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的诞生——爱情、性、自由和矛盾

轻风的起点 201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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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孕药诞生50年之后，我们仍然为口服避孕药争论不休——它帮助了谁？它伤害了谁？它的意义何在？它有为何如此重要？

本文共9723个字，阅读全文大概需要1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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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利用插图的方式来回答关于避孕药使用的12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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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渺小，如此强大

没有任何东西会像鞋子和洗衣皂一样人皆有之，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避孕药。自从50年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以来，避孕药改变了人际间的关系。但它所采用的方式，使得我们从那时起，便一直争论不休。

避孕药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它是第一种被设计成为定期服用的药剂，但服用它的人却并没有生病；它的主要发明者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最初是为了寻找治疗不孕不育的良方，但却歪打正着的找到了个避免怀孕的方法。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避孕药通常是已婚妇女才享有的专利，但它却被指责是在时髦单身男女中引发性革命的导火索。支持避孕药的人们希望它能够通过缓解意外怀孕带来的压力，加强婚姻关系；反对避孕药的人们仍然在指责它是滥交、通奸和家庭破裂的罪魁祸首。1999年，《经济学人》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步。但格洛丽亚·泰纳姆（Gloria Steinem），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却认为避孕药的影响被“高估了”。今年三月，一项长达40年，涉及4.6万名女性的避孕药研究结果被公布了出来。这场世界上对避孕药最大规模的研究发现，服用避孕药的女性不太可能因为任何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脏病，过早离世。但许多妇女仍然对于避孕药是否利大于弊心存疑虑。

或许偶像的性质就是如此：既被崇拜，又被打破，其背负的象征意义，远超过了自身。由于避孕药诞生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革之际，因此成为了对一切费解的取巧解释。上世纪50年代，人们感到安全和得意。到了60年代，人们又变得野性和喧闹。革命如潮水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无论是种族关系，还是性别角色，无论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还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争吵——众多价值观和虚荣心同台共舞，但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解释出为什么这一切会突然来到。蒙上一层泥泞传奇色彩的伍德斯托克因此远不再是一届音乐节，领导者因此成为烈士，而避孕药也因此被供上了神坛。由此，妇女们脱下围裙，昂首阔步，迫切地迈入了新的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见证了持续加速转变的社会行为。1960年，典型的美国妇女平均育有3.6个子女；到1980年时，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头一次，定位自己是工作者的女性超过了家庭妇女。“避孕药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家庭结构转变有明显联系。”美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主席特里·奥尼尔（Terry O'Neil）说，“1970年，70%带有6岁以下子女的妇女赋闲在家，30%工作。但现在，这个数字差不多倒转了过来。而且还有22%的妇女收入超过了丈夫。”

今天，世界上有超过1亿的女性用这粒小小的粉色药丸迎接新的一天。避孕药，它是如此地渺小，如此的强大，如此令人吃惊地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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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不孕

只要人类还在制造小孩，人们就会寻找停下来的办法。古埃及人将鳄鱼粪便和面团混合起来，塞进子宫或者阴道。亚里士多德则建议将雪松油和乳香油作为杀精剂。卡萨瓦诺写下了如何将半个柠檬当作宫颈帽使用的说明书。而安全套的问世也常常归功于18世纪中叶的康德姆医生（Dr. Condom，condom在英语中意为安全套——译注）。据说他为了帮助当时的英王查理二世限制私生子数量，用羊的肠膜发明了一种套子。不过，类似的东西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

“避孕药并没有在已婚人群中将生育和性爱完全区分开来，”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认为，这是在性行为和避孕药问题上“最大的误解”。远在避孕药诞生之前，妇女们就已经知道了如何避免怀孕的办法，尽管并不完美。在1800年时，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妇女一生会生育7次，但到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3.5。

但在历史前进到现代之前，避孕行为却遭到了宗教世界的一直反对。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亦或是东正教，都对避孕行为嗤之以鼻。在宗教观念中，性行为的目的除非是生育子嗣，否则便是不合道德，即便是婚姻中的男女之爱也是如此。对于怀孕的恐惧曾经是淫乱与否的有力证据，而有关避孕的资料也被视作是色情信息。 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节育信息定性为低俗内容，禁止传播。从此，设法限制生育的妇女们被迫学习如何阅读报纸。在上世纪将要来临之时，治疗“妇科病”或月经不调的药剂还会在广告中明确给出警告：“葡萄牙女性药丸（Portugueses Female Pills），孕妇慎用，会导致流产。”

