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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王氏郡望 第七章琅琊王氏的思想演变（一）两汉：儒学家风 来源：琅琊王氏家族的歷史與文化 孙丽 王厚香 琅琊王氏是中古时代第一豪族，数百年间，王氏子弟活跃于政坛，簪缨相继，冠冕不绝。该家族既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善于吸收、利用和传播学术新思潮，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它在政治上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实力基础，而勇于把握历史机遇，不断接受新思潮，始终处于当时文化的主导地位，是琅琊王氏成为一流高门的根本保证。 一、两汉：儒学家风 (一)王吉为琅琊王氏确立了以经学传家的传统 琅琊王氏从秦朝时期的武力豪宗发展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大族，其转折性的人物是西汉王吉。王吉(?一前49年)，字子阳，生活在汉武帝到汉元帝统治期间，《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云：王吉“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王吉父祖皆无名望，本人以郡吏起步，显然其家并非显宦。王吉本人也没有多大的功绩，只是以长于经学并能直言进谏而显名于世。这与王吉所居之地的学术风气以及汉武帝表彰儒学，以孝廉、秀才选拔官员密切相关。
王吉最初居于琅琊皋虞(侯国，时属徐州，今山东省即墨东北方)。春秋时期的琅琊，处在齐国和鲁国的交界地，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一度影响到此地，开放、进取的齐文化，崇仁、重礼的鲁文化，与瑰丽深邃、富于浪漫色彩的楚文化交融在一起，构成了琅琊特殊的文化氛围。
先秦时期，尽管琅琊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但由于琅琊一部分地区属于儒学大行的鲁国，其他部分离鲁国较近，因此，儒家思想成了当地思想文化的主流。本地区曾有一部分孔子的嫡传弟子，如曾皙、曾参、仲由、澹台灭明、高柴等，而这些孔门弟子又转相授徒，故儒家思想的信徒较多，儒学的影响较其他地区明显。同时，儒学大师荀子长期在此授徒讲学和从事学术活动。《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今临沂市苍山县)。”自荀子定居兰陵，极大的推动了当地儒家经典的流传和儒家思想的传播。
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设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以儒家经书教授，通一经即可入仕为文学掌故，成绩特别突出者可以为郎中。当时的公卿大臣多以儒学入仕，从而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研读儒家经典。《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武帝以后，琅琊地区经学昌盛，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经学家，如王臧、徐偃、缪生、褚大、孟卿、孟喜、梁丘贺、于定国、后苍、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等人，他们多设帐授徒，培养了一大批儒生，对两汉时期的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琅琊重儒的学术风气，对王吉影响很大，史载他“少好学明经”。当时的求学方式，最佳途径是进入太学学习，但博士弟子只招收五十人，名额有限，且太学设在京城，路途遥远，不能满足读书人的人学要求。因此，士人为求学或在本地人私学，或离开家乡到人文荟萃有名师大儒之地游学。当时的京城长安便是最理想的游学地区。《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称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而《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载，王吉随蔡义学韩氏《诗经》，“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卷六十六皆作“蔡义”)，……谊授同郡食子公及王吉”。蔡义先“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汉书》卷六十六《蔡义传》)，后为光禄大夫、少府，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为御史大夫，再迁丞相，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病死，始终在京城为官。再者，从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而不是像博士弟子可以直接在京城任官来看，他走的正是到京师游学的途径，时间约在汉武帝后期。
学成之后，王吉回到家乡做了郡吏，被举为孝廉。汉代察举的主要标准是经学和德行。王吉师从大儒，经学修明，自不待言。他所居之地，“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长期的礼教熏陶，使王吉自青年时期即洁身自好，以纲常名教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当年在长安读书时，“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其厉志如此”(《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
