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学看似学术问题， 实是与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与精神风尚相联系的。 一般认为诸子遇战国而兴， 至汉而衰、 而亡。 其实如果就战国诸子某一家言， 可能有存亡问题； 若就精神而言， 诸子未尝衰亡。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 一是诸子思想是以《六经》 为代表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应时之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 这从根本上确定了子学应时而变的文化特性。 二是诸子的基本精神是理乱治世， 追求政治上的统一。 他们要用自己的一套思想学说，治理并统治国家， 无论儒、 墨、 法、 道， 都是有政治抱负的。 这就从根本上证实了一点， 只要有政治存在， 子学就不会衰亡。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 支配文化思潮变迁的不是其它，而是“诸子”。 在每一个新历史时期， 子学都会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 并支配一个时代人的精神与时代思潮。 自然在各种思想之间， 也存在着争夺霸权的冲突与斗争。 我们可以根据子学霸权的迭变， 将战国之后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段落。 1、 秦： 法家思想统治时代 在战国诸子所提供的治世方案中， 首先被采纳并见诸实效、 获得霸主地位的是法家。 秦国可说是法家的一片实验田。 从商鞅起， 法家思想就在秦国占据了统治地位。“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 和氏》）。 尽管商鞅后来被处死， 但他的那种思想、 那一套治国之法并没有死， 因为他使秦国见到了利益， 打好了秦灭六国的物质基础， 也培养起了秦国统治者的法治观念。 故秦始皇见法家韩非子的文章后， 大加赞赏， 表示如能与韩非同游， 死也不遗憾了；见了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李斯， 则大加起用。 最终是只有法治， 不要意识形态， 用“焚书坑儒” 这一极端化的手段， 使意识形态真空化。 结果二世而亡。 可以说， 秦国的统一， 是法家路线的最大胜利。 而秦国统一政权的昙花一现， 则是法家路线的最大失败。 秦国灭亡的教训，宣告了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死刑， 使法治思想无法确立在意识形态中的位置。 但秦国成功的经验， 又使得法治作为一种理乱手段， 无法退出历史舞台， 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阳以崇礼， 阴用其术。 包括亲睹秦亡的汉家统治集团， 也不得不以法止乱， 以道御世。（依法治国但不仅依法治国。不可少但不可单。） 2、 汉初： 道家黄老思想统治时代 汉朝从统一天下， 历惠、 文、 景， 到武帝之初的七八十年间， 可以说是一个黄老思想的统治时期。 黄老思想是道家中的一支派， 起战国稷下， 兴于汉初。 老子主张“清静无为”，黄帝主张德刑并用（由出土《黄帝四经》 可知）， 兼有养生之学。 刘邦统治集团中的高层人物， 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 陈丞相世家》）； 张良后来“欲从赤松子（赤松子又名赤诵子，学五千文，号左圣南极南岳真人左仙太虚真人，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能入火自焚，随风雨而上下。赤松子教神农氏袪病延年。他还能跳入火中去焚烧自己而无任何损害。他常常去神仙居住的昆仑山，住在西王母的石头宫殿里。他还能随着风雨忽上忽下戏耍。炎帝的小女儿追随他学习道法，也成了神仙中人，与他一起隐遁出世。到了高辛氏统治时，他又出来从当雨师布雨，现在天上管布雨的神仙仍是赤松子。赤松子洞府道场位于襄阳岘山石室。）游”，“学辟谷道引轻身”（《史记· 留侯世家》）；（这个事实又让人相信道学） 曹参为齐国之相时， 即采用了黄老派的学者盖公（男，(生卒年不详)，今安丘人。西汉著名学者。善治黄老之学，《汉书.曹参传》云:孝惠之年(公元前194年)丞相曹参，求为治之道，盖言治道贵清静而为民自定，曹参参用其术，使国安定，一时从学者甚众。其墓在今潍坊峡山水库西岸中段盖公山上，后人在墓旁立祠纪念，苏东坡任密州太守时曾专门到此凭吊，盖公祠在建国前已毁，现已成为农田，盖公墓数年前毁于盗墓贼之手。）之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 故相齐九年， 齐国安集， 大称贤相。”