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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Lawrence. 1995. Toward anAnthropology of Senility: Anger, Weakness, and Alzheimer’s in Banaras, India.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9(3):314-334. 这篇文章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Lawrence Cohen教授于1995年发表。在当时，失智症（dementia）很少被作为跨文化、跨阶级分析的主题。作者在1983-1990年间对印度贝拿勒斯（Banaras）四个街区的老人和家属作了分阶级的田野研究。 在当地，判断衰老的基本指标不是记忆，而是“热脑”（hot brain）——即愤怒。作者关注在这几个街区中该指标在不同阶级和性别的差异建构。而对于如何倾听愤怒的声音，则需要对当地有关衰弱（weakness），疯狂（madness）和“60多岁”（sixtyishness）的知识以及维持代际差异的实践（即构建所谓的“家族身体”（familial body））的审查。 重新定义衰老 作者提出一种启发式的衰老概念，特指一个老人或老人作为群体的差异属性归因，这种差异体现在器官，意志状态，反应，性格或认知方面；体现在他人对老年人行为方式或话语的标记中；也体现在这种差异意味着一种有危害的改变。作者此后所述贝拿勒斯的“进入60多岁”（going sixtyish），或者说美国的“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being a victim of Alzheimer’s），是一个对话过程，涉及老人自身和定义他/她的改变的他者。像所有的对话过程一样，某个人与某个老年身体的关系决定了知识和实践的形式。 邻居、亲戚或者过客可能会将老人衰弱的大脑“解释” 成因为没有接受到子女足够的支持和尊重，而家庭的内部成员则需要另一种解释来对抗外部的“不良家庭”的叙事。贝拿勒斯的老人是“热脑冷身”（hot brains, but cold bodies）。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种悖论？为什么年老、明智、“冷”的人在行为上却显得年轻、愚蠢、“热”？将老人的愤怒和情感变化作为主要标记的意义是什么？ 将衰弱作为透视框架 衰老是透视性的：衰老民族志必须密切关注叙事者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关于衰老身体的知识是由叙事者和这个身体之间的关系和意图构成的，如果是衰老身体自己作为叙事者，作者将其称为第一人（first-person），如果是某个特定的他者，作者将其称为第二人（second-person），而有关衰老身体的抽象知识、强加的理性或常识（如医疗、官方或大众文化规范）则被称为第三人（third-person），它们叙事者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和意图变得隐晦。这三种层面的知识共同构成了一个透视框架，防止出现片面的叙事理解。 在第三人叙事中，“人老了，身体就弱了，所以大脑也弱了”，没有体现“热脑”和“冷身”区分的意义。第一人的叙事则集中在“依赖性焦虑”（dependency anxiety），害怕成为负担，但也害怕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基于印度的“父母-子女终身性互惠关系”背景，这种焦虑不同于西方老人对依赖子女的内疚、羞耻和自卑感。也不同于美国老人对失去心智的害怕，贝拿勒斯的老人担心的是手脚、身体不再正常运作的衰弱和无力，是对持续性的身体衰弱的害怕。第二人通常会谈起老人的声音，怎么听这种声音对于理解衰老的建构十分重要。 衰弱在当地语言里对应女性是生育和哺乳的慢性弱化，意味着回归年轻的柔弱，而对应男性则是无能，带有贬低性质。老年男性的衰弱比起女性更加容易被建构成病态，他们的声音被认为是可怜的、像狗叫的声音，象征着权力的失去。 狗是退化降格的象征，在这四个街区，除了家庭内的男性老人外，没有家庭的独身女人也被视为是堕落的、像狗一般的。贝拿勒斯是一个朝圣地，有寡妇避难所的名声。寡妇在当地语言中也有妓女的意思，当地人多次向作者暗示这些女人是和家人朝圣时被抛弃在此。这些老寡妇的声音被形容为使人惊恐的狗叫声，她们能吓哭小孩，却被年龄大些的小孩耻笑。她们的威胁是空洞的，再强大的话语都没有强大的力量。作为没有危险的女巫，她们的魔力在城市生活中变成淫秽和猥亵。 愤怒与“60多岁” 大于60岁的老人在第三人的叙事中有一个特殊术语“60多岁”——即变得任性、顽固、敏感、急躁、“热脑”等，意味着拒绝倾听年轻人的意见，指向家庭内部的代际权利斗争。“60多岁”有模糊性，是年轻中的衰老，亦是衰老中的年轻。“60多岁”也是一个玩笑性质的词，是对父亲失去家长权利的暗示，是“热脑”和“冷身”的分离以及不接受这种过程的一种反应。 在老年女性身上也可以使用“60多岁”，但是父子间的冲突与婆媳之间的冲突的叙事表现不同。父子冲突是突然而短暂的：父亲是强大的，直到被儿子取代。而媳妇作为使母亲和儿子分离的“外人”，在结婚的那一刻就开始与婆婆是对立关系，邻居、亲戚们将其视为家庭分裂的罪恶之源。 “热”的声音与不良家庭 老人的身体恶化被认为与不和谐的家庭关系有关。老人是家庭的道德指标，他们的身体是“家族身体”。 面对不良家庭的外界说法，家庭中的人需要为老人“热”的声音找到另一种解释。在贫民区，家人通常会解释：我们给不了他们足够的面包，也给不了他们足够的补药——推向家庭的负担能力，仅仅将老人的声音与面包的数量以及无法承担的老年补药联系起来。 在较为富裕的居住区，家人的解释不是指向外部，而是内在化，使用“平衡”（balance）的概念：老人的衰老和进入“60多岁”的状态是因为内心“不平衡”或者不能适应自己的年纪。通过关于印度老龄化的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学术文献，这种中层和上层阶级使用的“平衡”概念被常规化为更具霸权的“第三人”知识。 阿尔兹海默病与不良家庭 最后，作者选取了一个他在1988-1990年反复拜访的加尔各答家庭的案例来详细展示阿尔兹海默病成为“第三人”知识时具体发生的是什么。主人公Somita是一个农村姑娘，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的教授。根据他们的儿子Amit和儿媳Sreela的说法，Somita和丈夫没有什么共同点，在婚后也很少一起共度时光。这样，儿子Amit就成为了Somita倾注情感的主要对象。Amit长大后成为一名摄影师，并与加尔各答大英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Sreela结婚。 Sreela告诉作者，Somita从来都没有尝试承认过她的存在，并继续要求Amit的感情完全献给她。后来情况愈演愈烈，Somita会离开家，不回来。她会打电话给警察，指责她的家人虐待她。Sreela注意到丢失的器具，发现它们在婆婆的物品中，并开始需要经常搜索这些器具。Amit被迫放弃工作，花所有时间陪伴他的妈妈，因此消沉不振。Sreela还暗示，Somita曾污蔑她有不贞行为。 在加尔各答，母亲-儿子-妻子三者间“三角”的关系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被认为指示着现代性：19世纪Ghor Kali将世界尽头的启示录图像想象为一个妻子骑着他丈夫的肩膀指挥他，丈夫则温顺地用一根皮带或者说链条牵引着他衣衫褴褛、心烦意乱的母亲。这幅图也被Lawrence Cohen用作他的一本著作《No aging in India》的封面。 在几周前，Sreela想将Somita放到疗养院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Somita进入疗养院的第三天，负责人通知她的儿女必须接回她。Sreela和Amit回忆起，那天Somita坐在疗养院的门廊上，眼睛闪烁着，头发乱糟糟的——典型的女性疯癫的形象。“你们骗我”，负责人愤怒地指责Sreela和Amit，“她已经疯了。她不属于这里，她是你们的责任。” 疯癫的老人不属于疗养院，他们暗示不良的家庭，并挑战疗养院机构的自我建构。在这时，Sreela作为儿媳才在公开场合遭到道德层面的质疑，她也开始承认婆婆有患精神病的可能性。精神病的污名总比不良家庭的污名要更容易承受。他们带Somita去看了医生，医生对Somita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让Sreela松了一口气。这样，Somita就只是病了，不是因为“失衡”（unbanlanced），也不是因为不良的家庭环境。Sreela可以告诉亲友，Somita的脑部CT显示她患了一种病。现在，Somita可以被医疗或精神病的疗养院收留了。 对于Somita来说，阿尔兹海默病在当时除了是一个标签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它没能治愈Somita，也没能对她弱小身体发出的愤怒声音做出有效回应。对Sreela而言，因为现在婆婆的病不是因她而起，之前所遭受的痛苦、误解都到平息。就像贝拿勒斯的家庭会用“平衡”的概念来否认不良家庭的污名。但是“平衡”直接指向老人自身和环境，能为“第一人”和“第二人”的不同辩解提供空间，而阿尔兹海默病不能。疾病的标签让老人与他的身体异化，否认其主观性，没有解决一个家庭自我依赖和维持的一些重要问题。 老年人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孩子和社会，因此必须尽力才能使他们的意见被听到。从一个脾气不好、令人厌烦的婆婆，到一个疯癫的女人，再到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最后到被制度化的身体（进入疗养机构），Somita的声音渐渐被控制了。为了应对像Somita的这种新的声音过度沉默，作者提出必须不断变换透视框架，将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本人，家属，以及大环境共同作为分析对象，走向一种衰老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en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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