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郎是郎中令的属官，平日在皇宫掌守门户，皇帝外出时则充当侍从，此职没有人员限制，多的时候甚至达到千人。若庐是少府的属官，《汉书仪》以为此职是主治库兵及诏狱的官职。云阳县令是一个在京城附近的地方官。王吉从县令一职被举为贤良，出任昌邑王刘贺的中尉。中尉是武职官，典掌国中兵马，只负责当地的治安而不治民。从王吉出任武官来看，他除 了精通儒家经典外，极有可能还熟读兵书，这也与他在琅琊的生活经历有关。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兵家文化，即孙武、孙膑兵法所代表的军事理论，曾在琅琊广泛传播，当时曾有著名军事家 及其门人弟子云集于此，出现了一个学习和研究兵法学说的热潮。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为数众多而又比较完整的兵书，则是这种状况的有力证明，同时，它也说明，直到汉代，此地的人们还是比较注重兵法研究的(参见刘英华主编《沂蒙文化发展研究》第5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吉本为将门之后，又生活在这种学术风气中，受其影响是必然的，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会相继出任主治库兵的若卢右丞和典兵而不治民的中尉。
正是在昌邑中尉一职上，王吉开始显名。他为人耿直，以清廉自居，屡屡上疏劝谏喜好游猎的昌邑王刘贺，“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
公元前74年，昭帝崩，执政的大将军霍光以皇太后的名义诏昌邑王刘贺继位。是时，霍光大权在握，刘贺入京，极有可能会与霍光发生矛盾冲突。王吉长期在刘贺身边，深知刘贺无论德才均不及霍光，且继位之初，大局未定，若君臣相争，恐非国家之福。为能使西汉政府渡过危局，王吉在随刘贺赴京途中，上书给刘贺，告诫他谨慎从事，王吉说：“臣闻高宗谅闇，三年不吾。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王吉接着说，霍光长期执政，海内晏然，是当世的周公、伊尹，“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王吉没有坚持君为臣纲，君臣绝不可易位的儒家思想，而是借用黄老道家的无为主张，劝刘贺无为而治，听从霍光执政。显然，王吉的思想中是儒道共存的，这可能与王吉生活在琅琊，此地学风本就是儒道交融有关。何况，王吉原居地皋虞，在战国时属黄老盛行的齐国。西汉初，黄老一度成为统治思想，文帝、景帝时虽然儒道互绌相当激烈，但也在相互吸收对方的学说。到董仲舒时，已将黄老的许多思想内容融入其新儒学中，在当时影响很大。再者，王吉的老师蔡义师承韩婴，韩婴是汉初的大儒，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思想里包含有很多黄老的东西，如他宣扬“君道无为”，即君无为而臣有为，君主不必事事都管，让臣下去处理具体事务，君主只需要掌握好对大臣们的生杀赏罚之权就可以了。西汉时期最重师法，所谓“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第7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因此，韩婴的思想经赵子、蔡义到王吉，尽管有发展，但不会改变太多，极有可能会影响王吉。王吉思想中儒道共存的原因，具体是哪一种，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随着形势的改变而主动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去顺应进而影响时势的发展，也就是与时推迁，这一做法被后世的王氏子弟继承，成为琅琊王氏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
刘贺即位二十七日即被霍光废黜，昌邑国群臣绝大部分被处以极刑，唯有王吉、龚遂和王式因屡屡劝谏，被从轻发落，髡为城旦。
不久，王吉的命运又有了转机。《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载：“宣帝立，大将军光领尚书事，条奏群臣谏昌邑王者皆得超迁。”王吉被任命为益州刺史，要到四川赴任。古代，“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王吉走到邛郏九折阪时，就不想走下去了，此时他也有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称病辞官而去。继任的益州刺史王尊，走到邛郏九折阪时，问随从：“此非王阳所畏道琊?”随从回答说是，王尊嗤之以鼻，命从人即刻前进，他嘲笑王吉说：“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汉书》卷七十六《王尊传》)。王尊的这句话，也道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的一个行为传统，即，在忠孝不能两全时，王氏子弟宁为孝子，不为忠臣，以保全自身利益和家族利益为上。
尽管王吉的中途折返，给后人留下了笑柄，但由于他是当时的经学名家，多次忠言进谏，影响很大，因此，王吉又被任命为博士谏大夫。此时正是宣帝在位时，在政治上，宣帝重视官吏的选拔，注意平理刑狱。经济上延续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曾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将中央和郡国的苑囿、公田借给农民耕种，降低盐价，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起来，西汉王朝进入中兴时期。但是，繁荣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载：“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而上躬亲政事，任用能吏。”对此，王吉屡屡上疏言得失，指出应推广礼制，广延儒生，沿用旧礼；谨慎地选用人才，除任子之令，明令求贤；限制外戚势力，对他们可多赏赐财物，不宜让他们居高位；提倡节俭，罢去一些无益于国、民的机构，兴利除弊，振兴朝纲。王吉的主张，以教化为主，虽有些迂阔，却不失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好办法，尤其是限制外戚的措施很有见地，后世比较开明的君主均用此法。汉宣帝是一个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天下的皇帝，他公开宣扬：“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事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卷九《元帝纪》)!他自然不把王吉的迂阔之言放在心上，对王吉也不甚尊宠。王吉因自己的主张不能施于朝廷，便称病回老家琅琊，终宣帝之世，未再入仕。