（《史记· 曹相国世家》） 萧何本传虽没有说他好黄老， 但《汉书· 刑法志》 说：“萧、 曹为相， 填以无为。” 看来他也是主张“无为而治” 的。 曹参代萧何为相国，“清静极言合道。 然百姓离秦之酷后， 参与休息无为， 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 曹相国世家》） 孝文帝即位， “好道家之学”（《史记· 礼书》）， 又好刑名之学， “躬修玄默， 劝趣农桑， 减省租赋”。“惩恶亡秦之政， 论议务在宽厚， 耻言人之过失。 化行天下”（《汉书· 刑法志》）。 故章太炎先生说：“自来学老子而至者， 惟文帝一人耳。”（《国学讲演录· 诸子略说》） 其后孝景帝及窦太后，都尊崇黄老。《史记· 外戚世家》 言：“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 帝及太子诸窦， 不得不读黄帝老子， 尊其术。” 直到武帝时的一批大臣， 如曾居九卿之位的邓公、 汲黯、 郑当时等， 也都是善黄老之学者。 这样看来， 从汉初到武帝时的六、 七十年间， 汉朝最高统治集团都是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治理天下的。 从汉初思想家的情况看， 也多受到了黄老思想影响。 如陆贾《新语》 中有《道基》、《无为》， 贾谊《新书》 中有《道德说》，《韩诗外传》 中讲“君道无为”。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最推崇的是道家。 大儒董仲舒， 其《春秋繁露· 立元神》 言： “为人君者， 谨本详始……安精养神， 寂寞无为”， 无疑所采也是黄老之说。 黄老一派的无为政治与刑德并施的理世手段， 乃是汉初道家学说应时之变而产生的一种新形态。 汉初经过九年战争， 民生凋敝， 天下人口不及战国之十之二、 三。 经济上竟到了“天子不能具纯驷， 宰相或乘牛车” 的程度。 因而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 与民休息， 就成了最佳选择。 但秦国的成功体现了刑的威力， 失败又体现了德的重要。 于是治理天下， 刑、 德皆不可少。“刑德相养， 逆顺若成”（《黄帝四经· 经法· 姓争》） 于是黄老之学便成了汉初最理想的统治思想， 帮助汉室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依何治世，要面对实际，没有万能学说） 
3、 两汉： 儒家的经学思潮时代 黄老之学， 对于汉初这样的社会形势与政治环境来说， 可说是一剂良药。 但不论是法家还是黄老， 他们对于理乱治世确有显效， 而却不适合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因为其中都隐有权术谋国略， 有非道德的因素存在。 在这一点上与儒家相比就大大逊色了。 儒家与其他各家相比， 他们不仅有一个孔子建立起来的经典文化体系， 同时他们的德治思想与理论乃是中国传统的、 有三代历史做支持的一种学说。 因而在汉初百家复活的语境中， 他们很快便显示出了其强大的优势。 加之此一派中出现了像董仲舒这样大师级人物， 因而到武帝时便有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的历史发生。 儒家的再度复兴， 不是像先秦儒家如孟子、 荀子之属， 在把握儒家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的原则下， 创造新的学说。而是通过对经典的复原与重新诠释，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 他们借助官方的力量， 设立了五经博士， 遂而形成了以经学为价值系统与知识系统的人材培养路径， 并由对经学的研究转向了经术的实践， 于是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经学时代， 至使“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汉书· 儒林传》 言：自武帝立《五经》 博士， 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 劝以官禄， 讫于元始， 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 支叶蕃滋，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大师众至千余人， 盖禄利之路然也。 甘露三年（前 51 年）， 汉宣帝召集诸儒， 在石渠阁“讲五经异同”， “上亲称制临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出面组织的经学会议。 