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自古学校的作用都是培养人才、教会学生为人处世的道理以及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我国古代的学校也不例外。但是古代历史上的私塾、国子监等更侧重于培养政治方面的人才，至于春秋时期孔夫子的教育则更侧重于道德教育。 然而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尽管孔子及其门生四处奔走，也收效甚微。  直到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并首创教化政策兴办学校后，儒学才得以被重视。足以说明，拥有固定场所的教化和政治力量的推动，儒家思想才得以登上汉代历史舞台。 一、拒绝严刑酷法，汉武帝为儒学兴办学校自秦统一六国到灭亡，只用了短短15年的时间。究其原因，众说纷纭，但都不可避免的谈到了一个根本原因，即商鞅推行的严刑酷法所导致的暴政。暴政使秦王朝丧失民心，反秦义军层出不穷，最终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开始总结秦王朝覆灭的原因，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想要永久的统一王朝，这个国家必须推出一个符合大众的统一思想。 于是刘邦发现了儒学，但他的目的更多的是利用儒学的“三纲五常”来巩固自己的帝王权威。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首次向汉武帝强调教化儒学对治国的重要作用：
其中的教化，需分开释义。教是明示，需要外部灌输；化是熏陶，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于是，汉武帝听取建议，首创教化政策，将儒学思想通过灌输以及熏陶两种措施把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道德规范融入民俗之中。最后被民众接受并效仿，直至成为民众的价值根基。 然而教化之本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来培养人才，壮大传播队伍，才能起到广泛影响。于是董仲舒又提出兴办学校，以此培养人才：
并主张用经学考问学生学问，从中选取优秀的人入仕。汉武帝同样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意在京城兴办太学，正式设立精通五经的博士。后又将儒学经典《论语》纳入六经，增《孝经》为七经。  从汉武帝开始，其后的诸位皇帝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并将学校教育逐步完善，建立一个教育体系。不仅在京城设立太学，还在地方郡国设立地方学校。郡国一级称“学”，邑一级称“校”，各置经师一人。乡一级称“痒”，置《孝经》师一人。 到东汉时，经学教育得到广泛普及，官学已无法满足众多经学爱好者，于是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私人办学。汉代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昌盛，正如班固在《东都赋》中所说：
汉代学校的建立，有利于文学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推动了社会文化建设，促进了汉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这些都离不开学校的教化功能，持续的向各阶级灌输了儒家政治价值观。  二、教化人民思想，灌输儒学政治价值观为了更好的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董仲舒将儒学改造成了适用于汉代的政治思想，其内容包括：一是“大一统”思想，即认为“大一统”是天下普遍适用的道理；二是鼓吹君权神授，将帝王权利等同于神权，以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三是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 而要将改造后的思想合理的传授给民众，学校起到了教化的作用。 那么，汉代是如何利用学校进行儒学教化的呢？首先表现在教学内容上。要灌输儒家思想，用来教学的书本自然以儒家经典为主。太学的博士都是精通经学的专家，教授的经学从五经到十四经，甚至博士自己的弟子所学的都是儒学经典。 私学教授也大多是经学大师，传授的也是儒家经典，据《后汉书》记载，冯豹喜好儒学，不仅将《论语》常挂嘴边，还把《春秋》悉数授予学生。  不仅是学校少年及青年的教育是儒学，就连启蒙教育和儿童教育也是以儒家经典启蒙。如西汉晚期的小学教科书《急就篇 》就有清楚的反映：“以《诗》《春秋》为书法或字帖教授儿童对儒学耳濡目染。” 而东汉小学启蒙教育则以读《孝经》、《论语》篇章为启蒙。 其次从招收的学生入手，凡品行端正、经学有成之人方可入学。据《汉书》记载，太学招收学生有两个途经：一是太学选择“年满十八岁的民家弟子，仪态端庄的还可入博士门下做弟子。” 二是地方贡举“爱好文学，尊敬师长，品行良好，表里如一”的人。还要经过面试考核，“诣博士”、“试诵说”，就是经过博士面试经义。地方推荐进京参加“明经”考试落选的士人也可补充为太学生。  最后，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大多以掌握的经史多少来判断是否允许毕业。西汉的太学每年举行一次正式考试，凡通一经者即可充任地方政府的文学掌故之职，名列前茅者可被任命为郎中在朝廷供职，特别优秀的还可由太常禀报皇帝予以重用。 到东汉桓帝时，由一年一试改为两年一试，而以通二经、三经、四经、五经来分别次第授以官职，考试落第者仍可下次再考。地方郡国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可由教授经学的博士写推荐信，再由地方长官向上级推荐其到朝廷任职，或推荐其入太学“深造”。 由此可见儒学经典在学校教化中的主导地位，经学校教育灌输后，儒学在汉朝已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有了学校教育的推崇，大批儒学人才走向社会，促进了汉朝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东汉衰而不亡，论学校教化所起的作用重用经学从而重用学校教育的方式，让汉朝得以统治中国407年，儒学更是在封建社会延续了上千年之久。这当然和学校的教化作用脱不开关系。 从逐年递增的学校教授人数和分布范围就可以看出学校教化的突出贡献。如《汉书》记载：中央太学讲师从三公九卿到博士，私学皆每年的教授及教授弟子都有增加。 两汉时期教授的分布区域不断扩大，到东汉分布区域较为均衡，从中原扩展到边远偏僻地区，特别是巴蜀地区等地都有公卿、博士和私人教授的出现。 此外地方学校在传播文化、扩大影响、改变各地落后风俗方面，也发挥了教化的作用。如凉州地区：“民众多受战事连累，一向认为武力比文学更加管用，不爱读经史”。  但是经过学校教化后，凉州出了许多文人志士。如东汉初任延为武威太守：
经过经学教育的儒学之士，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追求。他们毕生的理想就是入朝堂，做忠臣，辅佐明君治理天下，惠利与老百姓。一旦朝堂腐败，他们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就会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忠君爱国情怀。 如汉哀帝时鲍宣对政治时弊的无情披露：“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将民众的疾苦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要求汉哀帝注重民心，去除奸臣。 而各地学校的发展，也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普及和逐渐与华趋同融合的现象，极大的推动了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促进了良好社会风气的传播。  结语由此可见学校教育对儒学人才的培养至关重大。无论是经学的普及还是爱国志士的培养，汉代学校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它极大的引导了社会风尚，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 纵观古今，学校教育在历朝历代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它既是统治阶级统一思想的工具，也是民众启蒙思想的地方，更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来源。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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