当然，那条警告的真实目的是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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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药之母

一位天主教母亲和大理石圣像工匠父亲在1879年的纽约州康宁（Corning N.Y.）生下了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正是她，为这一切的改变施加了动力。她的母亲在经历18次怀孕之后，在50岁便离开了人世。在母亲的棺椁面前，她向自己的父亲控诉道：“这是你造成的。母亲是因为生下了太多的子女才死去的。”

桑格此后成为了一名护士。早在1912年，她便梦想着一种能够避免怀孕的“神奇药丸”。她在1914年创造了安全期避孕法，但在同年因为创办《叛逆妇女》（Woman Rebel）杂志，并非法刊登避孕方法的讨论被捕入狱。在越狱之后，她潜逃去了欧洲。但又在2年之后返回美国，并在布鲁克林脏乱的贫民窟里开设了美国第一家家庭计划诊所。此后桑格再次被捕，服刑30天。不过这并没有令她停下脚步。

1917年，桑格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讲中，结识了一位名为凯瑟琳·德克斯特·迈考米克（Katharine Dexter McCormick）的妇女。出身富庶人家的迈考米克是第二位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女性，获有生物学学位。她在嫁给了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的财富继承人之后，很快发现丈夫患有精神分裂症。同狂热信奉女权主义的桑格一样，迈考米克也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投入在了如何治愈丈夫的疾病上。不过，她同时也向那些不想生下孩子，但又在避孕问题上得不到丈夫帮助，或一无所知的妇女施以援手。

在随后的几年里，桑格为推动节育运动贡献智慧和精力，迈考米克则提供大量资金。当大萧条来临，限制家庭规模几乎成为生存问题之后，节育运动大有收获。1942年，美国的节育诊所从1930年时的55家增长到了800多家。同年，桑格的节育联盟（Birth Control League）也将名称改为了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

在实验室里，研究也取得了飞速的进展。通过激素控制生育的想法早已诞生多年，但令妇女通过像服用维生素一样服用避孕药来实现避孕理论，却需要动机、金钱、医学和天才碰撞在一起。

现在，动机、金钱、医学均已具备，只欠天才这个东风了。天才是谁？是格雷格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一个傲慢的研究员。1951年，桑格在一次晚宴上遇见了平卡斯，并说服迈考米克向他施以资助。20世纪30年代，平卡斯曾经是哈佛大学一个颇有希望的生理学助理教授。到他31岁时，已经成功在培养皿中创造出了兔子的胚胎——这可是体外受精的先驱。直到1937年，《科利尔》杂志（Collier's magazine）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平卡斯在创造不需要男人的亚马逊世界之前，他的成就一直被誉为是一个辉煌的科学突破。哈佛否认了平卡斯的任期，而他也转身离去，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

墨西哥化学家从野生山药中合成出了孕酮。而平卡斯在对动物的试验中得知，注射孕酮可能会阻止排卵。但测试孕酮能否作用于人，还需要有人来进行临床试验才能验证。随后的几十年里，平卡斯在美国不孕症领域里已经小有名气的专家约翰·洛克（John Rock）的成果下继续研究。1952年，他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这位哈佛毕业的医生。洛克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育有5名子女，孙辈更是多达19个。他矢志于帮助不育妇女解决无法生养孩子的难题。当平卡斯和洛克联手展开合作之时，洛克正在试验如何通过激素帮助妇女受孕。他的想法是使用孕激素来抑制排卵，在4个月后使用药物，以希望取得反弹效应。在洛克的实验中，不少妇女确实怀上了孩子。而使用激素避免怀孕也是同理：孕酮阻止了活性卵子的释放，从而无法令妇女受孕。

用激素药物试验治疗不孕并不违法，但用来作为避孕药测试却并非如此。基于这种考虑，洛克和平卡斯在1956年将试验地点选择在了波多黎各，那里的众多妇女因为过度生育而绝望，因此节育便更具意义。试验证明，避孕药确实能够有效阻止排卵。1957年，避孕药作为“妇科”用药获得批准。然而，美国仍然有30个州立法反对节育运动——避孕药生不逢时，只能在遮遮掩掩之下苟且偷生。但是，妇女月经不调却全国范围地突然爆发起来（服用常规避孕药后首月会出现经期推迟现象——译注）。

