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人类学界的最新共识：他呈现种族分化之前的古老形态，与之最接近的现代人群是阿伊努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虽然上世纪曾有中国学者出于对中国是蒙古人种的起源地和“自古以来”的家园的信念，为山顶洞人量身打造了一个“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这是一个几乎可以任意定义的概念），但这就好比是说：这棵树苗是原始的木桌。这种缺少客观标准的归类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承认。
柳江人的年代极具争议。这具头骨是当地的劳改农场挖肥泥时挖出来的，现场的地层结构无法复原，后来考古人员根据挖掘者的回忆判断它应当属于晚更新世的地层，给中外学者留下广泛质疑的空间。实际上，与同属于晚更新世的、身体还具备猿人特征的“邻居”马坝人相比，柳江人的头骨显示出许多非常“现代”的特征，这使得他的年代非常可疑。后来又发表过铀系法测年的数据，但测年的材料却不是头骨本身，而是根据挖掘者回忆确定的地层内“伴出”的兽骨化石。
对于柳江人的真实年代，许多中国古人类学家包括吴汝康和张森水都认为他（她？其性别亦无统一意见）应该属于全新世（距今12000年之内）[2][3]。澳大利亚学者卡明加和怀特甚至认为他属于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 [4]。这就把他置于与河姆渡发现的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人类的同一个时代了。而他的体质特征也确实与后者相近。
对于柳江人的种属，大部分学者认为不属于蒙古人种。斯图尔特(Stewart)认为其颅骨形态表现出澳大利亚土著人种的特征[5] 。中国人类学家颜訚、吴汝康、苏联学者雅基莫夫都认为处在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种之间的过渡地位[6][7][8]。从后文的论述我们会看到，这与新石器时代的其他先民遗骨的类型是一致的。
到了距今七千年之内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更多的蒙古人种特色在境内考古资料中出现了，他们与疑似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柳江人一样，都呈现出显著的混和特征。
首先，仰韶先民在体质上与现代中国人颇为不同，正如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和潘其凤指出的：仰韶先民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典型的仰韶文化区域比如陕西半坡、宝鸡、华县和横阵遗址。“南亚类型”、“某些与赤道人种相比对的特点”这类描述字句频频出现在相关的发掘报告和人类学总结中。
仰韶先民代表着蒙古人种人群与东亚原始土著--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类型的人群的混合类型。之所以与某些南亚现代人群类似（例如柬埔寨人），是因为后者也是继续南下的蒙古人种人群与当地澳美类型土著的混血（只不过发生在更为晚近的距今两千年之内）。
可爱的柬埔寨孩子
山东大汶口遗址发掘之初，颜訚的报告《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报告》指出大汶口文化居民很接近“蒙古人种中的波利尼西亚类型”，而后者正是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韩康信和潘其凤坚持认为大汶口文化居民在蒙古人种的大家族之内，但不否认他们带有波利尼西亚人的体质特点[9]。另外，人工枕骨变形和拔牙的风俗在这些先民中很流行，也暗示了他们与现代太平洋岛屿居民之间的联系。整个东亚大陆曾是这个人群最初的家园，而太平洋岛屿则是他们最后的庇护地。
在南方，更加突出的混合性质也普遍地体现在闽侯昙石山、余姚河姆渡、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和桂林甑皮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骨中。但当时中国学者们坚持将他们都纳入蒙古人种的范畴。比如韩康信、潘其凤在他们合著的《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9]一文里，这样讨论佛山河宕出土的遗骨：
“从单纯的头骨形态看，河宕头骨与太平洋尼格罗人种头骨的相似程度大于它们同典型蒙古人种头骨的相似程度，但他们还应属于蒙古人种的边缘类型。”
这种坚持，与对山顶洞人种属的判定如出一辙，似乎都可以归因于同一个信念：中国境内的远古居民必是中国人的祖先或祖先之一。所以他们一定是，也必须是属于蒙古人种的。但依我们看来，上述这些遗址的古人类应当属于被逐步南进的百越族群驱逐和消灭的一些远古土著族群，而百越又被接踵而来的汉族先民所驱逐和部分融合。所以上述遗迹与中国人的祖先没有什么关系。
正像我们在《见微知著--风暴余波中的日本列岛》的开篇中讨论过的，蒙古人种成分在距今7000年的时候在中原的出现不能用自然演化来解释，应当是移民和种族混合的结果。11000年前依然生存于华北的山顶洞人，与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在体质形态上较为接近，在Y染色体基因类型上也相互联系。这一古老的东亚土著人群在全新世的温暖气候下的继承类型与外来的典型蒙古人种人群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分别形成了北方的仰韶、大汶口和南方的河姆渡、甑皮岩等地的不同人群。澳大利亚人类学家Bulbeck发现在全新世中铲形门齿在东亚急速增多[10]，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同一个事实。