至于这次会议实质上解决了什么问题，这对我们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个经学全盛时代的到来。百年之后章帝建初四年（公元 79 年）， 第二次皇家经学会议召开――召诸儒会集白虎观议五经异同， 将经学研究推向了高峰。 即如皮锡瑞《经学历史》 所云： “经学自汉元、 成至后汉， 为极盛时代。”东汉初皇帝亲自出马讲经， 匈奴派子弟留学， 其盛况犹甚于西汉。 一位著名的经师， 动辄门徒数百人甚至上千人， 而追随者或以“九千余人”， 或“万六千人”， 即如《后汉书· 儒林列传论》 所云： “其服儒衣， 称先王， 游庠序， 聚横塾者， 盖布之于邦域矣。 若乃经生所处， 不远万里之路， 精庐暂建， 赢粮动有千百， 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 编牒不下万人。”《张霸传》 言： 霸为会稽太守，“郡中争厉志节， 习经者以千数， 道路但闻诵声。” 如此看来，经典传播此时已远远不限于王官博士， 它已变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活动。 在西汉形成的各种经学流派， 到东汉便各衍其流， 通过官学与私学两种渠道， 在各地传播开来。（说搞运动，这才是。） 经学的昌盛， 使儒学由一种学术思想， 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儒家经典也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成为国家教条， 直接制约了时代的思维与行为。 以经典的是非为是非， 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准则。 如王莽时言治理河水问题， 御史韩牧建议， 照着《禹贡》 记载的九河所在处挖河道， 即便不能挖九条， 挖上四、 五条也会大有益处的（《汉书· 沟洫志》）。 成帝时太中大夫平当， 每有灾异， 辄援经术言得失。 又因精通《禹贡》， 而被委任治理河道。 昭帝时，有一男子自称是武帝的儿子卫太子， 来见朝廷， 群臣不知该如何对待。 京兆尹隽不疑马上派人把他捆了起来。 理由是： 春秋时卫灵公太子蒯聩， 因得罪于灵公而出奔。 及灵公卒， 蒯聩子輙嗣位， 蒯聩要求入卫， 遭到拒绝。“輙距而不纳，《春秋》 是之。 卫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 今来自诣， 此罪人也。”（《汉书· 隽疏于薛平彭传》）。 汉代这场尊崇儒术、 表彰《六经》 的文化运动， 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此后二千多年， 虽变故时有，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权， 基本上由儒家所垄断。（有点类似判例法，以前做过了使对的，以后都照此） 4、 魏晋： 道家的玄学思潮时代 随着汉王朝的衰亡， 儒学霸权失落， 继之而起的是崇尚道家老庄之学的思潮， 习惯上称作“玄学”， 也有人称作新道家。“玄” 之概念来自于《老子》 对道的描述：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故有“玄妙” 之说， 言其道理深奥莫测。 这个时代有三部著作几乎是无人不知的，这就是《周易》、《老子》、《庄子》， 世称“三玄”。 这三部书取代儒家经典， 成了时代士大夫研究学习的中心。 即如《晋书·孝怀帝纪》 所云：“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文心雕龙·论说》 云：“迄至正始， 务欲守文， 何晏之徒， 始盛玄论。 于是聃（老）、 周（庄子） 当路， 与尼父争途矣。” 从史书中不难看到， 当时凡是有名头的人， 几乎皆沉浸于老庄学说之中， 如王弼“年十余， 好老氏”（《三国志· 魏书· 锺会传》 注引何劭《王弼传》）。 锺繇“为《周易》《老子》 训”（《世说新语· 言语》 二注引《魏志》）， 夏侯玄有《道德论》， 锺会有《道论》。嵇康“博览无不该通， 长好老荘”； 阮籍“博览群籍， 尤好老庄”； 刘伶“盛言无为之化”；山涛“性好老庄”； 王戎“唯谈老庄为事”， 阮放“常说老庄， 不及军国， 明帝甚友爱之”；阮咸“贞素寡欲”， 显系得之老庄； 王衍对老庄也“甚重之”； 卢谌“好老庄， 善属文”； 向秀“雅好老庄之学”； 桓石秀“博渉群书， 尤善老庄” 等（皆见《晋书》 本传）。 其中最大的代表， 也是始作俑者就是何晏（何晏(?-249年)，字平叔 。南阳郡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玄学家，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一称何进弟何苗之孙 )。何晏之父早逝，司空曹操纳其母尹氏为妾，他因而被收养，为曹操所宠爱。