1959年，制药公司G.D. Searle & Co.向FDA申请批准名为Enovid的避孕药。1960年5月9日，FDA通过了批准。“批准的标准是安全与否。”FDA助理专员约翰·哈维（John Harvey）指出，“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与此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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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迷思

第一个申报安全药批准的家族企业G.D.Searle & Co.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反弹。天主教徒会不会反对和抵制该公司的其他产品？虽然避孕——或者“消毒”后的性交行为——在天主教的观念中是道德错误。但罗马天主教还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将安全期避孕法接受作为合乎宗教道德的节育手段。由于妇女在生理周期中，只会在特定的日子里排卵，因此只要夫妻只要限制在“安全期”内交配即可避免怀孕。不过这种办法也并非万无一失，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期不规律的妇女来说。

洛克认为，避孕药的诞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化学逃生仓。避孕药并没有阻止精子与卵子的会合。洛克认为，避孕药的效果，是模仿天然激素来延长安全期限，使得整个月中，无论何时发生的性行为都是安全的。因此，他认为教会无需改变它的历史教义；避孕药并不处在避孕概念的范畴里面。

1962年，在当时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时，许多信徒领袖和神职人员预先放松了对节育的限制，以作为大规模教义改革的一部分。继任教皇保罗六世在两年后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此时，大约一半的美国天主教徒都已经采取了节育措施。该委员会泄露的调查结果报告显示，几乎所有的神学家和大多数红衣主教赞成改变避孕是不道德的教义。但在次年，保罗六世在他的《人间通谕》中站在了少数人的一边，反对避孕的教义仍然存在。数以百计的美国神学家发表声明称反对避孕的教义并非一贯正确，而且天主教徒也会凭着良心表示异议。无论如何，想要改变趋势的前进为时已晚，到1970年，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妇女采取了节育措施，其中又有超过四分之一采用服用避孕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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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和性革命

同时，避孕药的推广者也从其他不同观点中得到了动力。正当东西方在冷战的阴云下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代理人战争时，反苏联的人们发现避孕药可以用来当作一种新的武器：控制失控的人口增长，从而减少战争、饥荒和政治动荡的风险，进而使易受拉拢的年轻国家远离苏联阵营。此外，也有人希望避孕药能够帮助降低堕胎率。在东德这样的国家，当时的堕胎数字已经赶上了新生人口，而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艾伦·古特马赫（Alan Guttmacher）也将堕胎称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流行病”。

无论公共观点多么有利，避孕药被数百万的妇女所接受，原因只有一个，而且非常个人：避孕药是首个有效、方便、无副作用的避孕方式。1961年，服用避孕药的妇女约有40万，但在一年之后，便攀升到了120万。到1965年时，这个数字已经是1961年的3倍了。

喜欢危言耸听的人倾向于将避孕药视作为痛苦变革的催化剂。196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在封面文章中问道：“避孕药面向所有育龄妇女，是否会导致性混乱？”高中生服用避孕药的消息漫天飞舞，“换妻丑闻登上了加州报纸的头条，”杂志在文章里说，“而长岛郊区也因为警察那登记到以充当妓女赚取钱财的家庭主妇们而震惊——其中不乏知识女性，有些还得到了丈夫的同意。”

但是在庞大复杂的社会变革下，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星星之火已经燎原，转变之势已经根深蒂固。1920年，斯科特·费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便警告过母亲们“她们的女儿是多么随便地习惯了被人亲吻”。而研究表明，早在那时，婚前性行为就已经十分普遍。一如海明威所言：“所谓道德，是你事后觉得好的东西；所谓不道德，是你事后觉得不好的东西。”1964年，《时代》宣布“第二次性别革命”建立在“性爱拯救众生，性欲解放人类”的信条之上。开放的胸襟成为了新的常态，追求快乐超越了渴望幸福。如同洛杉矶循道宗（Methodist）主教杰拉尔德·肯尼迪（Gerald Kennedy）所言：“滥交横行，但事在人为。在我的日子里，他们确实滥交，但也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