两汉时期，士人多专攻一经，“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颜氏家训》卷三《勉学》)。而王吉博学多才，“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载：汉朝时期，《论语》“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王吉字子阳，又称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张禹曾从王吉学《论语》，他后来做了成帝的老师，为成帝讲授《论语》时，张禹综合了王吉和胶东庸生两人的学说，写了《论语章句》献给成帝。此书出后，流传很广，世人称“欲为论，念张文”，此后，夏侯胜、王吉、萧望之等人的《论语》注释便日渐衰微，王吉的大部分思想，很可能从《论语章句》中保存了下来。
汉代经学的传授往往采取家学传承的方式，所以王吉除了授徒以外，还将经术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王骏，形成了琅琊王氏家族以儒学为主的家学，这对琅琊王氏家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与门第密切相关，累世经学便会累世高官，如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均四世三公。在“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的年代，出身寒微的王吉以“明经”为进身之阶，由白衣至谏大夫。正因如此，他特别重视对儿孙的儒学教育，为琅琊王氏确立了以经学传家的传统，使琅琊王氏逐渐成为经学世家，进而成为世代簪缨的士族。王吉子王骏通晓经术，陈咸推荐王骏，称他“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王骏历任谏大夫、幽州刺史、司隶校尉、少府、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王骏子王崇以父任为郎，历任刺 史、郡守、大司空等职。从王吉到王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 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有累世之美”(《汉书》卷七十 二《王吉传》)，遂成世家。
当然，王吉并没有让子孙局限于自己所学，他善于接受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想。宣帝时，梁丘贺的《易》流传很广，颇受统治者的重视，王吉也很欣赏梁丘贺的《周易》注，自知不及，公元前61年，王吉上书宣帝，让当时已经是郎中的王骏拜梁丘贺儿子梁丘临为师，学习梁丘氏《易》。王骏受父亲较为开明的学风影响，也没有局限于父亲所传经术，《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著录《论语》有“鲁王骏说”20篇，可见王骏对《鲁论》有独到见解，并没有完全照搬王吉的《齐论》。这种家学传统，使琅琊王氏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比其他儒学世家更容易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始终处于当时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是琅琊王氏能够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吉为琅琊王氏以后的贵显奠定了基业，汉魏以后的琅琊王氏，无不自称“汉谏议大夫吉之后”(《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以在西汉的这段历史为荣耀。
东汉时的琅琊王氏，史书记载极为简略，谱系散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因汉末战乱，谱牒散失外(《晋书》卷五十一《挚虞传》：“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根本原因是由于琅琊王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开始下降，以致世系不明，人员事迹无考。但从王叡轻视文化水平低的孙坚来看，王氏家学在东汉后期仍是继续传承的。
(二)王祥思想的驳杂
汉末，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曹操为扫灭群雄，急需谋 臣猛将，本着“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方针，他数次下令求贤，征“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而不拘其是否“负污辱 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 纪》注引《魏书》)。曹操求贤的标准与汉代察举的标准大相径 庭，是儒家思想在汉末受到冲击的典型反映。当时，随着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东汉中央集权渐趋瓦解，统治者赖以控制思想的儒学也从独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再加上谶纬解经使儒家经典变的荒诞无稽，经师训诂章句之学过于烦琐、空疏，以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自“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弊”(《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经学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无助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曹操为实现统一的政治目的，便不得不更多的借助于法家、兵家等诸家思想中的治国用兵之术，史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他的求贤令，对当时本已衰微的儒学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魏初，政局相对稳定下来，文帝曹丕、明帝曹叡父子开始纠正曹操在战时推行的名法之治的偏颇，再次转向重儒。文帝初即位，便下令尊崇孔子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命鲁郡修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下令凡是郡国人口满十万的，每年向中央推举孝廉一人；如果有特别突出的人才，则不须户口限制。