而典型蒙古人种人群来自何方，是我们下面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仰韶晚期的庙底沟类型二期文化的居民、甘肃齐家文化、青海马厂文化、辽西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都表现出较为纯粹的蒙古人种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处在较为偏北的地点。这个时间段逐渐变冷的气候应当是人群大规模迁入的驱动力。中原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城墙突然兴起，箭簇数量急剧增多。原海兵对殷墟中小墓遗骨（大墓墓主遗骨无存）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不同族群并存的现象，随葬品较丰富的墓主人遗骨带有更多的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他在《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11] 中认为：
“北方移民大规模进入中原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商代或者更为遥远的过去”。
但距今4800-4100年的陕西神木县寨峁遗址发现的人骨经鉴定，仍然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最为接近。虽然奠基坑的遗骨不一定与城堡主人属于同一族群，这个结果依然说明当时不同类型人群的交错混杂态势，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迁徙、大交融、大碰撞的复杂局面。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近千具头骨，1949年辗转运抵台湾的时候还剩有约400具(国民党政府将大部分安阳殷墟出土的珍贵文物装箱运去了台湾)。李济和美国学者孔恩的初步鉴定都认为包含不少非蒙古种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主持全面研究这些头骨的是人类学家杨希枚，经过仔细测量比对和归类，他认为其中出土于西北岗祭祀坑的头骨除了北亚蒙古人种外，也包含不少“太平洋类黑人种和美拉尼西亚人”[12]。这个结论毫不意外地遭到当时大陆学者的反对，后者认为这批头骨大体都属蒙古人种范畴。
但我们认为杨希枚的结论更接近真实，毕竟第一手材料在他手里。为了做准确鉴定，杨希枚专门赴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体质人类学组寻求对比资料，随身带去了挑选出的5具不同类型的代表性的殷墟头骨，与该学会所属的博物馆收藏的分属世界各人种的十组六十具头骨标本进行比对，并摄制成数百幅照片资料带回[12]。他作出的包含“太平洋类黑人种和美拉尼西亚人”的结论是有充足依据的。
在商周的青铜器上也曾出现类似尼格利陀人种面貌的人像，比如李济在《中国民族之始》[13]中说：
“我们知道，在中国有记录历史的早期中期，尚有若干黑色及短小的人种，徘徊于中国境内。商周的青铜器花纹上常有黑人面貌出现，如有名的人面蟠龙雷纹鼓，以及虺龙雷纹乳虎卣（商虎食人卣），可以证明铸器人必与他们有亲近的接触”。
（未完待续）
文献索引：
[1]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p72.
[2] Wu Rukang，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1949-79。Current Anthropology，Vol. 23, No. 5 (Oct., 1982), pp. 473-477。
[3] Chang Shenshui (Zhang Senshui) et al.， Atlas of Primitive Man in China。1980，Science Press。
[4] Johan Kamminga,The Upper Cave at Zhoukoudi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oids,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17(8), 1988.
[5]Stewart, T. D., A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the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Southwestern Journ. Anthropol. Vol. 16, pp.259--273, 1960.
[6]颜訚，《从人类学上观察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的关系》，《考古》，1965年第10期，513--516页。
[7]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第1卷第3期。
[8]该意见为韩康信、潘其风在《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中所引述，出处见该文索引的俄文文献。
[9]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10] F. David Bulbeck ， Continuities in Southeast Asian Evolution Since the Late Pleistocen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11]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博士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
[12]杨希枚，《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和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12):231-266，1970。
[13]李济，《中国民族之始》载于《李济文集》卷一，p275-280，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