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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卷 纪三十二 明宪宗成化七年（辛卯，公元1471年） 先是廷臣以彗久见，多言“君臣否隔，宜召大臣议政。”……万安遂顿首呼万岁欲出，时与辂不得已皆叩头退。中官戏朝臣……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 居士曰：所谓“万岁阁老”的出现当然是明代皇权极盛的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明代官僚失语已经到了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说了没用，因为朱元璋、朱棣父子大权独揽，官僚既无法限制皇权，也只能顺从皇帝的意见，否则便如高启和方孝孺一般被杀；第二阶段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从朱瞻基开始明代皇帝怠政，不广泛接触大臣，导致官僚们连向皇帝表达意见的机会也没有；第三阶段即从万岁阁老开始，包括商辂在内的官僚即使面见皇帝也只能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而不敢直抒胸臆、针砭时弊。 明宪宗成化九年（癸巳，公元1473年） 九月，辛卯，镇守浙江中官李义有罪，宥之。义至宁波卫，指挥马璋馈白金二十两，意不慊，遂杖杀之。璋母讼于朝，诏义自陈，义言“因公事杖璋，璋以病死，非杖毙也。”上竟不问。 居士曰：审判时应该监听双方的意见，必要时可以让双方对质，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朱见濬也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之所以让李义进行自我辩白，证明朱见濬在审案之前已经预定了结果，所需要的只是李义自行捏造的借口而已。在这种情绪之下，明朝的政治平衡愈加倾斜。 明宪宗成化十年（甲午，公元1474年） 时内费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广宝庆等郡开采；岁役民夫五十五万人，死者无算，仅得金三十余两……报可。 居士曰：内廷或者宦官集团之所以必须罢黜原因正在于此：一、他们不受监督，必然滋生腐败，以至于日常的贿赂无法满足他们，要到了开金矿的地步；二、因为享受特权，所以离民间生活太远，不顾民间疾苦。三、内廷官僚裙带化，宦官之间形成地缘政治和利益链，顾忌的是私人利益而非某一阶层的利益。在后文中，弘历批评史家褒奖覃吉是“不知履霜坚冰之义”（事见公元1478年），原因在此。这也是一党执政和多党政治的区别，或者“都是党员”不等于“都不是党员”的原因。 第三十三卷 纪三十三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乙未，公元1475年） 五月，丁卯，始召见皇子于西内…………（商）辂顿首曰：“陛下践阼十年，储副未立，天下引领望久矣。当即立为太子，安中外心。”上颔之。 居士曰：这段记载完全是野史家言，一个重要的逻辑是，朱佑樘并非朱见濬的独子，在他之前尚有皇太子朱祐极，公元1487年，朱见濬更是一口气封了五个儿子为王，弘历评论说：本年最初封王的有十人之多，最小的是皇十四子。可见朱见濬的子嗣旺盛，不可能每位皇子都像朱佑樘这般先被隐藏，在问及之后才被领出认祖归宗。如果他们都没有被隐藏，朱佑樘当然也没有自我隐藏的必要，何况在此之前朱佑极已经被立为太子，相对而言对万贞儿的威胁更大，朱佑樘作为普通皇子的一员更没有躲避万贞儿的必要。就算要躲避万贞儿，纪女士将朱佑樘养在西宫同样是个危险举动，因为作为皇帝宠妃，万贞儿耳目众多，朱佑樘随时可能暴露，显然送至宫外隐蔽之处才能更加保证朱佑樘的安全。按照史书对万贞儿的记载，他在嫔妃怀孕时便开始对她们陷害，而朱祐极不但平安出生，而且长到三岁，也不合逻辑。最吊诡的是，朱佑樘在宫中生存，周围都是太监，两岁的孩子没见过胡须，根本不知道胡须为何物，怎么又能靠此分辨出何人是自己的父亲？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丁酉，公元1477年） 己巳，置西厂。初，永乐中，设东厂，令宦官刺事，权势与锦衣卫均。至是别设西厂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东厂，势远出卫上。自是大狱屡兴。 居士曰：当时人认为，朱见濬之所以设置西厂，针对的只是官僚和异见分子，而与普通民众无关。在专制时代，民众对权力有一种特别的迷信形式，即相信异见分子是咎由自取，但不知思想奴化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对社会群体的欺压。 初，洪武四年，定祀孔子礼，笾豆以十，舞以六佾。前年秋，祭酒周洪谟请备天子之制，章下礼部，尚书邹干驳寝之……从之，乃命大学士商辂以增定礼制告孔子庙，学士王献告于阙里。 居士曰：孔丘曾说：“八佾舞于宫廷，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如果孔丘知道有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所谓圣贤被后世如此祭拜相信他一定会毅然反对，但是如果他知道受到祭拜的这个人正是自己，我们却不知道他的心态又将如何。 时汪直、韦瑛用事，官校势日横。大学士商辂忧之，因率同官条直十二罪……上得疏，愠曰：“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命太监怀恩等传旨诘责。 居士曰：如果按照正常的使用宦官的方法任用一个宦官，当然不会天下大乱，但要是放纵权力使宦官形成系统，则不但使政治失衡，也令社会失去秩序。商辂表面上慷慨陈词，实际上却既没有涉及核心问题，即宦官制度的问题——仍然是不敢说话——也没有涉及具体的事件，不具论证能力。现在商辂缺乏的不仅是说话的勇气，还有说话的方法。 弘历曰：明自宦官王振乱政……戴缙险躁干进，（言翕）（言翕）讹讹，颂西厂之功而扬其焰，且以倾直所不悦者，嗣后宦官用事。遂多与言官相表里，驯至末流……以速明祚之亡，而作俑实自缙始，缙罪可胜诛哉？ 居士曰：我们已经反复说明宦官专政的原因朱元璋父子，戴缙的出现只是个必然结果，弘历此言不过是为朱元璋父子开脱。在分析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判断该事件是原因还是结果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观察这个历史事件的主角是否改变了制度，以及他是否有极高的权力。戴缙先生不过是一个小角色，既没有权力，也无从在制度的角度对社会进行变革，他只是以自己并不高尚的道德，提供了一个坏的榜样。但是榜样再坏仍然是个人行为，产生这种榜样的社会才应该受到我们的追责。 是冬，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进贡还，以百艘载私盐，骚扰州县。行至武城，典史诘之，力朋怒，击折其齿，射杀一人。会汪直刺事廉得之，以闻。明年，逮力朋，下狱论斩，竟以幸免，而上益谓“直不私可倚任”云。 居士曰：由此可见，朱见濬时代的吏治糟糕连晚清都比不过，覃力朋如此骚扰州县，远过于清末的安德海，而官僚们连一个能够铲除宦官的丁保祯也没有。汪直之所以放弃覃力朋，是因为他的作恶过于太明显了，自己在覃力朋的作恶中所分得的只是部分利益，而背负的却是全部的骂名，所以从利益的角度他不可能再袒护覃力朋，而果断杀掉他既可以消除部分舆论，又可以用向朱见濬来表达忠心，可谓明智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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