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汉族人口比例为99.51%，仅次于山西，居全国第二。在这个低调的中东部省份，唯一的世居少数民族就是分布在浙、闽、赣、粤四省山区的畲族。可是就在江西，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行政区划——金坪民族乡。而这个“民族乡”的背后则关联着一段被遗忘的往事。 一个独特的民族乡一般我国的乡一级的基层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都会以当地的主要少数民族命名，一般格式为“某地某某族乡”。即使在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一个乡里有多个少数民族，也会将几个民族的名称一起写在乡名中，如云南曲靖的高良壮族苗族瑶族乡。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的金坪民族乡，却是全国唯一一个不注明少数民族名称，只有地名的“民族乡”。这是因为，这里的少数民族不是两个三个，而是七个。 金坪民族乡总人口仅3300余人（2020年末），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3，共1098人。这一千余名少数民族人口分属京族、侗族、瑶族、壮族、傣族、苗族、彝族、畲族。少数民族人口中的大部分则生活在金坪民族乡的新民村，新民村的938人中，少数民族占到了756人。新民村也是江西省唯一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人口较少民族”主要是指京族）。 而金坪民族乡所在的峡江县位于赣江中游，鄱阳湖盆地与吉安-泰和盆地之间，远离除了畲族以外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区。这里的其余六个少数民族是怎样跋山涉水而来的？又是怎样聚集在小小的新民村的呢？当我们试着寻根溯源，就会撞见一段少有人提起的难民安置往事。
中南半岛难民潮缘起1975年，持续14年的越南战争终于宣告结束。但是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并没有立刻迎来新生。接下来的数年中，越南周边的地区军事冲突持续不断，又与外部世界隔绝，经济发生崩溃，恶性通货膨胀爆发。在这种不安定的局势下，至80年代中期，越南年人均收入仅130美元，在世界211个国家中仅排第202位，相邻的中南半岛国家老挝、柬埔寨则更加贫困，分别排在第208位和第211位（最后一位）。许多本就因为战争而支离破碎的家庭选择出逃外国换取一丝生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持续多年，人数达上百万人的中南半岛难民潮就此爆发。 其中，集中在1975年西贡陷落之后的越南南方难民比较广为人知，他们大多避难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大批难民前往香港，形成了著名的“越南船民”。而越南北方也并不太平。随着70年代后期，中越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加大，从1977年开始，越南政府在北部与中国相邻的省份实行“净化边境”政策，之后逐渐扩展到其他省份。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越南华侨华人被迫离开越南，而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 截至1988年，进入中国的越南难民达到28.3万人，其中大部分由越南广西边境的陆路入境，少部分则走海路，在广西沿海入境。其中大部分为汉族，但也有许多在过去几百年中移居到越南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甚至包括一同逃难到中国的越南主体民族京族人。
事实上，在晚清以前，国家间的界限并不像今天这般清晰，许多生活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都会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不断进行缓慢的移民。这其中有从广西方向来的壮族，有从云南方向来的彝族、哈尼族、傣族，还有经历更长路程的迁徙，从贵州等地一路迁徙而来的苗族、瑶族、侗族等等。 除了自然迁徙之外，在明清两代发生的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农民起义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多有参加。被镇压后，他们也会向南逃亡到越南等地。最近的一次是1867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广西边境地区的壮、汉、瑶等族人民跟随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转入越南境内。 在漫长的历史中，许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也融入了居住国的社会，成为了居住国的国民，他们的移民身份逐渐淡化，而代之以“跨境民族”的概念。不过，在70年代末的这场难民潮中，许多民族的同胞还是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只不过这次是与他们的祖辈相反的方向。
