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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卷 纪七十一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公元1596年） 是时沈惟敬至釜山，私奉平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图、武经、良马。而宗城以贪淫为倭守臣所逐，弃玺书夜遁。事闻，诏逮宗城下狱。 居士曰：从传统史书的逻辑上看，“诏逮宗城下狱”中“诏”的发出者必然是朱翊钧。但是，“逮”的发出者是明朝或朝鲜，待考。如果是明朝，则明朝与朝鲜的宗属关系究竟如何，明王朝是否能有权干涉附属国的内政？如果是朝鲜，则明朝的诏书发出后，朝鲜是否执行？ 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奸人假开采之名，横索民财；有司稍忤意，辄劾其阻挠；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下有矿脉，卒役围捕，辱及妇女；海内骚然。群臣屡谏，不省。 居士曰：因开矿而勒索民众，此处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凡是一个政策的制定，除了要考评政策本身，也需要考察政治的执行。开矿的政策制定后，应该先在一地试点运行，然后进行细节方案，最后推行。以开矿为例，如果在某地试点出现了勒索民众的情况，则可以按照情况规定，凡是被民宅占据的矿山等一律不予开发，或可以规定详细数目，规定在多少户民众以下的矿山可以开发，政府补偿搬迁款项并进行后续安置等，自然能够平息民怨。而评价开矿的得失，则应该观察开矿以后的经济发展而定。 于陛在阁，与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皆同年生，见诸人遇事依违，而上拒谏益甚，上下否隔。于陛忧形于色，以不能补救，在直庐，太息视日景。 居士曰：陈于陛观察日影前尚且能够对朱翊钧进谏，而到了徐光启时代则完全研究天文而不重视政治，身居高位的人不关心政治且理由充分，正是专制时代才会出现的吊诡现象。 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公元1597年） 是月，吏科给事中戴士衡，疏陈天下大计，言：“方今事势，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气运也。大可虑者五：纪纲废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动摇也；武备疏略也；府藏殚竭也。其切要而当亟正者一，则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则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不报。 居士曰：戴士衡先生对于事势的分析正确，但是需要归正的不是君心，而是君权。换言之，只有制衡君权，让政府有效行政，才不至于让政治走向偏轨。而等待君王的良心发现，则无异于守株待兔，皇帝永不抬头，国家就永无宁日。《明史》说明朝的灭亡是在朱翊钧时代开始的，说的恐怕不仅是朱翊钧的个人的无所作为，而且也包含当时大臣对朝政的放任（如戴士衡）以及自甘沦落（如陈于陛）。 镐未至，先陈十事，请令朝鲜官民输粟，得增秩、授官、赎罪及乡吏丁夫等免役，大抵皆苟且之事；又以朝鲜君臣隐藏储蓄不饷军，劾奏其罪；由是朝鲜多怨。 弘历曰：命将出师，必先量敌虑胜，成竹在胸……而所任者一庸懦无能之杨镐……庙堂既无长策，择帅又非其人，而欲怛威海峤，何可得耶？ 居士曰：杨镐绝非作战型人才，他惯于分兵作战，无论是此次战役中进攻蔚山山寨，还是不久后的萨尔浒大战都是分兵前进，而不知这是兵家的大忌。但他的军事观点并没有错，一是征收粮草能够避免补给线拉长，善于持久作战，能够一劳永逸解决日本问题。二是日本原本是水兵，明朝建立水兵，在运动战和防御战中共同消灭日本，好过只打防御。 是月，倭至汉江，杨镐遣张贞明持惟敬手书往，责其动兵，有乖静候处分之实。行长、正成亦尤清正轻举，乃退屯井邑。贞明反，至中途，为人刺死。 居士曰：日本属于岛国，人口数量庞大而资源有限，且处板块交界，地震、火灾、海啸频发，故人人都有危机意识。对于日本而言，对外侵略是全民意识而非政府倾向，所以每当有和谈之人前往日本总不免受到刺杀（日本刺杀李鸿章事，见公元1895年），而亲华领导人也不免因日本民众的意见改为强硬对华。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公元1598年） 初，杨巍为吏部，与内阁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陆光祖力与阁抗，权虽归部，身不见容。 居士曰：此时，吏部与内阁抗衡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朱棣设立内阁，原本是为了制衡六部；而后来朱厚熜加强对内阁授权，使决策班底正式成为行政班底的政治攻击目标。至此，六部以与内阁的相互内斗为正确，则皇权更无从限制，皇帝更能够高枕无忧。 五月，刑部侍郎吕坤，疏陈天下安危。 居士曰：吕坤的这道奏章从不同的层次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先从朝廷的角度解释乱民，增强危机感；再从民众的角度解释官逼民反的道理，从中引发社会问题；从军事角度思考军费来源，使事情更为迫切；最后从皇帝的角度分析财用，符合皇帝的内心。可惜一篇好文章没有遇到好的读者，自然言出无功。 第七十二卷 纪七十二 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公元1599年） 应龙因劫县令，纵囚焚掠……尽取赀财子女去。老弱者杀之，投其尸，蔽江而下，水为之赤……声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益结九股生苗及红黑脚等苗，负险弄兵为助。 