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德兰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关于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钢琴音乐的美学特征丨当他以洪荒之力去创造音乐意境时，其思想气质和审美追求也表现无疑丨《第一钢协》便是心路历程的写照。 在1952年前苏联音乐学家别尔南特编著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苏联作曲家传》（1955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集体翻译，张洪岛校订。）中对肖斯塔科维奇是这样介绍和评价的： “肖斯塔科维奇是作曲家、钢琴家、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1906年9月25日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工程师的家庭里。他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受的音乐教育。1923年在尼古拉耶夫教授的钢琴班毕业，1925年又在史坦堡教授的作曲班毕业。1926年他发表了第一交响曲，大获成功。这部作品的大有希望的突出的天才和独特性证明了他的优秀创作才能。不过交响曲中真正的现实主义因素，被故意加以雕琢的和声以及破碎的曲调语言所压倒。在他随后的作品中，很明显地脱离了现实主义立场，使用了非常复杂而抽象的形式主义表现手法，这种表现手法与他企图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新革命现实的创作形象深深地矛盾着，例如第二交响曲[献给十月革命]（1927年作），第三交响曲[五一节]（1931年作）就是这样的作品。形式主义的迷恋强烈地暴露在下列作品中：歌剧[鼻子]（1928年根据果戈理的原著而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931年根据列斯科夫的中篇小说而作）；芭蕾舞剧[黄金时代]（1934年作）、[螺丝钉]（1931年作）、[明净的小溪]（1934年作）。歌剧[麦克白夫人]和舞剧[明净的小溪]在真理报社论“混乱代替了音乐”（载于1936年1月28日的[真理报]）和“舞剧的虚伪”（载于1936年2月6日的[真理报]）中，受到了严正的批评。真理报论文并且也指出了形式主义歪曲现实的危害在其他艺术领域里确实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形。  肖斯塔科维奇于1937年所写的第五交响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形式主义的迷恋，并且也创作了很多篇幅以真挚感情和内容激动人民的作品。这现实主义的倾向，在1941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的钢琴五重奏曲中（1940年作），特别是在1946年获得了二等斯大林奖金的钢琴三重奏曲中得到了巩固。1941年肖斯塔科维奇在受法西斯匪徒包围的列宁格勒城（圣彼得堡），创作了爱国主义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反映了苏联人民对希特勒侵略者的仇恨；这部作品在1942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并且在全世界进步集团里得到广泛的好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1943年作）、第九交响曲（1945年作）同他的许多室内乐曲（第二四重奏曲等）作品一样，又表现出恶劣的形式主义倾向，这倾向遭到苏联舆论界彻底的遣责。肖斯塔科维奇深深地领会了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历史性的决议，并且也深刻地思考过。1948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全苏联作曲家代表大会上，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演说中谈到：“听到了对于我的音乐的指责，并且这些指责又是在中央委员会方面指出的，不论我是如何地感到沉重，我知道，党是正确的，党希望我好，同时，我也应当寻找具体的创作道路。这道路将会引导我走向苏维埃现实主义的人民的艺术领域。”  1949年为独唱、合唱及乐队所写的清唱剧[森林之歌]（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证明肖斯塔科维奇在正确方向上积极地寻找新的道路。[森林之歌]的主题是斯大林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肖斯塔科维奇从社会主义的现代艺术家的身份出现。许多清唱剧插话，在合唱和交响曲写作技术上都是非常壮丽的，它们以强烈而诚恳的感情征服了人们，由于清唱剧[森林之歌]和影片[攻克柏林]的配乐，肖斯塔科维奇在1950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 在党所指示的苏维埃艺术方向下，肖斯塔科维奇的紧张和长期的创作工作给他的成功准备好了条件。在创作[森林之歌]之前他还创作了一些电影音乐，像[青年近卫军]、[伊万·米丘林]、[易北河两岸]、[难忘的1919年]等。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形象——克拉斯诺顿英雄们的形象，为先进的和人民所需要的科学而奋斗的战士们的形象，鼓舞了这位有高度才干的作曲家去创作真实生活的和易于了解的音乐。在电影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的以前作品有[会见]（1932年作）、[马克辛三部曲]（1935年至1937年作）的配乐都非常著名。1952年肖斯塔科维奇由于以革命诗人（1950年伟大事件时代的人们）的诗作所写成的一首合唱曲而获得了二等斯大林奖金。  肖斯塔科维奇是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积极活动家之一。他是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委员，他是1949年出席泛美科学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之一。1950年他参加了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肖斯塔科维奇荣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最近两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从这篇凌驾于人的评价论述中，可见当时的文艺管制者对肖斯塔科维奇所采用的“非常手段”。他们不得不正家非凡的才华，意识到这位天才在国际上的显著地位，内心充满了妒嫉但又矛盾重重，以限制和压制来逼迫作曲家就范。对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粗暴专横的干涉，以所谓的“形式主义”对天才的创作进行围攻和批判。在这种封建专制的“国家集中营”里，音乐家是谈不上任何自由的。只能去为统治者的喜好去逢迎，只能去唯唯诺诺当一名走狗才能得以苟存。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肖斯塔科维奇的圆滑和智慧。在他言不由衷地违心的“低头认罪”和无奈屈从的背后，他从自由的、个性的角度来得以继续进行创作，并且巧妙地对专制者进行了愚弄。从他的第五交响曲《庆祝俄国革命20周年》（原先的副标题是《一位苏维埃艺术家对公正批评的回答》开始，他采取了表面与专制者合作和服从的方式，从官方对这部作品的定义为“经历巨大内心斗争后个性的形成”和“人的良知到积极乐观主义的一个脱胎换骨。”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术语评说背后，我们似乎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在私地里做出孩子的鬼脸和发出揶揄的嘲笑……。  肖斯塔科维奇的狡黠获得了成功。于是这位“两面人”在高压文化专制下得以“漏网”。在他那首最为著名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受到广泛赞誉并被冠以“反抗法西斯的主题”60多年以后，我们从他的音乐中可明确地感受到：这位狡黠的音乐大师在玩着做“皇帝的新装”一类把戏。把先前对斯大林的憎恶、愤怒巧妙地转嫁到希特勒的身上，得以发泄，然而其它随心所欲的创作得以自由驰骋，令人不得不深深叹服和同情。 肖斯塔科维奇逝世于1975年，当时的高压统治及冷战时期，他是根本不敢公开坦露内心的，惟恐被扣上“祖国的叛徒”帽子，对政治一概回避甚至公开谄媚官方。这是民主国家艺术家们所无法理解的。但是凡经过专制政治下苟存活过来的艺术家们才可以与他达到心灵共通，以至于更加能理解他的作品。 尽管肖斯塔科维奇命运多舛，但在俄罗斯这以音乐为主要精神食粮的民族群体中，以他出众的才华逃过劫难并能进行创作和发表；由此可见斯大林的文化专制若与XXX的文化监狱管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也！从这一点上，我倒是要为肖斯塔科维奇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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