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唯一黄种人国家 竟是中国失散的子孙
西陆军事网
我们知道近代世界，那是西方白人的世界，他们最早开启了航海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因此，在这种发展下，黄种人和黑人成为他们奴役的对象。
而欧洲基本上都是白种人，这也是他们骄傲的。但是，你知道么？在欧洲也有一个黄种人国家，还是我国一个民族的后裔，只不过这个民族已经消失了。
这个国家就是匈牙利，匈牙利是东欧一个内陆国家，全国领土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我国一个省。
人口接近1000万，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是欧洲地区的穷国之一。
而在欧洲跟匈牙利不同的是，匈牙利人的长相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更加接近东方的黄种人，很多是黑头发，黑眼睛，皮肤没那么白。
而且在民风民俗上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结婚礼仪，甚至丧葬方式更加接近于中国。
而且他们的姓氏，他们的文字，歌曲，更多的中国塞北相同，甚至他们自己都承认自己的祖先来自遥远的东方。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畔建立起国家？”
而经过世界历史专家的研究，匈牙利人很可能是在公元3世纪，在东方消失的匈奴人西迁后的后裔。
当时的匈奴人在汉民族的打击下被迫西迁，而与此同时，在公元370多年，欧洲东部出现了一个强悍的东方游牧民族，匈族人。
他们善于骑射，善于战争，在欧洲中部横冲直撞，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此后在这块土地上留了下来，在此繁衍生息。
经过几千年的繁衍，他们的后代虽然越来越接近于欧洲的白人，但是还是保留了很多东方人的特质。连匈牙利的总理都承认，他们可能是匈奴人的后裔。
而匈奴人作为中国古代一支强悍的民族，在我国北方活跃了几百年，最后在融合下，融入了中华民族。因此，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匈奴族这个民族了，是一个消失的民族，但是匈牙利却是他们的后裔。
这个外来民族，虽说全是白种人，但是在中国境内生活了200多年，已经繁衍7代，他们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早日成为中国人，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
这个民族就是达曼人，从他们的肤色和长相来看，是很明显的白种人蓝眼睛，只不过在西藏长期直射，现在皮肤有点黑黄而已。
达曼人生活在珠穆朗玛峰南翼的吉隆沟中。与藏族混居，服装、语言（有本民族语言，但通常用藏语）通常难以分辨。
“达曼”藏语意为“骑兵”。相传18世纪末，他们的前辈从尼泊尔迁徙到吉隆镇一带，至今已有六七代。
当时尼泊尔很强大，侵占了周边的锡金等小国。锡金的国王逃到西藏，而尼泊尔军队也直接开进了西藏。当时的大清还处于乾隆时期，国家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
而乾隆又是一个好大喜功，希望青史留名的皇帝，于是派了大量的清军，将尼泊尔骑兵赶出西藏，并一直打到了其首都。
战争结束后，一些尼泊尔的骑兵不愿意回国，就在当时的中国边界吉隆镇安顿下来。
此后一直在此生活繁衍，跟中国人一样。而此后，英国侵占尼泊尔，还有之后的长期动乱，陆陆续续又来了很多尼泊尔人，逐步形成这个达曼人聚居的地方，在此已经繁衍到第7、第8代了，但是他们始终是没有国籍的状态。
而达曼人唯一的希望，就是不断的祈福能够早日加入中国，成为中国人。
因为种种的原因，这种请求一直没用被同意。直到2003年，当时的国务院正式批准达曼人加入中国国籍，成为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
2004年，当地政府投入100多万元资金，为全体村民建造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2005年达曼人全都搬进了新居。
同时政府还为每家每户分配了耕地和牲畜，购置卡垫、藏式木柜等生活用品并安上自来水。更让达曼人高兴的是，村里的适龄儿童都上学读了书。
吉隆镇达曼新村安居房 此外，国家还给予达曼人和当地其他民族一样的补助，如每个村干部每年补助3500元；每户男性隔年当选一次护林员，每年为其发放5000元补助；边境补助每人每年1000元；低保每人每年1400多元，还有草原生态补助、野生动物肇事补偿等。
他们对中国的感激那是无语言表，这可着实让一直想成为中国人的果敢羡慕的不行啊。
在中国南方的边境省份上，今天仍然可以看见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庄，人们仍习惯地称呼他们为“难民”、“难民村”。
当年，中国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们，而这些至今已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的群体，有的人将生命的小舟永远地停在了异乡，有的人则已成为中越边贸的中流砥柱
中国历经30年“消化”越南难民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中国政府奉行的“为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供永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在联合国救助难民史上绝无仅有
虽然同样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在云南的一个难民村里，时年43岁的村主任孙文亮曾这样告诉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包括孙文亮在内、因为中越战争产生的20余万名越南难民潮水般涌入中国边境，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前途未卜的生活。
29年后的2007年5月10日，联合国难民署对中国政府当年安置这些难民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赞扬，称中国近三十年来对境内越南难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难民安置和融入社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无条件接收”和“永久性庇护”