但是，仅仅因为避孕药的到来同观念的解放不谋而合，便将罪魁祸首归咎于前者未免太过狭隘。毕竟，1953年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发布之时，避孕药还没有诞生。但在报告里，四分之一的女性承认在40岁左右时犯下了通奸。更重要的是，没人会了解，上世纪60年代的避孕研究是集中在已婚妇女身上——如其以来便讲得通了，因为大部分服用避孕药的女性都已经建立起了家庭。在美国的一些州，向单身妇女开处避孕药是违法行为。虽然有一家精英院校会向出示结婚日期证明的女生开下处方，但在学校诊所中提供避孕药的美国高校也没有超过半数。即便是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也要求只有已婚患者才能得到。

而大多数年轻妇女并不急于采取这种避孕措施。许多人对于“预谋”的想法心存芥蒂。“好女孩”可能会为一时激情将一切抛之脑后，但她们并不会采取预防措施；至于那些臭名昭著的“浪女”，《时代》在1967年的文章中总结说，“医生和社会学家都一致认为，服用避孕药后滥交的女性很可能在没有服用避孕药时就开始滥交了。”在加州一处度假村的私人讲座上，一位心理医生询问过大约30位母亲是否会允许她们实际绥德女儿服用避孕药。少数人说不，大多数人不置可否——只有一人承认她已经在女儿早餐的牛奶中，将避孕药掺了进去。

在随后的几年中，评论家声称，避孕药改变了妇女的一切。但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意义和机遇。“如果没有机遇，那么避孕药就仅仅是一种新的避孕手段，而不具备革命性意义。”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是《美国与避孕药：承诺、危机和解放的历史》（America and the Pill: A History of Promise, Peril and Liberation）一书作者，“如果不是因为妇女的积极性带来了机遇，那么避孕药的革命性潜力便永远不可能激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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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角色，改变生活

如果避孕药对于个人行为的早期影响难以衡量的话，那么它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便在不久后呈现出来。耶鲁医学院妇产系主任李·巴斯顿博士（Dr. C. Lee Buxton）和康涅狄格计划生育联盟主任埃斯特尔·格里斯沃尔德（Estelle Griswold）在开设了一家向妇女提供避孕信息的诊所后旋即被捕——计划生育在彼时的康涅狄格州仍属违法，而此案也在上诉至最高法院后，引来了全国的关注。1965年，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一案中，主审法官在做出投票后，以7比2的结果宣布，《人权法案》中涉及隐私权，并且推翻了对已婚夫妇使用避孕手段的禁令。

当时，避孕药已经成为美国最流行的避孕方式，服用避孕药的美国女性达到了650万人。许多人对服药后产生的头晕、体重增加、恶心、甚至经血凝块等副作用大有抱怨。这种情况随着低剂量避孕药的投入市场有所缓解。不过，其他顾虑依然存在：在避孕药刚刚推出的几年中，强势的美国黑人领袖斥责使用避孕药的目的是“种族灭绝”。他们认为，高出生率是改变美国权力平衡的必要手段，并敦促黑人妇女不要使用避孕药物。

然而，许多黑人妇女出于和其他妇女一样的原因，为自己争取最大权利：生育与否掌控在女性的手中时，其他的事情也会被女性控制得很好。斯泰纳姆在1962年写道：“避孕革命带来的真正危险，可能是在男性观念尚未转变之时，就加速了女性角色的转变。”

到上世纪70年代，避孕药的真正影响才开始显现出来。但它影响的对象，并不是美国妇女的性行为，而是她们对于自己的生活、选择和义务所展开的设想。1970年，高校毕业生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3岁左右；到1975年，单身女性服用避孕药开始变得更为常见，而平均结婚年龄也向后推迟了2年半。小规模家庭成为了时尚。1963年，80%拥有高等教育经历的非天主教女性表示她们希望生养3个或者更多的孩子，到1973年，这一数字下跌到了29%。更多女性能够对既有家庭又有工作的生活展开畅想，而这也转变了她们对于生育的计划。如同1967年，一名印第安纳教师告诉《时代》所说：“当我结婚时，我还在大学读书。我当时觉得自己肯定完了。现在，我们希望购买一处房产，而如果我教书的话，这个计划很快就可能会实现了。我知道服用避孕药的话，我就可以在挣钱的同时不必担心那些毁掉一切的意外。”