黄初三年(222)．又下诏郡国选计吏、孝廉时，“勿拘老幼；儒通经术， 吏达文法，到皆试用。”黄初四年(223)，因有鹈鹕会聚灵芝池，根据《诗经》所说，是国君“远君子而近小人”的征兆，为避免“贤智之士处于下位”，文帝下诏“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终曹魏之世，崇儒的文化政策没有改变。《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载明帝太和二年(228)诏书：“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太和四年(230)诏书：“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与曹操的“唯才是举”不同，曹丕、曹教时期用人“先举性行，而后言才”(《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卢毓传》)。王祥出自儒学世家，且以德行著称，任徐州别驾又显示出出众的治才，正与曹丕、曹散的选举标准相合，因此得以“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
王祥任温令，大约是在文帝末，明帝初，官职虽小，对王祥一生却至关重要。温县，在洛阳东南一百二十里。后来建立西晋王朝的司马氏，便是温县人，而且也是儒学大族，“本诸生家，传礼来久”(《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泰始元年)，司马懿祖父司马俊“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父司马防，“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日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司马懿本人则“博学洽闻，伏膺儒教”，魏文帝比之萧何，黄初六年(232)诏曰：“吾东，抚军(司马懿时任抚军大将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托付以“内镇百姓，外供军资”的重任。明帝即位，司马懿与曹真、陈群“并受顾命辅政”(《晋书》卷一《宣帝纪》)。如此朝廷重臣，本不会与官卑职微的县令有联系，但王祥居官之地是司马懿的家乡，距京城仅百余里，且王祥亦出身儒学世家，孝名著称于世，与司马氏思想不异，容易接近。即便王祥任温令非司马懿所选，而王祥在温令任上与司马氏拉上关系，则极有可能。
正始年间(240-248年)，王祥已在都城洛阳任职。《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王戎云：‘太保(西晋建立，王祥拜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乎!’”王戎此言，不乏褒赞之意，却透露出王祥曾参与玄学清谈的蛛丝马迹。后来人们将当时显赫一时的琅琊王氏和河东裴氏家族成员相提并论，以裴徽比王祥。《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曰：“潜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远度，善言玄妙。”《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管辂传》注引《辂别传》云：裴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说明裴徽善清谈，精通《易》、《老》、《庄》之义理。《世说新语·文学》载：太和初，玄学名士荀粲到京城，与傅嘏、裴徽清谈，“傅嘏善言虚胜，苟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注引《粲别传》曰：“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顷之，粲与嘏善。”从裴徽能沟通傅嘏和苟粲来看，他应既善言玄理，又熟悉名理。正始初，裴徽与王弼又有一次著名的对答：“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琊?’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从裴徽的语气上看，他一方面肯定孔子的圣人地位，也就是肯定儒学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无”为万物之本，有融合儒、道的倾向。王祥能够和裴徽相提并论，他们的思想应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王祥“理中清远”，显然接受了玄学思潮，“不在能言之流”，说明他并非玄学名士，与裴徽相比，王祥的儒家色彩更重一些，但其思想中已然包含了道家的思想，或许还有名理思想。王祥思想的驳杂，正是魏晋之际思想不统一的反映，也是王氏家学在儒学衰微之时开始吸收新思想的表现。
嘉平元年(249)，高平陵政变后，王祥迁太常。太常的主要职责是祭祀祖宗、天地、圣贤及前往封拜重要属国之王等。时太常“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晋书》卷二十四《职官》)，非深明儒学者不能充任，王祥的前任如高柔、王肃、夏侯玄等人皆是知名学者。王祥出自儒学世家，虽没有太多的理论建树，但从他能出任太常看，也应该为当世鸿儒。此前，曹髦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想要夺回大权，他先从为司马氏服务的王肃的儒家思想入手，屡屡批判王氏经学，太学博士也经常被他驳倒，令司马昭相当头疼。司马昭将王祥任命为太常，可能是想借助王祥的名望及其能够综合、沟通各家思想的能力，维护自己在思想上的统治。
甘露三年(258)，曹髦率群臣至太学。王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
王祥大讲忠诚，说明了两个问题：一，甘露年间，王祥的理想治世是礼治社会，人们严格按照礼的规范行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在其思想中，儒学仍是最重要的。二，此时的王祥对司马氏还抱有一线希望，讲“忠”意在提醒司马昭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留下万世骂名。同时，王祥也安慰曹髦，“天且弗违，况于人乎?”暗示他在时机不成熟时切不可轻举妄动。但曹髦年轻气盛，不甘心居于傀儡之位，两年后举兵攻司马昭，被司马昭门客成济所杀。《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载：“及高贵乡公之弑也，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王祥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使他对自己尊奉的传统礼教产生了怀疑。然终司马昭之世，不曾称帝，固然是因为禅代的社会条件并未完全成熟，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忠”仍然是人们比较看重的社会规范。