少年时以才秀知名，喜好老庄之学，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魏文帝在位时，未被授予官职。魏明帝认为何晏虚浮不实，也只授其冗官之职。大将军曹爽秉政时，何晏与之共事，得以累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典选举，封列侯。高平陵之变后，与大将军曹爽同为太傅司马懿所杀，被夷灭三族。何晏有文集十一卷，并曾与郑冲等共撰《论语集解》，今已佚。钟嵘《诗品》称"平叔鸿鹄之篇，风规见矣。"将何晏诗列入中品。袁宏在《名士传》中将何晏等称为正始名士。他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竞事清谈，遂开一时风气，为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 王弼（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明察聪慧，爱好老子，通辩能言。" 曾任尚书郎，文名盖世，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 《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 四部。 其中《老子指略》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联合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清正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去世，年仅二十三岁，遗下一妻一女。）。 何晏有《论语集解》、《周易私记》、《孝经注》， 王弼有《周易注》、《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说》、《论语释疑》。 他们以道注儒， 引儒入道， 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破坏性解读。 其后向秀、 郭象《庄子注》 出现，“道家之言遂盛”（《晋书· 向秀传》）。 并出现了以老庄为本， 以周孔为末， 合儒道为一归的现象。 即如《晋书· 李充传》所云：“圣教救其末， 老庄明其本， 本末之涂殊， 而为教一也。” 由何、 王而至竹林名士及郭向， 贵玄蹈虚， 以无为本， 放任自然， 遂成时尚， 酿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 老庄思潮反映了士大夫阶级面对时代课题所做出的反应。《老子》 贵无为，《庄子》任逍遥。 崇尚老子， 主张清静无为， 是为解除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所寻求的一条治国安邦之策； 而推崇庄子， 主张放任自然， 则是为自己免于倾轧所寻求的一条安身立命之方。（这个时代权力层走马灯，恰是相互倾轧最厉害时期） 5、 南北朝隋唐： 佛学思潮时代 佛教自后汉传入， 历魏晋而渐立足于中土。 东晋以降， 高僧与名士交游形成风气， 遂使佛学与中国学术结合， 逐渐本土化。 中土诸子对于人死后世界未作关注， 而佛家的轮回之说，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故而迅速蔓延于中国各阶层。 南北朝而下至于隋唐， 佛学之盛遂成为文化学术界的一大景观。 此时儒家思想虽经过南北分裂而进入统一， 恢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权， 但当时的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却是宗教性的， 除中国本土的道教吸取了佛家的思辨而提升其理论飞速发展外， 像外来的景教（基督教）、 祅教（拜火）、 摩尼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等， 一时皆泛滥于中国， 而居于霸主地位的无疑是佛教。 佛学之兴其表现有四。 一是人才之盛。 优秀人才涌现于佛门， 如僧肇（僧肇(384~414)，中国东晋僧人。俗姓张，为鸠摩罗什弟子，被罗什誉为"中华解空第一人"。据《高僧传》卷六 ，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原崇信老庄，读《维摩经》，欣赏不已，遂出家从鸠摩罗什门下。擅长般若学，曾和道融等讲习鸠摩罗什所译三论，人称解空第一;虽然他极力摆脱以往老庄对佛学的影响，然而其思想仍然在老庄哲学思维内。十七岁到凉州寻找西域的精神领袖鸠摩罗什学习，在姑臧(今河西走廊武威市)和长安于鸠摩罗什译场从事译经，评定经论。著有《肇论》等。）、 竺道生（竺道生(355-434)东晋佛教学者，本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寓居彭城，官宦世家，幼年跟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后来从鸠摩罗什译经，是鸠摩罗什的著名门徒之一。）