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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自汉代确立了以儒学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之后，儒学经典中的很多观念、价值、主张就不再是纸面上空谈的理论设想，而是逐渐渗入了历史的进程，真切地影响了现实的古代政治。“以孝治天下”就是这样的典型，它原本只是记载在《孝经》中的理念，在孔子的追溯中，“孝治天下”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上古传说中的圣王已经实行了的治理模式。但毕竟上古圣王太过遥远，他们究竟有没有实现过“孝治天下”，其实是一个难以求证的问题。 由于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经典中“孝治天下”的理念被汉代的皇帝们吸收采纳，由此逐渐发展出了真正的“孝治天下”实践。那么，“孝”是如何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呢？ 东汉末年的一位儒学名臣荀爽，在写给汉桓帝的对策中说：“我听我的老师说：‘汉朝的德运是火德，按照五行相生的规律，火是从木当中产生的，是木之子；夏季是火之位，而木到了夏季就会繁盛，因此，以火德为德运的汉朝所尊奉的德性应该是孝。’所以汉朝的制度使天下人都诵读《孝经》，选官吏也是推举孝廉。”  汉朝的德运是火德，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和阴阳五行相关的王朝命运理论。根据荀爽所说，火作为木之子，对于木的滋养和繁盛，正象征着儿子对父亲的孝。可以看到，“孝”在东汉末年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朝代精神。不仅如此，荀爽还透露出汉朝对于《孝经》教育的重视，以及在政治人才的选拔中对“孝”的重视。 汉朝对《孝经》教育的重视，贯穿了西汉和东汉两个时代。早在西汉文帝时期，就曾经在国家官方学校中设立《孝经》博士。这个“博士”不同于今天作为学位的博士，而是一种官职的名称，指的是精通某一部经典之学的硕儒，他们供职于国家最高学府，一方面传道授业，一方面也为国家政策提供必要的咨询。在官方学校设立《孝经》博士，意味着国家有意识地培养精通《孝经》的年轻人才。到了西汉平帝时期，开始在基层地方学校设置《孝经》讲师，进一步将《孝经》教育推广到地方。到了东汉，连宫廷禁军都被要求诵读学习《孝经》，而且，初入学不久的幼童，也都开始阅读《孝经》篇章。《孝经》的学习，蔚然成风。  此外，汉武帝还开始推行一种与“孝”密切相关的人才选拔制度：举孝廉，由地方郡国推举出当地孝行出众和品格清正之人，选拔进入中央政府的郎署，郎署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官员储备库的机构，在这些孝廉熟悉了国家行政事物之后，经过考核，可升任尚书、侍中，或者外迁为地方官员。这正是因为制度的设计者接受了《孝经》的观念：一个在家孝顺父母的人，必然是一个德性出众的人，而德性出众是一个好的治理者的必备素质。  由于《孝经》教育的普及，汉代还出现了许多在日常生活中引用《孝经》来判断是非的例子。西汉时期有一个名臣叫韩延寿，有一次，他外出办事，要上车的时候，有一个骑吏迟到了。韩延寿很不高兴，打算给他治罪，等到韩延寿办完事回到府衙的时候，一个看门的小卒拦住了他，说：“《孝经》里面说：‘用侍奉父亲的态度去侍奉国君，尊敬的心是相同的。侍奉母亲采取亲爱之心，侍奉国君采取敬重之心，只有对待父亲是亲爱与敬重兼而有之的。’您今天一早就驾好了车，却迟迟没有出门，当时，骑吏的父亲恰好到府门口，又不敢进来，骑吏听说了，就跑出去谒见父亲，这个时候您正好登车。这名骑吏因为尊敬父亲而被罚，不是有伤教化吗？”韩延寿听罢，非常惭愧，急忙取消了对骑吏处罚。 一名不起眼的门吏都能够依据《孝经》来判断是非曲直，汉代“孝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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