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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 晋语四 秦伯归女五人，怀嬴与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挥之。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囚命……乃归女而纳币，且逆之。 居士曰：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嬴任好先生送给姬重耳五位美女，姬重耳先生只是把她们当做普通的佣人使用，并不知道嬴任好的女儿怀嬴也在当中，直到有一天怀嬴受不了姬重耳先生的对待，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所以姬重耳十分惊恐，认为嬴任好先生是在利用美人计算计自己。他日自己得到晋国的国君之位，却摆脱不了秦国的控制，所以他向嬴任好先生请辞，不敢接受怀嬴。遭到拒绝后，赵衰为他算明白了政治账，因为接受怀嬴利大于弊，而转危为安的办法就是将这段政治联姻公开化，这样第一能让怀嬴摆脱间谍身份，大国联姻是常态，一个国家的国母不可能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帮助故国。第二，联姻会让秦国没有退路，如果这段联姻公开，秦国就等于承认与晋国现任国君姬圉公开翻脸，秦国完全得罪姬圉，只能死心塌地地帮助姬重耳。接下来姬重耳先生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娶了怀嬴，姜小白的女儿怎么办的问题。因为齐国同样是大国，姬重耳先生没有任何理由让一位大国的女儿给自己当妾——即跟怀嬴结婚，会不会得罪齐国的问题。胥臣先生可能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国语》是王莽和刘歆篡改过的本子。但胥臣的回答中一个大意是说，齐晋两国没有利益往来，所以齐国对重耳的帮助不会比秦国给重耳带来的更多。最后要解决的是道德问题，狐偃说服姬重耳，夺妻不道德，难道夺国就道德吗？对于政治家来说，这些都是小节。姬重耳于是下定决心迎娶怀嬴。 冬，襄王避昭叔之难，居于郑地汜。使来告难，亦使告于秦……公说，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 居士曰：表面上看都是尊奉周天子，但姜小白的政策是尊王攘夷，目的在于强调华夷之辨，维护的是旧秩序，只不过秩序的主导者由周变成了齐而已。而姬重耳则是用夷尊王，尊王是名义，用夷是手段。有手段也有名义，旧瓶装新酒，尊王的同时不强调华夷之辨，一切以晋国为利益中心，为了晋国称霸的便利服务，建立起新的秩序，这也是晋国能保持世代称霸的原因。 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公使为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军。 居士曰：箕郑先生这些话看似迂阔无用，实际上很懂政治。晋国发生大的饥荒，政府本身已经无力承担粮食的供给。这就有两条道路，一是借粮，二是使用国内储粮大户的粮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选择借粮，大概只能从秦国手里借。第一是两国接壤，借粮较为便利，第二是两国的联盟比较牢固。但是抛开秦晋两国因为姬夷吾先生在任时借粮发生过一次不愉快不谈，姬重耳已经深受秦国的恩惠，此时如果再度向秦国借粮，恐怕会完全受到秦国的控制。甚至也不排除秦国借晋国的危难发动进攻的可能。所以姬重耳先生希望内部解决，即通过调动储粮大户的粮食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向国内储粮大户买粮同样不太现实。因为一则那些储量大户会高抬米价，大发国难财，使国家财政遭受严重亏损。二则此时重耳夺国战争刚过去没多久，国库不算充盈，买粮赈灾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姬重耳求教于箕郑先生。箕郑先生的意见是“藏出如入”，意思是，如果国家鼓励那些储量大户把粮食分给百姓，这样跟国家直接从大户手中购粮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怎样能既不给他们钱，又让这些大户把粮食拿出来呢？恐怕只能卖官。但卖官有两三个坏处，第一，封官太滥，十羊九牧，政府失去公信力。买官的官员通常会在百姓身上把钱成倍捞回来，老百姓必然对买官的官僚不满，难免将怒火迁移到重耳身上，导致晋国政局不稳。二，封官太滥，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是长久下去官不值钱，谁还愿意继续买官？三，买官导致因功迁升的官员不满，这样政局也会陷入混乱。 所以，箕郑先生特别提出了一个“信”字——当然是道德上的借口，但他的方法很实用。第一，不把卖官当生意做，而是把分发粮食当成一件功劳，政府用奖励功劳的方式赏赐分发粮食者以官位。（“信于令，则时无费功”）第二，加强权限管理，不给他们结党营私的机会，一旦这些人被各自孤立，不能形成体系，那么他们将成为整个政府体系中的外围人物，在没有形成体系的前提下，如果这些人作出业绩而升迁，原本在体系内的人就不会嫉妒，如果做不出业绩，有没有体系做支撑，那么即使买官也得不到升迁，这样原本在体系内的人就不会对他们产生不满。（“信于名，则上下不干”）第三，赋予实权，让他们真正有所管理，有了实权，他们才觉得自己的分发粮食是值得的，官位才不至于显得太贱。（“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第四，加强考核制度，不放纵这些人胡作非为。