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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宽，字宽正，江苏青浦白鹤江镇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师范科，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60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回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出版《西周史》《战国史》《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等著作。 东汉建宁五年（173年）正月，蔡邕（官为司徒掾）从灵帝“上原陵（光武帝之陵）”，按照元旦公卿百官亲戚会集宫殿朝贺皇帝的仪式，郡的上计吏依次向殿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恶，民所疾苦”（《后汉纪》卷三十三）。蔡邕慨叹说：
后来蔡邕见太傅胡广，胡广叫他应该将此盛况记录下来（《续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引谢承《后汉书》）。蔡邕《独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这里明确说明“古不墓祭”，陵墓的祭祀是从东汉明帝举行上陵礼开始的。这种说法向来为人们所信从。魏文帝黄初三年（223年）下诏也说：“古不墓祭，皆设于庙。”（《晋书·礼志》） 但是，清代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顾炎武认为确是“古不墓祭”。《史记·周本纪》：“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于盟津。”《集解》引马融说：“毕，文王墓地名也。”顾氏认为“此纬书之言，不可信”。《礼记·曾子问》记载：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郑玄注：不祭于庙，无爵者贱，远避正主）。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顾氏认为“宗子去国，事之变也；将祭而为坛，礼之权也”（《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顾氏这样把“望墓而为坛以时祭”，看作礼的权变办法，就是坚持“古不墓祭”之说。 阎若璩反对顾炎武主张，认为蔡邕和魏文帝所说“古不墓祭”，并不正确，除了举出《孟子·离娄下》有齐东郭“墦间之祭”的故事以外，还列举了下列证据：
我们仔细考核阎氏所提出的证据，感到理由很不充分，至少从文献上不能证明殷周以前已有墓祭。 《成阳灵台碑》的记载，出于后世传说，不能证明尧的时候已有墓祭。《韩诗外传》卷七记载曾子说：“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故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赵本作九尺），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不逮吾亲也。”曾参讲究孝道，主要意思是说孝子必须亲自侍奉亲长，不能等待亲长死后去尊敬。这段话，和《庄子·寓言》所说“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钟而不洎，吾心悲”的内容基本相同。因此所谓“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不过是假设之辞，至多只能证明春秋、战国之际民间已有墓祭风俗。 《周礼·春官·冢人》记载：“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郑玄注：“甫，始也，请量度所始竁之处也。为之尸者，成葬为祭墓地之尸也。郑司农曰：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时，祭以告后土，冢人为之尸。”《冢人》又说：“凡祭墓为尸。”郑玄注：“祭墓为尸，或祈祷焉。郑司农云：为尸，冢人为尸。”从郑玄的注，可以清楚地看到，《周礼》所说“祭墓为尸”，不是祭墓主，而是为了掘地造墓而祭祀后土之神；不是像祭祖那样以子孙为“尸”（“尸”是由活人装扮成受祭的样子），而是以掌管墓地的“冢人”为“尸”。贾公彦疏也说：“是墓新成，祭后土。”孙诒让《周礼正义》也说：“祷祈于墓地之祇，故以冢人为尸也。”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引证《礼记·檀弓》来作旁证。《礼记·檀弓下》记载：“既反哭，主人与有司视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主。反，日中而虞。”郑玄注：“所使奠基有司来归，乃虞也。舍奠墓左，为父母形体在此，礼其神也。《周礼·冢人》：凡祭墓为尸。”按照古代礼制，死者下葬以后，只在墓旁祭祀地神，没有祭墓主的。要祭祀刚安葬的死者，必须回到原来所死的“寝”（或称“殡宫”）中举行。这种礼制，春秋战国时代是认真推行的。《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传》解释说：“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杜预注：“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寝，所谓反哭于寝。” 在清代学者对于古代有无“墓祭”的讨论中，顾炎武坚持“古不墓祭”之说，甚至认为《史记·孔子世家》中世代祭祀孔子冢的记载不可信；阎若璩又坚持“古有墓祭”之说，提出了一些不能成立的证据；只有赵翼的论述比较合理，他既驳斥一些不能成立的证据，又确认墓祭起于春秋战国之际。 赵翼说：
赵翼这篇对墓祭的考证，很是正确。根据古文献来看，春秋以前确实没有墓祭的礼俗，墓祭礼俗的兴起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这与当时社会发生变革有关。 ——摘自 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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