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订《资治通鉴评论》（三）

第三卷 周纪三

秦惠王九年（乙巳，公元前316 年）

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不如伐蜀完。”王从错计，起兵伐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居士曰：相对而言，张良的意见更侧重于进攻，而司马错的意见更侧重于防守。但进攻必然要考虑后续影响，韩国被灭，东方五国自然震恐，贸然进攻会导致五国联合防守，没有必胜的把握而贸然进攻，得不偿失。后来苻坚在淝水失败，缘由在此。（参考公元383年）而防守则是借重四川地区的资源，通过灭亡蜀国而绑架他们进入战争，减小秦王国本土的损失，同时也为秦国的扩张找到战略缓冲区。

燕子之二年（丁未，公元前314 年）

太子因要党聚众，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

柏杨曰：市被态度做一百八十度转变，原因何在，没有记载在毫无资料支持下推测，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那就是被子之收买。

不见得，因为这个时候市被释放子之没有任何好处，子之能给他的只有有限的财宝，权力可以许诺但那是空头支票，不如姬平能给他的官职更为实在。而从事件的结局看，最大的受益者是趁虚而入的田辟疆。而姬平通过战争的方式夺权同时受到市被和田辟疆的鼓舞，不排除市被是田辟疆的间谍或已被田辟疆收买，此时反戈一击目的在于制造混乱。

公元前三世纪

齐湣王二年（壬戌，公元前299 年）

齐湣王召群臣谋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齐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

居士曰：齐国国相的说法并不对，即使楚国另立国王，芈横也不是废牌，而是正统。一旦楚国另立国君，齐国可以当时送他回国引发楚国内乱，一如卫国的蒯聩之乱（参考公元前493年）以发展齐国势力，唯一的问题在于比较这种方法和直接立芈横为王哪种对齐国更为有利。

第四卷 周纪四

周赧王三十二年（戊寅，公元前283 年）

赵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相如乃以诈绐秦王，复取璧，遣从者怀之，间行归赵，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以为贤而弗诛，礼而归之。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

张居正曰：相如之完璧，不是爱惜此宝，但欲因此折服秦王。使之不敢有加于赵耳。

居士曰：有人认为，蔺相如先生的完璧归赵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他遇到的是嬴稷先生，不是后来的嬴政。实际上，这是不懂历史的评论。因为在嬴政时代，秦国对赵国具有足够的优势，他所觊觎的是赵国的国土，又怎么会把一块宝玉放在眼里？而在公元前283年的嬴稷时代，秦赵两国还处在大约相等的地位。嬴稷先生这时所做的只能是心理的攻战和外交上的打击，蔺相如接连在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重大外交场合为国家赢得了尊严，这种胜利是绝不能用偶然二字来作为概括的。

魏昭王十七年（壬午，公元前279年）

顷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燕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赵。燕将士由是愤惋不和。

居士曰：姬乐资先生派骑劫取代乐毅，无非是担心自己控制不了乐毅。可是如果换成其他将领，要么像骑士劫能力不够，导致前功尽弃。要么同样有才能，自己仍然无法克制。临阵换将实在是一个昏招。如果真像他人所说乐毅携莒和即墨自重，最合适的办法是就是把姬平先生的许诺变成事实，即对乐毅说：如果攻下两城，你可以当齐王。这样的好处是：一、本来齐国的领土就不在姬乐资先生的控制范围之内，封给乐毅和让齐国占有，对燕国的主权而言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乐毅不肯背叛燕国，则他不会要这些土地；如果乐毅有心要这片土地，却没有合适的借口，这条命令满足了他的欲望之后，却足以使他愧疚，甚至对自己感恩戴德。二，乐毅的齐王是姬乐资封出去的。姬乐资便将自己摆在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进可以为下一步争霸做准备，退可以挟制乐毅的国家。三，乐毅率领的士兵都是魏人，怎么可能长期驻扎齐国？这样军心不稳，可被姬乐资先生利用，借此机会夺权，正如像后来刘邦对付韩信一样。姬乐资格局太小，所以平白消耗了国力，浪费了其父姬平和乐毅共同打下的基础，搭上了数年的时间，最终却一无所成。

第五卷 周纪五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辛丑，公元前260年）

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畏，独畏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遂以赵括代颇将……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武安君为上将军而王为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人大震。

居士曰：如果赵国真的是因为听信了范雎先生散布的谣言，而任命了实力不如廉颇的赵括，则我们无法解释另一个事实，即为什么面对廉颇的时候，秦国启用的是一般将领，而面对赵括的时候，秦国使用的却是第一名将白起？如果抛开背景不谈，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白起适合打运动战，不适合打持久战，所以面对廉颇的时候派遣他人，而面对赵括则需要任用白起。二，白起是第一名将，面对廉颇的时候无需白起出手，而面对赵括的时候也必须派出白起才能取胜。按照第一种理解，赵括和廉颇只是在作战方式上有所差别，实力至少可以和廉颇相当，所以值得秦军重视，不失为一员名将。按第二种理解，则赵括实力仍在廉颇之上，秦国为慎重起见，不得不任命白起。

事实上，在长平之战中，赵军虽然损失惨重，但那是投降以后被白起坑杀降足所造成的损失。而在战场上，赵军比秦军损失虽然多一些，但并不悬殊。就这一点看，赵括逊于白起，但实力也很惊人。更何况嬴稷先生下令说，敢泄露白起为帅的杀无赦。如果赵括真的忌惮白起，提前给他恫吓，岂非更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减轻秦国的损失吗？所以真相应该是，白起善于非常规作战，这一点赵括心知肚明。他非但不忌惮白起，反而会按照白起的作战风格制定策略。而面对常规作战的将军，赵括这一套显然无用。从战术本身来说，赵括未必失误，它只是输在信息上。

赵丹先生贪心上党之地，被拉入秦韩之战，在政治上失掉一招，使盟友觉得其趁火打劫，贪心不足，而没人支援长平战场。但凡在秦赵战争中，赵国有一个盟友支持，以廉颇或赵括的实力，此战不一定会输。政治上的失策，导致军事上的失败，并且把失败责任推卸给前线的将军一人，无非是赵丹先生作为国君自我解脱的办法。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如果看不到这一层，一味指责赵括“纸上谈兵”，那真是中了两千年前的政治家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