因为这些人在名义上是通过赏赐功劳而得官的，所以也需要按照有功之人的监督办法对他们进行监督，一旦胡作非为，立刻罢黜，这样他们就不会欺凌百姓。（“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 箕郑的四条意见不但从技术上解决了无粮的难题，而且在名义上也做的很到位，本来国家无粮，需要靠卖官支撑，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但他却用了四个“信”字贯穿始终，给了姬重耳先生体面的台阶。我们不得不佩服，箕郑先生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高手！ 卷十四 晋语八 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曰：“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 居士曰：羊舌肸这些话令人费解，我们简直不太明白他在栾书和郤至斗争上的主要观点。栾书以通敌的名义杀了郤至和他的家族。如果在羊舌肸看来，郤至真的是通敌，就是罪有应得，则栾书就不应该受到道德指责。如果在他看来，郤至没有通敌，是受了冤屈而死，为什么要将他家族的灭亡归因于他的腐化骄纵？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家族明明死于政治斗争，羊舌肸先生偏要说他们死于贪腐。古今事情的相似，真的很让人感叹。 卷十五 晋语九 赵简子问于壮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壮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又求贤人，吾是以贺。” 居士曰：赵鞅先生因尹铎增高城墙而要杀他，囿于私愤看不到家族前途，是没有战略眼光。与卫国国君争功是喜欢居功，没有谦让之心。他的部曲史黯劝他不要人命范氏、中行氏的良臣，是不懂得部下会随领导风格变化的道理，赵鞅不明白这一点，算是失人。壮驰兹夸他几句，他就沾沾自喜，忘掉了寻找人才的主要任务，这是他喜好虚名而不务实。 卷十六 郑语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融之兴者，其在羋姓乎？羋姓【首冖歧】越不足命也。蛮羋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羋，实与诸姬代相干也。” 居士曰：《吴越春秋》说勾践是大禹的后人，按这种说法，勾践应该姓姒。但《国语》则说越国是羋姓诸侯国。我们在《吴越春秋》评论里基本上判定了第一种说法为无稽之谈，只是不知道《国语》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可信？如果是的话，那么越国跟楚国的关系是怎样的？它是否是楚国的诸侯国？如果是，是否意味着楚国也是一个具有分封传统的国家？它的分封与周王朝的分封有什么区别？抑或是简单的效仿或者对周王朝分封的改造？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不但直接关联楚国的政治制度，也标志着楚文化对周文化的吸收问题。 卷十八 楚语下 国学王归而赏及郧、怀，子西谏曰：“君有二臣，或可赏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惧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礼于君，或礼于父，均之，不亦可乎！” 居士曰：《国语·楚语》所记载的内容基本上都与礼仪有关，并且他所记载的礼仪并非我们所观察到的屈原《九歌》等作品中所记载的楚国礼仪，而与周王朝的礼仪有很大的相似。尽管这些记载中有些不免是王莽、刘歆做的手脚，可是有些记载却却看不出这种痕迹——即便都是吧，王莽和刘歆的用意又何在？为什么他们不把关于礼仪的故事分散编到各章节去？在《楚语》里记载大量的周礼，实在让人觉得诧异。 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宁。”子高曰：“不然……昔齐驺马繻以胡公入于具水，邴歜、阎职戕懿公于囿竹，晋长鱼矫杀三郤于榭，鲁圉人荦杀子般于次，夫是谁之故也，非唯旧怨乎？……吾知逃也已。” 居士曰：在芈诸梁先生列举的四件事实里，郤至三兄弟之死有《国语·晋语》记载，囚犯荦杀害姬般有《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邴歜、阎职杀害姜商人的事情勉强有《史记》记载。但《史记》却又不尽可信，司马迁竟然看了古书里的“关尹子”三个字敷衍出老子过关的一篇小说来。而驺马繻杀胡公的事情，除了《国语·楚语》外，别无旁证，所以《楚语》当中可能真的有另一套非儒家的古史系统，我们务必对这系统加以重视，不能一概把这些材料当做废柴使用。 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吴公先歃，晋侯亚之。吴王既会，越闻愈章，恐齐、宋之为己害也，乃命王孙雒先与勇获帅徒师，以为过宾于宋，以焚其北郛焉而过之。 居士曰：楚国大夫芈亹先生评价夫差说，他不是输给了勾践，而是输给了自己。这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夫差的性格是只能争先，不能落后。越国已经进入到吴国内部，太子已经被杀死，亡国在即。夫差先生不想着如何后退一步，暂时忍住屈辱，在列国中委曲求全，以图复国，反而还在跟晋国争歃血的先后次序，威胁恐吓，外交上又失一招。还没有想到怎样激励士兵，先想到如何欺骗百姓，如果这样还不亡国，简直没有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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