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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官方邀。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这是中文翻译的读本，实际上这本书是黄先生用英文在美国写下的，原名应当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翻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 既然“无关紧要”那么黄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个呢？用他在著作中的话说是—— 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什么意思呢？黄先生说到的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指出一个趋势概念，并且这是一个决定明帝国存亡延续的趋势。 以下我只说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一点收获。 1586年，也就是万历十四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万历十五年，开始正式不上朝。（当然不上朝不代表不处理政事） 这件事在史学的层面上，是意义深远的。这意味着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中深层的内核问题和矛盾彻底爆发出来，并且在万历的不配合、不处理、不改善的态度中，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彻底走入万劫不复的死胡同。 实际上从嘉靖末年开始，明朝这套运作了百余年的政治制度在内核上的弊端已经明白的显露出来。皇帝只顾用人，要通过维护自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来实现中国古典政治语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权和话语权，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 殊不知皇帝终究还是人，经过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众大臣表面上当然还是顶礼膜拜，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 这样一来权臣严嵩上台然后下台，还会有第二个严嵩上台，这本后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文官成为一个相互捆绑的官僚体系。在运行国家机器的同时也派生出自成体系的组织和架构方式。 皇帝对于这一阶层的影响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随着皇帝的力不从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迹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头猎枪。 直至万历，万历前期，张居正又何尝不是权臣，只是张居正的掌权是将国家机器开启以自净，缔造了明朝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可是张居正改变的是具体事件的执行，却没有改变制度和趋势，张居正死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大明王朝继续还是要面对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 万历皇帝亲政之初，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亲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宫。但当他似乎要大权独揽之时，却发现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远没有那么简单，单就是立储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连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压。 万历皇帝发现了大明王朝在曲折中平衡的相权和皇权的矛盾只是痴人说梦，在立储的“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发现了文官集团的不支持，不理解，于是他开始了自己漫长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万历的作为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代皇帝，万历的“赌气”行为是极端糟糕的。 大明朝政治体制内核的这种矛盾，在皇帝放弃的前提下，机制上已经彻底失去了调节能力，不但凸显化了，而且溃烂了。个人所见，万历十五年，实际上是一个结果，而不是根源。大明帝国运行至此，病态已无可挽回。 明开国时，朱元璋为了充分集权，废除丞相，从这一刻开始，皇帝成为大明天空唯一的太阳，即为国家象征，也是政府首脑。 可是逐步的大明皇帝们发现，这种压力和工作之繁重，非常人所能承受。于是成祖朱棣设立内阁以协助处理核心政务，可是逐步的，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官僚的权利也就逐渐变大，到张居正达到顶峰。 我们的历史书上美其名曰这样的制度是皇权、相权的相互制约，但其实这从来没有制约，而是一种代理和让渡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这种协调的模式是不稳定的，没有法理依据的，也就导致了有明一朝持续不断的围绕皇权让渡而来的权力争斗。这才是困扰整个明朝政治，乃至唐宋文官阶层出现以后，困扰整个中国古典政治的核心问题。 大明王朝的逐步暴露的政治体制继续改革、调整和提升，急需一位救世的“汉光武帝”，可是时间来到了1587年，大明王朝遇到了却遇到了这位放任自流，自暴自弃的万历神宗皇帝。 当这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环节出了问题，整个链条也就堵塞了。同时由于没有制约模式，整个体系也毫无调整机制。对于明末的局面来说，除非再次出现绝顶的明君或者政治强人，局面是无解的。 制度崩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代表的不是引颈就戮，一命呜呼，而是马入夹道，无法回头。 浅见到此即止，望有所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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