与其他国家“短时间”、“临时”安置难民的办法相比，中国政府奉行的“为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供永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在联合国救助难民史上绝无仅有。
按照上级指示，中国地方政府对所有难民都无条件接收，这些一无所有的难民，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无偿提供。据有关统计，到1978年底为止，中国一共接受了 26。5万名越南难民到中国避难，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由于中国允许这些难民在中国永久避难，所以他们在庇护中心短暂休整后，就被中国南方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个国营农场接收了。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由于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难民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安排难民生产生活的时候，往往按照他们原来的族群关系进行安排。”研究华侨问题的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冠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马冠武是广东潮州人，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家附近的农场就接收过很多来自越南的难民，“这些难民其实多数都会说广东话、潮汕话，也有人会说客家话，语言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很快就得到了认同，在当地站稳脚跟之后，要谋生和发展就容易多了。”
为难民融入当地社会铺路
1978年7月，联合国高级难民特使保罗·哈特林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了援助的请求。由于中国的难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地方的难民营那样只提供暂时帮助，而是提供一个长期的难民解决办法，要让这个办法更为有效，联合国的援助显然十分重要。
随后，联合国难民署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始致力于中国的难民安置，关注中国难民社区。由联合国难民署和中国政府共同主持的项目，不但为难民提供即时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时也为收留难民的农场提供经济援助--这些农场由于接受了许多难民而财政紧张，只有努力扩大再生产，才能更好地“消化”新来的难民。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同样是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的厦门大学博士张坚的研究显示，到1985年为止，联合国难民署已经援助了76个中国国营农场。根据计划，4年之内，所有的难民都将自给自足。这样，几年后越南难民在中国的安置问题就将告一段落。
“这种安置与其他国家安置难民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是为难民提供足够的粮食、干净的水源、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设施，而是从安置伊始就考虑到如何让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发展中，为难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定扎实基础。”张坚说。
多数难民选择定居中国
在国际上，对难民的主要安置办法是：战争状态或者紧急状态结束后，所在国政府将难民自愿遣返，或者吸纳为所在国的居民，或者转到第三国安置。中国政府也曾经与老挝政府协商，共同签订了《关于遣返在华老挝难民的议定书》，根据这一协议，1991至1997年间，3000多名老挝难民分17批顺利地返回了家园。
当然，也有不少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越南、老挝、柬埔寨难民，最终仍愿意选择在中国长久居住下去。“中国非常好，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一位难民表示，当年中国在难民进入之初采取的积极政策和措施，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他们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有报道显示，从1983年起，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决定让难民们开展生产自救，不用交公粮，让他们通过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每户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时候甚至超过当地的中国农民。
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却将中国政府安置难民的措施视为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采取的“怀柔”政策。张坚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更愿意将其归纳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远人不服，则使之来，既来之，则安之”的“大同思想”。
当年难民已成投资越南主力
