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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227 篇推送   《1066中土大战》剧照，该片主要讲述了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时代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制度经济学的著作Why nations fail中，Acemoglu和Robinson通过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的研究，解释了国家兴衰的本源。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制度的优劣可以直接导致国家的繁荣或是动荡：Inclus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制度）可以促进新技术的研发，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在extractive institutions（压榨性制度）下经济增长仅是基于现有技术条件的效率提升，难以有持续的趋势。那么，哪些因素决定一个地区能否建立包容性制度呢？ Angelucci，Meraglia 和 Voigtlaender三位学者在最新的工作论文”The Medieval Roots of Inclusive Institutions: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to the Great Reform Act”中探索了包容性制度在英国的历史根源。英国议会被誉为“议会之母”，早在14世纪市民阶级就已经在议会中有广泛的参与，故探索其背后的因素对于理解包容性制度的历史演变至关重要。 本文的分析始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以威廉一世为首的法国封建主率军攻入大不列颠，建立诺曼王朝。一统英格兰的威廉一世剥夺了在征服战争中反抗自己的贵族的土地，分封给诺曼底的宗亲贵族。这使得英格兰出现大量制度相近的地区，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起点。 后诺曼征服时代的英格兰出现了一些城市定居点，被称为市镇。市镇的特点是拥有市场和贸易社区，是中世纪英格兰商人活动的主要地点。这些市镇的所有权属于国王或封建领主。两者根据所属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封建领主所属区由于其面积较小，由领主直接选择市镇官员；而国王所属区由于面积大，在国王与市镇之间多了郡守这一中介。国王任命郡守，郡守享有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在包税制下负责每年征缴下属市镇的包税，并在其行政区内通过竞价拍卖的方式来选择管理市镇的官员。由于信息不对称且市镇官员的任期短暂，他们在收税和执行商业合同时会滥用权力，在当时引发了贸易市场的扭曲以及一大波投诉。尤其在商业革命的发展下，由于对可移动资产征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税收效率愈发低下。 面对低效带来的经济损失，商人和市民要求下放自主征税权，并与国王商议了一个互利的方案：从12世纪开始，国王授予部分国王市镇一定的自治权利——最为突出的是Farm Grants（税收特许权），给予了市民任命地方税务官员、法官和市场官员的权利。这一互惠协议使得一些中世纪的商业城镇以向国王支付更多的年税为代价，获得了自主管理税收和执法的高效自治制度。 英国议会于1295年开始召集，并在此后定期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通常是税收问题。由于有特许权的市镇实行的是内部税收管理，国王并不了解当地可移动资产的信息，故缺乏向地方收取超额年税的手段。为解决这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国王逐渐将自治市镇内的优秀商人吸纳进议会做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自治市镇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制度的优势慢慢凸显出来。其他地方开始认同并逐渐采纳这一自治制度，最终它在英格兰全国得到推广。 三位作者编绘了一个包含中世纪英格兰550个市镇的数据集，这些市镇的分布和所属权（属于国王或封建主）如图一所示。数据集还涵盖了8个世纪以来这些市镇的地方机构（是否有税收自主权）、议会选举权等信息以及当地财富状况和地理特征。这些市镇级别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电子化的历史文献。  图一：数据库包含的550个国王市镇与封建领主市镇 基于这一丰富的数据集，作者首先探索了哪些市镇能获得税收特许权。图二显示了税收特许权基本都被授予了国王市镇。1348年的550个市镇中共有91个获得了特许自治权。其中在146个国王所属区中，有73个获得税收特许权（50.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04个封建领主所属区，特许权的比例仅有 4.5％。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税收特许权本来就是为解决国王所属区的信息不对称和税收低效问题而提出的。进一步的回归结果表明，这一结论在加入经济和地理因素后仍是稳健的。  图二：税收特许权在国王市镇和封建领主市镇的分配 作者发现经济因素，尤其是有利于贸易的地理条件（包括河流，道路等等）对中世纪英格兰的镇级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贸易条件越好，国王越可能从这些地方的可移动资产中攫取超额税收，故这些地区就越有可能被授予自治权。 接下来，作者探索了税收特许权与英国议会代表权的因果关系。图三左半部分显示了1348年，129个市镇在议会获得了席位：其中73个是国王市镇，56个是封建领主市镇。大多数拥有税收特许权的市镇在议会中获得了席位（91个镇中有62个），而对于没有特许权的市镇这一比例要小得多（459个镇中仅有67个）。这一现象得益于自治市镇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鉴于其自治，国王必须与他们就超额税收进行谈判。图三的右半部分包含了1349－1700年之间487个未获得议会席位的市镇的数据：其中又多了11个自治市镇取得了议会席位。  图三：1348年前以及1349-1700年议会席位在自治及非自治市镇的分配 在文末作者还讨论了自治权的长期影响：具有早期自治权力的市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保持了更加包容的行政特征，甚至到了几百年后这些地方仍进行着更具包容性的议员选举；相比之下，早期没有经历自治的地区更可能由统治者提名议员，而提名过程则往往伴随着腐败和低效的情况。 在1642年的英国内战中，大多有自治权的市镇召集志愿者组成议会军，代表议会派同保皇派进行了一系列武装与政治斗争。内战最终以议会获胜而告终，这些自治镇的代表在议会中也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并对英国国王进行了更为有效的制衡。在1823年，他们也大力赞成英国议会的大改革法案，使中产阶级在议会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参与，扩大了民主化，被认为是英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本文为我们了解包容性制度的演变提供广泛的信息。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个“权力更迭”的过程——一个最初强大的中央政府赋予地方自治权来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些自由权使得关于税收的谈判非常必要，从而打开了市民阶级广泛参政议政的民主化大门。 文章来源：Angelucci,Meraglia & Voigtlaender. The Medieval Roots of Inclusive Institutions: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to the Great Reform Act.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36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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