浩大的难民安置工作数量庞大的难民给交通不便的广西边境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仅一座东兴口岸每天的入境人数就达1000-2000人。1978年5月至6月，东兴口岸长期有超过2万的难民滞留。远远高出东兴本地人口。此外，同为陆路口岸的凭祥、海路口岸的北海，都有超过万人滞留的现象。 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向数十万难民伸出援手，在初期主要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支持，包括食物、衣物、房屋、工具等等。之后为了长期解决难民问题，中央决定尽快将难民向内陆转运。转运地包括广东（包括没有建省的海南）、福建、云南和江西。上述省份一共承接了12万难民，大约占到难民总人数的近一半。剩下的一半则留在广西安置。 时至今日，难民的安置都是各国面临的难题。但我国在那个并不富裕的时代却交出了一份相当出色的答卷，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其中自然有一部分因素是难民与国内各民族血脉相连、文化相近，但也得益于我国平等对待难民、灵活安置难民、鼓励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政策。当时的安置方式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大方案。 集中安置指的是把难民安置在国有的农林场、国营工厂或集体性质的渔业社队。早在50年代，随着一部分海外华侨华人因为其他国家的政治动荡回国避难，我国就开创了一种“华侨农场”的体制安置这些海外归侨，其实质是一种国营农场，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云南、吉林等省区，现存共有84个之多。在迎接中南半岛难民潮的过程中，部分国营农林场改为华侨农林场，再加上原有的华侨农场，形成了集体安置的主体。对于有一技之长的难民，则将他们因材施用，安置于国营工厂中。对于一部分原来靠打渔为生的难民，则将他们安置在北海等地的渔业队中。
分散安置主要包括城镇分散安置和农村分散安置。城镇分散安置主要针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安排到可以对口接收的事业单位或商业部门中。农村分散安置主要针对原来居住在越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难民，同样安置在边境中国一侧，相同民族聚居的农村。安置政策的灵活性在一个例子中就可以体现：部分原先在越南山区刀耕火种的瑶族难民不适应丘陵地区农场的生活，因此调整到深山区的十万山华侨林场中重新安置。 难民安置点的新生广西南宁的武鸣华侨农场曾是中国最大的华侨农场，1960年建成，陆陆续续安置了1.2万人之后，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南半岛难民潮中就安置了3496名难民。1990年，中国周边地缘形势趋于缓和，和平和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新的主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也逐年攀升。在这一年，武鸣华侨农场成立了省级经济开发区，此后引进多家外资、合资企业，初步形成了工业为龙头、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广西北海侨港镇，更是从零开始。这里安置的7703名难民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建起了住房、学校、医院、渔港。到2008年时，渔业产量达到近10万吨，是广西的渔业重镇和广西最大的海产品深加工基地。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保尔哈特林曾深情赞美侨港镇为“世界安置难民的光辉榜样和橱窗”。 本文开头提到的江西省金坪民族乡，正是这一批中南半岛难民的安置点之一，也是最远的几座安置点之一。金坪民族乡的前身是始建于1957年的金坪综合垦殖场。建厂之初，职工大多为地方直属机关下放的干部和家属。1969年创办为“五七干校”，1973年由省农业厅接管，更名为金坪园艺场。1976年恢复吉安地区管辖，并恢复金坪综合垦殖场的名称。到1979年，随着难民安置工作的开展，这里成为江西分担广西难民安置任务的一处基地，也被改为一座新的华侨农场——金坪华侨农场。2007年，金坪华侨农场成立金坪京族乡，2008年改为金坪民族乡。
如今的金坪民族乡，位于峡江县南部，北侧紧邻峡江县新县城——水边镇。京九铁路、京港高铁和105国道平行，过境水边镇和金坪民族乡附近。金坪地处丘陵地区，物产丰富，包括板栗、桑葚、木通果、翠冠梨、油桃、水蜜桃、猕猴桃、柑橘、蜜橘、葡萄、井冈蜜柚等等。这些各具特色的水果种植基地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帮金坪乡打下了农旅结合发展的基础。2018年以来，金坪乡开始发掘自己在东部地区独具特色多民族文化，建成了民族风情园，对这里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展示。旅游业也开始成为村民们的一大收入来源。 四十年过去，那一场场战争的烽烟似乎都离我们远去，直到一些来自世界上遥远角落的消息再次提醒我们，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惨剧仍然在不断地发生。当我们重提这段往事，我想要致敬那一代充满智慧与博爱的国人，致敬广西以及周边省区无私伸出援手的一个个普通人，是他们创造了这段人道主义的壮举。我也衷心地祝愿，在江西金坪，还有其他各个省区安顿下来的同胞们，此后永不再遭受同样痛苦的迁徙，希望这里就是千百年苦难的终点站。当这段往事被彻底遗忘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所有伤痕都被抚平的时候。 参考资料： 让世人了解广西接待安置印支 试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问题——现状与历史的分析.向大有 试论广西华侨农林场的发展.文秀军 金坪民族乡：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张志兴,严青 马萨综合模型视角下人口较少 由“漂”到“安”——“1+7”个民族的乡村振兴故事.新华每日电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