与此同时，雇主们也失去了拒绝女性员工的主要借口。在避孕药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敲响了求职的大门，而越来越多的公司也急于开启。到1966年，美国失业率约为3.8%。联邦人力资源专家霍华德·斯坦布勒称，“当时几乎没有男性”可以雇用。当年，美国职业女性数量上升了近10%。而纽约股票交易所中也第一次出现了女性的身影。“在避孕药出现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中西部的一家多数雇员为女性的出版商承认道。然而，女性工作者的平均收入，却远没有高出美国联邦规定的贫困线。

避孕药带来了机遇，而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为了改变现状，开始为扩大这种机遇而斗争。1972年颁布的美国教育法第九修正案结束了教育歧视，为妇女敲开了高等教育的大门。但避孕药在说服高校和研究生院不要因为女性会由于怀孕而辍学拒绝女生的入学申请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戈尔丁认为。在1970年后，随着美国降低了法定年龄的限制，同时也随着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美国的在校学生在获得避孕方法上变得更加容易。戈尔丁指出，从1970年到1980年，法学新生中女生比例从10%上升到了36%，商学院中，女生的新生比例也从4%上升到了28%。“我接触过许多人，都认为避孕药与转变无关。在他们的观点中，推动教育变革的是女权运动。”戈尔丁说。但她的研究表明，不同州内允许避孕药进入校园的时间与当地女性取得进步的时间存在关联。

回首过去，女性会谈论生活中出现的转变。1978年，当“伊莉莎”（Eliza）怀孕时，她和自己的男友才不过亲热了几次。“我不记得学校里有没有提供节育相关的咨询，”她告诉《时代》，“但我却没有办法告诉父母我已经尝过禁果。我生长在天主教家庭。我觉得好像在地狱一般。”伊莉莎买了一本在芭芭拉·希曼（Barbara Seaman）领导的女性健康运动时期风行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 Ourselves），将其中有关经期测孕法的章节读了一遍又一遍。“我还可以记起那时是这么询问自己：有多少天没来了？”

在她的父母发现她怀孕后，一切都崩溃了。“我的母亲找我说：‘你令你的父亲哭泣。’这太可怕了。我的母亲还责问我说：‘知道你给家里丢了多大脸么？’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过抚养孩子的想法。”她做了流产。然后便开始使用避孕药。“我自己去药店买了它。但我并不喜欢。它告诉我我曾经做过爱。它意味着在药店外等我的所有人都知道。”

“玛格丽特”（Margaret）回想起在大学聚会上，如果她决定同男友上床，要作些什么准备。她的男朋友不愿意使用安全套。“我太害怕怀孕了，不敢冒没有保护的风险，”她说，“尽管他试图说服我。”于是，她从医生那里得到了子宫帽，但并不喜欢。“我觉得，好吧，你必须得忍受。节育是不方便。”当她终于服用避孕药之后，顿觉耳目一新。“就在我开始服用避孕药的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混乱和担忧，还有每个月都要屏住呼吸看看是否经期正常的负担，都从肩膀上溜走了。我真希望从一开始就能用上避孕药。这样你就会忘掉，焦虑是怎样占据了你的生活。”

慢慢的，但又毫无疑问的，避孕药改变了妇女对自己选择的观点。但在许多看到美国家庭背后转变的人眼中，这是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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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

保守天主教徒从一开始便对避孕药抱有反对态度。但在它在被广泛使用几年之后，保守新教认识才开始反思自己对于避孕的看法，特别是对避孕药。“我认为避孕革命把福音派教徒打了个措手不及，”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阿尔伯特·莫赫勒（Albert Mohler）指出，“我们信奉对人的精神控制。我们对脊髓灰质炎疫苗和青霉素都大加欢迎，更将避孕药视作是伟大的医学进步。”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保守的基督教人士开始重新思考上帝赋予婚姻的意义，以及被赠与性能力的本质。避孕会将性爱从生育中分离出去，从而削弱婚姻关系的维系，这便是这种观点里关注的焦点。作为“身心一体”的完美婚姻，具有创造生命可能的性爱是夫妻关系的中心。“在不尊重生育可能性的情况下，成年人拥有十分频繁的性生活，这种观念在100年前并不存在。”莫赫勒说，“但现在却无可厚非。”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义务尽可能生养。拿莫赫勒来说，他便只有2个孩子，而不是12个。此外，只要夫妻“并不想因为养育后代而疏离他们之间的性关系的话，就可以尝试限制他们养育孩子的数量。”但是，控制人类生育的能力已经太过火了，他说，这是自亚当和夏娃吃下苹果之后，人类历史上最能改变人类生活的事件了。

