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评论（九十二）

第一百六十三卷 宋纪一百六十三

宋理宗宝庆元年（乙酉，公元1225年）

庚午，湖州人潘壬，与其弟丙、从兄甫，以史弥远废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谋立济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败，阳与之日期，进兵应接，实无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家众以待。

居士曰：赵竑先生完全没有成为领袖人物的素质（详下），但他却是赵扩先生确立的太子，政治身份毋庸置疑。李全应该将他作为一张王牌抓在手中，将赵竑推送上皇位，并留下他的太子作为人质，这样就掌握了新政府的命脉，其地位便与后来的王保保类似，能够掌握帝国的军政权力，而不至于始终被当做流寇，找不到可以依附的政治力量。

竑闻变，匿水窦中，壬寻得之，拥至州治，以黄袍加竑身……乃与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乎？”众许诺……壬伪为李全榜揭于门……比明视之，则皆太湖渔人及巡尉兵卒耳。

居士曰：要进行政变，必须要有独立的军队，赵竑在没有军队的前提下黄袍加身，跟现任中央公开决裂，完全是失智之举。而他居然相信此种乌合之众能够伤害到皇帝赵昀和太后杨氏，证明他对政治完全不够了解。他又被这群乌合之众绑架，完全不能独立决断，缺乏乱世政治人物应有的魄力，一个没有领袖素质的人物在没有自知之明的前提下充当了领袖人物，他的下场就只有可悲。

进士井研邓若水上封事曰：“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济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弥远放弑之。皇孙，先皇帝之孙也，而弥远戕害之……弥远之徒，死有馀罪……悲夫！”奏上，弥远以笔横抹之。

居士曰：邓若水的上书中请赵昀“收大权”，表明他知道此时史弥远在代理皇权。后面谈赵竑的一段，是否定赵昀登基的合理性，如果其上奏是为赵昀着想，则不会以此挑动赵昀敏感神经。所以这一封奏章就是写给史弥远，内容就是弹劾，分析到位，且有胆量。

礼部侍郎真德秀言：“高宗六飞南幸，驻跸钱塘，其与前世之君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无以异，其艰勤可谓五矣……通下情而达民隐，实初政之首务也。”

居士曰：柏杨先生在翻译《资治通鉴》的时候曾说，以前不知道奏章的好处，等到自己亲自翻译《通鉴》，才知道奏章的有用。可惜的是先生没有翻译完《续资治通鉴》，不然看到真德秀的这篇奏章，便会知道有些奏章真的是大而无用。真德秀的所有文字翻译过来只有一个意思，即劝导赵扩赵昀勤政，三两句话就能讲清要害，而他啰嗦这样多。杨坚处置司马幼（事见公元584年），朱元璋暴打茹太素（事见1376年）都是基于此种原因。

宋理宗宝庆二年（丙戌，公元1226年）

朝廷闻李全为蒙古所围，稍欲图之。

居士曰：南宋王朝听说李全被蒙古包围，第一反应不是去营救，反而是趁机消灭他。但实际上蒙古的侵略目标并不是李全，而是南宋王朝本身。李全所捍卫的正是南宋帝国的统治权。何况，李全有自己的派系，有独立的军事力量，没有与宋王朝对立就已经是最大的帮助。南宋一再逼迫李全，最后使他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蒙古太祖二十一年（丙戌，公元1226年）

蒙古富珠哩引兵入山东，先遣李喜逊招谕李全。全欲降，部将田世荣等不从，喜逊见杀。

居士曰：李全的红袄军之所以有战斗力，在于能统一指挥。最高领袖是李全，如果他一意投降，田世荣毫无办法。之所以继续抵抗，应出自李全自己的主意，只是南宋王朝对此全不买账。中国帝制时代有君主拥有天下的思想，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将一切非官方的武装都视为应该剿除的反叛。如果赵昀和他的帝国能够理性看待李全，用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一事件，甚至以利益对李全进行奖励与约束，一如西方的雇佣兵制度，结局便与此完全不同。

第一百六十四卷 宋纪一百六十四

宋理宗宝庆三年（丁亥，公元1227年）

有郭统制者，杀全次子通及全妾刘氏，妄称杨妙真，函三首献于杨绍云，驰送临安。倾朝皆喜，檄知盱眙军彭忄乇及总管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往楚州，便宜尽戮李全馀党。

居士曰：李全投降蒙古帝国，但他的部属尚在观望，仍属可以联合的力量，为什么要将他们全部诛杀？已经投降蒙古的李全部众，没有得到优厚的待遇已经确定反水，现在屠杀这批尚未投降的部属，除了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以外，也向已经投降的人释放一个讯号：归附宋朝是死路一条，因此断绝了他们归附的希望。而且李全始终捍卫宋朝利益，只是因为力量不支所以投降，现在屠杀他的旧部，是把他逼成第三个李陵、第二个李广利。这是在逼反郦琼、屠杀赵哲、曲端和岳飞之后，南宋王朝在对待将领方面所做的最愚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