居士曰：判断一场动荡是民变还是土匪要看他们对于普通民众的态度，王朝佐同样攻占地方政府，但他只针对政府并且勇于承担（见本年四月），而杨应龙则为自己的利益劫掠民众，即使成为地方领袖或统帅全国的皇帝也只能增加民众负担，民众仍然受难如故。而侵略与国难的区别也在于此，侵略者只在战场上屠杀战士，而国难制造者则屠杀受侵略土地的人民。 先是，中官陈奉征税湖广，恣行威虐，惨毒备至。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许居民、徐鼐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奉奏之，上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且悉发境内诸墓。巡按御史王立贤言……不报。 居士曰：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有时上心难测，下属就做出更加过分的事情试水。朱翊钧贪财并非秘密，但贪心能够包容到何种地步，底线在何处却很难预测。而漆有光、许居民以盗墓的行为试探，朱翊钧果然重视钱财而轻视古墓和人权。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的自上而下的混账而无耻，漆有光等人与朱翊钧、陈奉等人没有责任轻重之别。 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公元1600年） 丙子，罢朝鲜戍兵。初，倭既平，命邢玢振旅还京，留万世德等分布戍守。玢因条上马步兵戍守饷需事宜。廷议以“数年疲耗，今始息肩，……可酌我兵之去留。”因诏督抚会同国王酌奏。至是朝鲜亦请撤兵，酌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从之。 居士曰：日本远在海外，中国不可能对日本产生直接威胁或威慑，阻碍其发展。而日本全民好战，擅长以朝鲜为突破口而侵略中国。朝鲜军事薄弱难以抵抗，因此应当直接将兵驻守朝鲜，严控当地驻军不得骚扰百姓、欺凌王室。借着防守之名，行监摄之实，然后使其内附。如此则朝鲜问题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而不至于为此后五百年间留下隐患。 浙人赵一平，以妖术倡乱，窜徐州，与其党孟化鲸等招集亡命，自称宋后，署伪官，期明年二月诸方并起，事觉伏诛。 居士曰：赵一平不懂历史，事实上在元王朝末期，已经不再有宋王朝的后裔，而当时民间都以韩姓代替，如当年小明王韩林儿就自称为赵宋的后代。所以宋朝的后裔最多迷惑一下乡间民众，而不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情感认同。 十七世纪 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1601年） 丙申，分播州地为二，置遵义、平越二府。杨氏据有播州，自唐以来，传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应龙而亡。 居士曰：自此以后，遵义、平越通过暴力手段改土归流，成为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此事属于明代重要的政治军事事件之一，尽管现在明史界对此已经有所研究，但都是在所谓的“万历三大征”的视阈下的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与其本身的重要程度并不匹配。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 翼日，上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辈至阁，追取前谕，一贯不能持，惶遽缴入……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听。 居士曰：朱翊钧心中有基本的是非判断，临终之时觉得不能让弊政影响到未来，所以要废黜开矿。而一旦身体转好，自身的需要再度高于国家的需要，于是继续坚持弊政如故。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翊钧之所以开矿并非为了解决民政问题，而正是希望通过其中的弊政来增添自己的财政收入。 闰月，丙申，复河套诸部贡市。……（黄）嘉善议上善后七事：“……一松山近始收复，不可不加计防之，如阳顺阴违，即当出兵剿伐，一每岁汇查将领有无失事，报部处分。” 居士曰：既然已经决心和各部通商买卖马匹，就不应该让马匹闲置，最适宜的应该是利用马匹训练骑兵。一方面国家已经以骑兵作战为主，训练骑兵、改变作战方式，变防御战为运动战，促进国防；另一方面训练骑兵过程中可以检测马匹质量，避免高价买劣马，导致边境贸易出现含混和欺瞒的现象。 江西税监潘相，素为众所忿，一日舆而出，会岁试诸生童指目之。相怒，众四人入，其一则谋托辅国将军之庶宗也，捶之伤甚，各宗大哄，毁门入，相走免。诬劾上饶知县李鸿报怨，鸿坐除名。 居士曰：以潘相能够使人代为顶罪的事实，可知其平日的势力比不在小。如果不是贵族哗变，恐怕此次伤人事件将不了了之，甚至受害者还将受到进一步压迫。专制时代里，特权阶层维权尚且如此艰难，可怜那时的小人物，大约只能沉默、受害。我们为他们、也为我们自己而感到悲哀。 九月，己未朔夜，有大星起东南，色血红，大如碗，忽化为五，中一星最明。久之，会为一星，大如簏。辛巳夜，流星大如鸡卵，青白色，尾有光。又流星大如碗，起自参，入天苑。又有大小星数百，四面交错而行。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以星变请罢矿税，不报。 居士曰：不懂，似乎为不明飞行物，暂志于此，求教方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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