泰始四年(268)，王祥薨，临死前，他写了一篇遗训留给子孙：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块、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精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 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
王祥先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指出生死乃是自然之理，告诫子孙要将自己薄葬，并不厌其烦地安排丧事的各个细节。汉代儒家讲究厚葬久丧，重祭祀，如东汉王充在《论衡·薄葬》篇中所述：“世尚厚葬，……谓死如生。悯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而淡于生死，不重祭祀，提倡薄葬的是道家，庄子以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将人之生死比为时间之昼夜，主张返朴归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大宗师》、《齐物论》)。身为大儒的王祥，公然违背儒家旧习，告诫子孙将自己薄葬，固然与当时的薄葬之风有关(参见李乐民《三国时期的薄葬风俗述论》，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也反映出其思想中带有浓厚的道家学说的印痕。
魏晋之际，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传统礼教观念受到冲击，老庄思想对士大夫的影响日渐加深。王祥在正始年间参与清谈，说明他已经受到了玄学思潮的影响。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王祥亲眼目睹了司马懿族诛曹爽及其同党，司马师杀夏侯玄、李丰等名士，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司马昭弑曹髦，杀嵇康、吕安，政治斗争的险恶、残酷，在王祥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他既希望能够建功立业，实践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又希望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但当时还没有为他提供解决这一矛盾的理论根据和现实途径。于是，我们便可看到，王祥晚年屡乞逊位，退出政坛，其举动与儒家的积极用世主张相悖，而合乎道家的功成身退之说。临死要求薄葬，也是道家思想的反映。但是，由于王祥深受儒学熏陶，再加上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他虽对儒家礼教产生怀疑，却无力挣脱它的束缚，儒家礼教始终是他的精神支柱，所以，他时时、处处尊礼而行。针对当时的统治者标榜儒学，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礼教尚峻”(《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注引《竹林七贤论》)的形势，王祥在遗训的后半部分谆谆告诫子孙以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信、德、孝、悌、让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对子孙保持儒学家风寄以殷切期望。但遗训中却没有儒家最看重的“忠”，王祥尊奉的“忠”的信念早在曹髦遇刺时就已经破灭了，司马氏此后的所作所为使他对社会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留给子孙的遗言中，他特别强调“孝”、“悌”，将维系家族利益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此后的王氏子弟，多能尊从这条遗训，孝子甚多。如王戎虽放浪形骸，但以“死孝”为人称道。王悦“事亲尽色养之孝”(《世说新语·德行》“王长豫为人谨顺”条)。正是从西晋开始，“忠”的概念逐渐淡化了，“孝”在人们的思想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东晋南朝时期，“孝”、“悌”逐渐由家庭关系的核心原则而成为主要的社会价值标准。“君臣之道丧，而父子之伦尚存也。……延及齐、梁而父子之伦独重。”士人不忠无人过问，不孝则为人不齿，以至“梁武帝于服除入见者，无哀毁之容，则终身坐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
从王吉到王祥前期，正是儒学独尊的两汉时代，二百余年中，王氏成员或言传身教，或立家诫遗训，注意子弟的经术培养。由于服膺儒家经典，他们做人以儒家最强调的“礼”为行为规范，做事，则灌注儒家精神，世世承袭，便形成了儒学家风。东汉中后期，儒学趋于衰微，既不能解决国家政治活动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又不能解决人们对于生命更深层的探讨和关怀，再也不能承担起士大夫精神支柱的重担，《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传》云：“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坏，为其他学说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黄老、名、法、兵诸家思想相继复兴，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与此相适应，王祥的思想渐趋驳杂，其看似矛盾的行为和思想，是他的儒学信仰出现危机而又找不到更好的精神支柱的困惑体现，正是从王祥开始，王氏家学进入了新旧思想交替转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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