斯泰纳姆则对莫赫勒的观点相左。她指出，性与生育从来没有像莫赫勒所称的那样紧紧联系在一起过。“大多数动物都有性行为集中，受孕几率上升的发情期，”她说，“但唯独人类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说，性行为是我们人类的标志，如同我们能够质疑、记忆和对思考进行思考一般。性不仅仅是我们生育的渠道，同样是我们交流、表达关怀和共享生活的方式。”

反避孕革命不仅仅试图要重新回到避孕方法不易获得的老路上，还试图令女性回归更为传统的角色。女性权利领袖们便在这股反革命浪潮的工作中，警醒发觉危机重重。“有愤青对我说，嗯，他们正在赢得堕胎的斗争，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其他方式筹集资金，也就是说他们要转移目标——转移到避孕药上，”美国妇女组织主席奥尼尔说，“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重新建立妇女处在家庭男性成员从属地位的父权社会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反对妇女采取避孕措施。”

莫赫勒不置可否。这种观点太不高明，他说。避孕药“改变了女性的道德基准。她们本有可能成为母亲，但通体来说这种可能性变得缺失。因为女性在劳动及其他领域上获得了必要的自由，我对女权运动是肯定的——但公平地讲，我认为社会保守人士对与整体也有极大的关注。

对于避孕的重新考虑，已经具体影响到了公共政策。“在我成长的时候，电影明星都不会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避孕知识却已经进入了保健课的课本。”美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席塞西尔·理查德（Cecile Richards）回忆说，“我还是在得克萨斯长大！那里很少走在时代的前沿。我的孩子们成长在到处都是性的环境里，但学校却不怎么讨论节育了。”2000年，共和党上台控制国会和白宫之后，便斥资将计划生育的大方向转向禁欲教育。2005年的赤字削减法案（Deficit Reduction Act）更将校园健康诊所的节育成本增加了4至5倍。本来就对避孕药抱有道德疑虑的医生和药剂师更是在“良心条款”的推广下拒绝填写处方。“我们仍然在国会里斗争，”《女士》杂志主编，女权多数基金会（Feminist Majority Foundation）执行副主席凯瑟琳·斯皮拉尔（Katherine Spillar）说，“想想看，在避孕药诞生50年之后的2010年，我们仍然在争取方便有效的计划生育——痛苦不言而喻。”

如果冲突是围绕着避孕药的政治作用和道德疑虑展开的话，那么青少年对于使用避孕药的困惑也就能够解释了。美国国家预防青少年怀孕及意外怀孕运动（National Campaign to Prevent Teen and Unplanned Pregnancy）的研究发现，86%的青年男性和88%的青年女性认为在自己当前的阶段，避免怀孕十分重要。然而，63%的人称自己对避孕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避孕知识中，大部分是错误的。超过40%的调查者认为，即便服用避孕药，妇女仍然会有50%，甚至更高的几率会在有生之年怀孕。但实际上，92%的避孕药是有效的。在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中，有40%认为美国政府再用少数族裔试验新的节育措施，而认为美国政府推动节育目的在于减少少数足以人口的也大有人在。部分在50年前站在节育运动前沿的妇女在听到年轻女性忘恩负义地认为自由是天经地义时，变得有些愤慨。但斯泰纳姆则把眼光看得更加长远：“我不会走来走去地说‘谢谢你的投票’，”她谈起那场已经过去的斗争，“我想补充的是，正如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所说，我们的工作不是让年轻女性心存感激。正是她们的忘却才能令一切继续下去。感激从来不会令任何人奋不顾身。”

很有可能在某个实验室里，某种可能结束有关避孕药的讨论正在准备问世。它或许会是一个人造子宫，能够孕育起意外怀孕而降生的生命，而那些不情愿怀孕的母亲则没有后顾之忧。曾经也有人设想，或许紧急避孕药不再是一种避孕的应急措施，而是常例；妇女会每月服用一片紧急避孕药来更改经期，而不用知道自己是否怀孕。足够的无知在解决成本，带来方便的同时，是否也能安抚扭曲的良知？同时，传统主义者的施压对象并非医学，而是婚姻——将其重新树立成为社会的中心，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性行为。有关避孕的争论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它已经深入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但当这场争论渐渐明晰之时，科学本身并不会给出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