广东省的清远农场当年接收了6207名难民，这些难民大都靠养殖鱼虾和种植水果谋生。人口的不断增多，意味着人均土地资源的减少，但更多难民还是能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当年的难民首要问题是安顿下来，养家糊口的话，那么，如今，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原来就有浓郁越南情结的难民，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脉、感情和土地资源，寻找自己发展的新空间。当年被安置在广西浪湾农场的吴祖致的儿子吴权佑，早在2001年就开始酝酿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地种植木薯、剑麻等产品，充分利用当地土地广阔、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发展生产。
资料图：越南难民在中国30年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吴权佑成功地把木薯产业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广宁省。广宁省省府下龙市近郊的200多亩土地，已经被吴权佑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全部承包，承包期30年，全部用于种植木薯。
吴权佑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木薯套种每年每亩地投入800元人民币，收入高的可达4000元人民币，越南当地劳动力价格每年不过400元人民币，而且销路不用愁，大量的木薯全部提供给在中国境内的武鸣木薯加工厂加工，而且价格还将逐年上涨。
事实上，吴权佑的木薯计划还得到越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所在地方政府的项目官员阮闽庸说：“我们土地多，木薯能够带动很多农民增收，还能上交不少财政税收，吴权佑自己还有越南血统，我们当然欢迎了。”
在这片土地上：从求生到致富
在感受时代变迁的同时，难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何丰伦发自南宁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来到中国的难民，大都已经在中国繁衍了后代，儿孙满堂。而这三十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各种新生变化亦纷至沓来。种种喧嚣和热闹的背后，不仅考验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些侨难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吴祖致：解放军帮我们安家落户
30年前，因为拥有中国血统，不到12岁的吴权佑与父母姐妹一道，在中越冲突中成为难民，被迫返回中国。
吴权佑的父亲吴祖致当时曾一度为家庭生存状态担忧。“由于时间紧迫，越南当地政府的遣返令下来后，很多财产来不及变卖，大部分土地只能交给远房的越南亲戚耕作，能够随身携带的只有少量的金银首饰，以及后来根本不值钱的越南伪币。”吴祖致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道。
土地在哪里，谋生的途径在哪里？这些都是当时困扰越南归难侨最大的问题。
然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成为他们的生活障碍。在踏上几代人都已略显生疏的中国土地后，吴祖致一家像其他难民一样，很快得到了政府和侨办的通知：被安置到距离南宁市中心37公里的隆安县浪湾华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并完全享受城市职工待遇。
吴祖致回忆起当时的状况仍非常感慨：“最初我们住的还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临时救援帐篷，短短1个多月时间，这些帐篷就被平房取代了，当地没有饮水设施，是解放军连续奋战几个昼夜，为我们打好了井，随后还建好了水塔，所有的饮水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更为重要的是，粮食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在农场工作的难民全部享受城市职工的粮食户口政策。吴祖致的定量是20公斤大米，吴权佑是12公斤。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难民们享受着许多农民梦寐以求的粮食定量供应政策。
吴培良：期待更多致富机会
20多年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片土地上的越南难民终于得以在此安定地居住下来，在中国的多方努力下，他们得以安居乐业，并进一步谋求更多的致富机会。他们不仅与当地社会融为一体，也在根据各自的情况寻找着不同的生财之道。吴权佑今年42岁了，他如今已是广西国营浪湾华侨农场的一名中方谈判代表的翻译。5月中旬正值中越边境农产品贸易的旺季，几天来，他操着熟练的越南话和中文，正在为出口到越南广宁省的30多万株木薯种苗项目工作着。
难民们的生产生活和致富之路也离不开国家关系变化的大环境。
随着200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广西北海市侨港镇的渔民面临着减船转产的压力。而开展近海养殖的办法，是很多难民解决减船转产之后面临生活问题的主要生产方式。
侨民吴培良就是成功转产的渔民。2003年，他把本想购买新船的钱投入到近海养殖生蚝上。经过认真的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在3年多时间里，他养殖的生蚝年收入超过30万元。在吴培良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难民开始学习怎样利用近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实现减船转产的目标。
休闲旅游渔业也是侨港渔民增收的新途径。北海爱浪休闲渔业旅游有限公司和侨港镇发展休闲渔业旅游项目，2004年以来，把捕捞渔船改为休闲渔业旅游渔船已经有20多艘，40多户渔家逐年向前来北海旅游的游客提供“休闲渔业”的旅游项目，旅游内容包括：拖网捕鱼、海上观景、海上垂钓，捕获鱼虾归客人所有、与渔民一起分享原汁原味的生猛海鲜、返航中聆听船老大讲述大海的神奇传说……这既解决了渔民转产转业问题，又为北海增加了特色旅游项目。
“如果休闲渔业能够与日益兴盛的越南下龙湾旅游航线结合起来，肯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致富机会。”有不少亲戚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莫甘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