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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西域」王玄策:一个失败者的史诗(三)

 金色年华554 2018-04-01

「遥望西域」王玄策:一个失败者的史诗(三)

原创:陆开武

公号:春风巷(ID:cfx8963)

(接上篇)

四、千年碑刻记录传奇

如果说王玄策的传奇仅仅因为在外交风波中凭一己之力挽救了大唐使团,那未免严重削弱了他的历史功绩。

因为,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也就是横遭厄运的这一次,还肩负着李世民交待的一桩任务:把天竺的制糖法带回来。

你没看错,就是今天稀松平常的砂糖。在当时,这可是一种非常稀罕的东西。

「遥望西域」王玄策:一个失败者的史诗(三)

自从人类第一次品尝到蜂蜜的甘甜之后,这种能迅速产生热量,并且给味蕾带来难以言说的愉悦感觉的神秘物质,就成了人类魂牵梦绕的追求。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制糖技术的国家,将甘蔗榨出的汁晒成糖浆,再用火煎煮成石头一般的蔗糖块,类似于现在的土法老红糖。

张骞通西域之后,印度的糖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被称为“石蜜”“西极石蜜”“西国石蜜”,是一种只有帝王和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唐代之前,中国本土只能通过曝晒甘蔗汁获取糖浆,还没有真正掌握制糖技术。因此,李世民在派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就希望能把印度的制糖技术带回来。

当代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早年在德国学习梵语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国家的语言中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这些字都源自梵文的sarkara。由此推测,制糖技术最早应该出现在印度。

「遥望西域」王玄策:一个失败者的史诗(三)

退休之后,季羡林开始了《糖史》的研究和撰写。

当时,王玄策从印度摩诃菩提寺请来了制糖的专门人员10人,其中匠师2人,僧侣8人。

《旧唐书》对此有这样的记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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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帝国得到制糖之法后,在扬州进行试验。扬州工匠对糖进行了改进和精加工,实现了制糖技术的飞跃。季先生强调,最早的白糖不可能洁净如雪,而是呈淡黄色。

历经十余年,季先生完成了近八十万字的煌煌巨著《糖史》。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经丝绸之路交流的轨迹,而且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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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王玄策的西行,打开了中国人掌握并提高制糖法的大门。

战争的血腥残酷与糖的甘甜柔美,竟然神奇地交织在这个彪悍的职业外交官身上。这是王玄策的幸运,也是大唐的泱泱气度成就了这一奇迹。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已经即位八年的唐高宗李治派遣王玄策出使天竺,这是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

《旧唐书》的记载是:“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国摩诃菩提祠立碑焉。后德宗自制钟铭,赐那烂陀祠。”派王玄策到摩伽陀国的佛教圣地摩诃菩提祠立碑,这个摩诃菩提祠就是玄奘当年学习佛法的目的地,唐德宗后来赐名那烂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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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十六的记载是:“唐显庆二年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佛事活动成为王玄策第三次出使的主要使命。

这次出使,引起了后世史学家的浓厚兴趣。因为,王玄策在这次出使路途上的一个举动让穿越青藏高原的南方丝绸之路变得有据可查。

在这之前,从中原到印度,需要经新疆翻越葱岭,由克什米尔进入印度,基本沿汉代“丝绸之路”而行。当年玄奘去印度求法的大致路线就是:长安—河西走廊—高昌、龟兹—葱岭—康国、安国—印度。

王玄策走的还是这条路吗?

1990年,文物工作者在西藏吉隆县发现了一块石碑。经仔细辨认,这是一块重要的唐代石碑,上面赫然题有“大唐天竺使之铭”七个大字。

碑文一共415字,碑文大意是:

大唐显庆三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至,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骁卫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羊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之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留下数行石刻以纪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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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家考证,石碑刻于显庆三年(公元648年),是目前在青藏高原已发现汉文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处,比现存于拉萨大昭寺前著名的“唐蕃会盟碑”(立于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还早165年。

这块碑,就是王玄策在第三次出使印度途中所立。

当时,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势力蒸蒸日上。唐王朝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后,双方形成了迅猛的文化、经济、贸易交流,使得长安至青藏高原的道路顺利开通。同时,松赞干布也十分注意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与尼婆罗也建立了联姻和贸易关系,所以王玄策使团经吐蕃至泥婆罗再至天竺的道路就畅通了。此后,很多高僧大德都通过这条道路西行求法,造纸术、造酒术以及桑蚕技术等也是通过这条路线传到西藏和印度的。

这块唐碑成为王玄策出使印度首次发现的实物史料,给研究唐蕃关系、西藏历史地理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2001年6月25日,“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刻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著名考古学家霍巍先生如此评介:“《使之铭》的考古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首次从可靠的实物证据上证实了当时新开通的一条国际通道——‘吐蕃—泥婆罗道’的出山口位置,从而为廓清这条路线的南段(即从吐蕃首都逻些至泥婆罗一段)的走向提供了宝贵的标志性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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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经青海、西藏、尼泊尔至印度的“唐尼古道”,其中中原到吐蕃的路段称为“唐蕃古道”,出藏的路段称“蕃尼古道”或“吐尼古道”。这条路,大大缩短了中印间交往的行程,且更为便捷,有人将其命名为“吐蕃丝绸之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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