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评论（四十七）

 第八十七卷 宋纪八十七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公元1101年）

朝请郎梁宽言：“绍圣之初，奸臣特进，是时不唯朝士革面迎合，虽田舍书生，亦怀观望捭阖之术……有违此者，罪在考官，然后罢黜此流，所贵少厚风俗。”

居士曰：梁宽的话未免有失偏颇，读书人在答题中引用某些高频的政治词汇，不见得一定是为了迎合，也许是被政治宣传洗脑所致。现在的很多人在议论时逻辑不通，也是基于一样的道理。乃至我们生活中多军事化语汇如“攻关”、“战斗在一线”、“攻克难题”等，都是拜军事化的宣传所赐，并不是民众有军事化的思想和意图。情绪化的舆论导向，使民众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久之则变官方舆论为社会思想。不用政策扰民，不在民众的生活中强调政治化的语汇，在政治上提倡多元而非一元，梁宽所言的现象自然会得到纠正。

第八十八卷 宋纪八十八

宋徽宗崇宁元年（壬午，公元1102年）

庚戌，臣僚上言：“管句明道宫张耒，在颍州闻苏轼身亡，出己俸于荐福禅院为轼饭僧，缟素而哭。”诏：“张耒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

居士曰：张耒是苏轼的重要弟子之一，为苏轼服丧理所应当。汉代时，彭越被诬以谋反，他的部将季布公然为彭越哭丧，刘邦因为季布忠义而加以宽恕。现在，苏轼并没有谋反，只是因为政见的问题遭到贬斥，而张耒为他服丧竟然收到这样的惩罚，足见赵佶的心胸狭隘，毫无道德底线可言。

蔡京、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英力主钱遹等说，请废孟后，帝不得已从之。甲戌，诏罢元祐皇后之号，复居瑶华宫。

居士曰：赵佶即位时享受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而蔡京本年已被贬职，在京数月不过承担修史的任务，根本不具备主导政治的能力。废黜孟皇后该出于赵佶自己的见识，这种行为也完全符合赵佶一贯的喜欢做小动作的癖好，所谓对蔡京等人的“不得已从之”，应是后来史官对蔡京等人的诬陷之词。

西夏崇宗贞观二年（壬午，公元1102年）

夏改元贞观。

居士曰：此为去年（公元1101年）之事，《续资治通鉴》误记于此，此后时间的误植还有许多，我们将在后文一一说明。贞观是唐代李世民大帝的年号，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年号之一。当时西夏接受中原文化已久，李乾顺和他的各位大臣绝非不知道贞观二字的典故，之所以改为贞观，当是有意为之。按《西夏书事》记载，梁太后死于辽国的毒药，但问题在于辽国使者即使能单独见到太后，也不可能由他们随意进献食物。太后进食之前也不能不由太监预先作为检查。即使此两项都能够侥幸免除，以西夏首都防卫之严密，辽国使臣也绝不可能会在毒杀太后全身而退。何况辽国若能预知梁太后被毒杀，西夏内乱并仇视自己，不可能没有预先做侵略的准备，但我们却没有见到辽帝国对西夏做出的任何军事准备。敢于毒杀太后又将责任推到使臣身上的，只有李乾顺一人，这在西夏国内应该是公开的秘密。所以他自比李世民，改元贞观，意在昭告自己在大义灭亲之后还能够励精图治，带领帝国走出瓶颈。

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公元1103年）

时李阶举礼部第一。阶，深之子，而陈瓘之甥也。安忱对策，言使党人之子魁多士，无以示天下，遂夺阶出身而赐忱等。忱，惇兄也。又，黄定等十八人皆上书邪等，帝临轩召谓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负于卿等！”亦并黜之，皆从蔡京言也。

居士曰：用安忱代替李阶，是用血统代表政见，政治正确代替政治才能，党派之争开始转变为家族之争，以后南宋出现了史弥远家族长期执政，大概以此发端。又问黄定“神宗、哲宗何负于卿等”是将公论变成私愤，政治检讨变成道德声讨，完全不讲政治原则。

丁巳，诏：“臣僚姓名有与奸党人同者，并令改名。”从权开封府吴拭奏请也。时改名者五人，朱绂、李积中、王公彦、江潮、张铎。

居士曰：命令与元祐党人同名的人改名，是将元祐党人丑化为妖魔，把政见问题变为道德问题，全然没有是非可言。

宋徽宗崇宁三年（甲申，公元1104年）

甲辰，铸九鼎。

居士曰：当年芈侣虎视中原，向王孙姬满询问九鼎的重量，姬满回答他说：“政治的治理在德不在鼎”（参考公元前606年，《春秋左传评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民生问题，其次是国防问题，如果民生的问题解决了，民众富足，军事强大，国家的形象自然建立。赵佶不顾民生，只做面子工程，铸造九鼎，看上去与古人比肩，实际商只能为后人所笑。

第八十九卷 宋纪八十九

宋徽宗崇宁四年（乙酉，公元1105年）

辽国中新为碧室，云如中国之明堂，伴使举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摅对曰：“口耳王，圣人坐明堂。”伴使曰：“奉使不识字，只有口耳壬，即无口耳王。”摅辞窘，骂之。

居士曰：辽国伴使说的是对的，按《说文》“圣”字条：“通也，从耳呈声。”又“呈”字条：“平也，从口壬声”，可见圣字下面是“壬”而不是“王”。林滤不识字，缺乏学识并不可笑，但他却在被揭穿之后破口大骂，反映的是极低的素质，终于贻笑辽朝。在任命外交官员的时候，应该选择稳重、能权变的人担任，而赵佶却选择林摅这样只会炫耀的轻佻之人，章惇说赵佶本人轻佻，果然是知人之言。不过，辽国伴使能够研究汉字到此种程度，证明辽帝国的汉化程度之高，学者学问之深，确实惊人。

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戌，公元1106年）

五月，丁酉，左正言詹丕远进对，论当十钱。帝曰：“当十并行，本以便民，今反为民害如此，非卿有陈，朕不知也。便欲改作当三……”……丕远曰：“……蔡京引用匪人，诒害无穷，岂可比王安石！”帝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事君以利，只此可见也。”

居士曰：以一当十钱当然不是恶法，因为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面额的货币和纸币以加速货币流通。但面额太大又没有防伪，所以利于仿造，成为害民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