、 法藏、 玄奘、 慧能等皆为绝顶聪明者。 据尹继佐、 周山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 统计， 隋唐两代， 正史《儒林》 人物仅八十七人， 而《高僧传》 正续所列僧人就多达九百九十七人。 其队伍之庞大可想而知。 二是佛经翻译、 抄写之盛， 从隋初（581 年） 到唐贞元五年（789 年）， 这二百余年间， 共有译者 54 人， 译经多达 492 部，2713 卷。 据《隋书· 经籍志》 言：“天下之人， 从风而靡， 竞相景慕， 民间佛经， 多于六经数百倍。” 三是佛寺建筑之盛。 诗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天下名山僧占多” 之言， 即反映了佛寺之盛。 据《唐六典》 载， 开元中天下寺共五千三百五十八所。 至唐武宗时， 增至四万所。 四是宗派之盛。 讲佛学者各有宗派， 近人综为十宗， 又有大乘、 小乘之别。 佛教的轮回报应之说的通俗说法与“一摄一切”“一切一摄” 的博大气量， 既满足了世俗对来世的期盼，也成就了大唐涵摄一切的文化精神与盛大气象。 致使帝王、 官僚、 文士、 庶人， 无不受其佛家思想的浸染。（灾难多了，斗争残酷了，公众寻求解脱、超脱，佛教乘虚而入。） 6、 宋明： 儒家理学思潮时代 佛学思潮虽兴盛三四百年， 而其始终不能进入意识形态领域， 这种学说也很难成为一种代表官方的统治思想。 中唐之后， 大儒韩愈出现， 儒学再度复兴。 即如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所云： “自东汉以来， 道丧文弊， 异端并起。 历唐贞观开元之盛， 辅以房、 杜、姚、 宋而不能救。 独韩文公起布衣， 谈笑而麾之， 天下靡然从公， 复归于正。” 韩愈唱之， 李翱和之， 至宋而有周敦颐、 张载、 程颢、 程颐、 朱熹、 陆九渊等继起， 遂使儒学以压倒性优势复据于社会中心地位。 但此时的儒学已应时而变， 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理论， 完成了自身的改造， 与汉儒以经学为核心价值的儒学体系大不相同了， 故后儒称为新儒学。 因在这一思潮中儒学提出了道统的问题， 并以继承“尧舜”“周孔” 道统自任， 故而被称为“道学”。 又因其致力阐释义理， 兼谈性命， 认定“理” 先天地而存在， 把理作为最高范畴， 以说明道德性命之学， 故又称作“理学”。 这一思潮中涌现出的巅峰人物是朱熹， 他集新儒学之大成， 提出了“理” 是生物之“本”、“气” 是生物之“具” 的“理气论” 学说， 与“心” 具众理、“性”即“天理” 的“心性论” 学说。 要求通过修养功夫，“存天理， 灭人欲”， 完成道德自我的回归（参见蒙培元、 任文利《国学举要》 儒卷《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南宋儒学》）。 与汉儒重在“经世致用” 相比， 宋儒则侧重于个人的“心性修养”。 其后发展， 出现了“心学”与“气学” 两种不同的趋向。 7、 近代以降： 西学思潮时代 理学思潮， 至清而衰。 继而复起者是近代西学思潮的兴起。 西学思潮可从太平天国洪秀全推倒中国的孔子、 树起西方的上帝开始算起。 其后有改良派的变法维新、 西方哲学概念以及各种理论的输入， 继之“五四” 新文化运动兴起， 科学、 自由、 民主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接着马克思主义生根中国， 反传统成为时代潮流。 传统贵义贱利的价值观以及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性论思想，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 几千年来一直受国人尊重的至圣孔子， 一时间被打倒。 就思想文化界的情形而言， 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诸子时代， 从十九世纪末到今， 新理论、 新主义层出不穷。 每一种理论和主义， 都在追求社会最广泛的认可， 并觊觎获取霸权地位。 这与战国的诸子争鸣， 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总之， 子学应时而变， 并始终左右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每一种思想文化思潮的兴、 衰，都是武力无法干预的。 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其面前， 也只可推波助澜， 而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