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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特别具备美学品质的朝代，也是人类历史里面比较少有的一个朝代，它不那么强调战争和武力，而是积极去建立文化。所以当我们以过去比较传统、保守的历史观来看待宋代的时候，常常会把它定在所谓的积弱不振这个位置上。其实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调整，人类能够避免战争，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在整个历史发展当中能否避免战争，能够使人类处在和平状态，使得文化可以进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正因为这样，宋代具有的文化观，在现代也就具备了非常特殊的意义。
当我们看北宋词或南宋词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奇特的对于生活的享受或是欣赏的品味。我们先谈谈三位跨越在南宋和北宋之间的词家，他们是秦观、周邦彦和李清照。
秦观有几个很重要的句子，“雾失楼台，月迷津渡”那么他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都经历过雾，可是他用了一个字“失”，这个“失”有点像“迷失”，好像感觉到雾在楼台飘荡，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可是没有找到之前，它有一点失落的感觉，他把雾作为主语,好像雾失落在这样一个楼台，在等待什么，寻找什么，渴望什么。其实就是他自己在渴望，可是他把主语换掉了。所以我们在这样可以看到，如果不是一个承平的年代，如果不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对于人性更高启发的年代，大概不太容易出现“雾失楼台”这样的句子。如果一个人处在生命的紧张或者恐慌中，处在对功利的焦虑或者期待中，他会看不见雾，看不见月，看不见雾在楼台上的弥漫，也看不见月在津渡上徘徊的感觉。
所以我想诗其实没有那么不得了，诗应该是产生在生活里的某一个情境中，这个情境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当中会有一分钟、两分钟，会在刹那之间出现。当然，如果二十四小时都出现这个东西，大概也很麻烦，你就会觉得从诗回不到现实了，可是我觉得诗其实绝对不是二十四小时的，他常常在刹那间会有灵光一闪，也许你在街头，也许你在公交车上，你在刹那之间回有一个感觉出来，这个感觉出来以后使你再回到现实的时候，会有一个宽裕的东西。
北宋和南宋的词，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关键在秦观、在周邦彦、在李清照。李清照对苏东坡有很重的批评，她说苏东坡这个家伙填词连音韵都不管，常常不协律。不协律是说词本身有音乐性，你要填词，就要把这个字放到音当中，如果它是平声就应该是平声字，如果是入声就应该是入声字，可是苏东坡有时候不管。于是我们今天就牵涉到一个矛盾的问题，周邦彦和李清照都是非常精通音律的人，尤其是周邦彦，他本身是一个音乐家，他不仅填词填到音乐性极度准确，而且可以自度新腔，所以他会认为以前的苏轼，甚至更早的像欧阳修或者晏几道，他们的音乐性不够准确。
我们知道词有两部分组成：文学和音乐，从音乐来看一首词，还是从文学来看一首词，会产生不同的评价，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没有能力从音乐上去看词了，姜夔的《长亭怨慢》，大概在广东的语言当中他们还可以唱这个，还保留了一点音乐性，其它的大概都没有保留了，而阅读的感觉和听歌曲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今天看周邦彦的作品时，会感觉到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甚至后人在编的词的总集中，把周邦彦比为杜甫，认为周邦彦是北宋词的一个极大成者，在清的词录当中说“两宋以来一人而已”。理由何在？因为我们在阅读他的时候，会感觉到好像不会那么重要，让人不服气，我们觉得最好的当然是苏轼，怎么可能是周邦彦？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音乐性，也就是说这个两宋以来一人而已，是指周邦彦词在音乐性上的准确，它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字的美学，其实有一点避开了音乐的美学，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诗和词的音乐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文学性上来讲，赢的一定是苏轼。李清照批评苏轼说“不协音律”，可是所谓的不协音律，是因为苏东坡根本没有想到他以音乐来传世，他想到的是以文学来传世，所以他创作的东西是阅读性的，或者我们反复来讲，苏轼使得词的文学脱离了音乐的束缚。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你怎么看待词这件事情。
周邦彦和李清照非常执著于词必须回到词本身，李清照甚至认为如果词写得像诗是不对的，因为词本身有词的规格，词就是要跟音乐有一个复杂的配置关系。李清照大概是最早对有关词的理论提出很多观点的，我觉得以古代那个社会，一个女性可以洋洋洒洒把前面几位重要的男性词家全部批判了，这很不容易，李清照是个性上非常独立的女性，她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判断力，可我要说的是，我对她的观点有一部分赞成是在音乐性上，如果在文学性上我并不赞成，因为我很欣赏苏轼能够把词从文学性里面释放出来，他能够脱掉音乐性的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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