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了躲避朝廷中围绕变法的是是非非，主动申请到外地做官，八年当中连续担任杭州、密州、徐州三个地方的行政首长，也取得了不错的政绩。
宋神宗元丰二年（1049）四月，苏轼又来到了湖州（今浙江吴兴）担任知府。新的环境，新的开端，苏轼开始酝酿新的工作计划，要为地方百姓多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
然而，这一切却都不可能实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彻底打碎了他的美好愿望。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苏轼在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朝廷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吵得热火朝天的变法派、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朝廷。
强硬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在三年中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后来只好心灰意冷地闲居在南京。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则长年闭门著书，不问国事。
当时的朝廷上，主要活跃着这么几类人物——
一是宋神宗。他二十岁继承皇位，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大力推行变法改革。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神宗已经三十多岁，由一个锐气十足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成熟老辣的独裁者。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他迫切需要建立牢固的个人权威，因此对反对变法的传统势力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压制态度。换句话说，熙宁年间变法刚刚起步的时候，反对派的声音还只是不同政见，不是什么罪过。
但是到了元丰年间，变法早已成为庙堂国是，谁再要抨击新法、表达反对意见，那就是反对国策，就是反对神宗皇帝，就是犯罪。
二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进之士，代表人物是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其职能大体类似于现在的国家监察部。
这些人都是依靠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朝廷高位的，根底较浅、声望较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危及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旧党人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只要有适合的时机，便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打击。
三是宰相王珪等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没有什么一定的政治主张、政治原则，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干。比如王珪，就是所谓著名的'三旨'宰相——请来圣旨，得到圣旨，传达圣旨（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
他们既不是变法派，也不是反对派，之所以能够在朝廷站住脚跟，靠的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固步守成，但这批人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
看起来，这三种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有一点可以促使他们拧成一股绳，那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所在，要拿吵嚷不休的反对派开刀，给旧党人物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借以巩固自身地位。前台主刀的是李定、舒亶等人，王珪是个敲边鼓的角色，至于宋神宗，则是那只隐藏在幕后的看不见的手。
前文曾说，由于种种原因，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最后已经逐步演变为排斥打击异己分子的残酷政治斗争。那么，拿谁开这第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原因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
第一，苏轼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身边聚集了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拥护他的那些文人，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
第二，在反对派当中，苏轼敢说敢为，反对新法的声音比较高，抨击力度较大。虽然这七八年他一直做地方官，但还是呈给皇帝不少反对新法的奏章，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虽然距离朝廷远，可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个喇叭给堵起来了。
第三，宋神宗虽然不满意苏轼的反变法言论，但却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皇宫里的人都知道，神宗吃饭的时候，只要停下筷子阅读，那肯定是苏轼的诗文或奏章（事见宋·王巩《随手杂录》）。偏偏他这几年在地方上干得不错，政绩突出，深得百姓爱戴，还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
保不准哪一天神宗会一声令下，将苏轼调回京城加以重用呢！对于李定等人来说，这是个极不稳定的危险信号。所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会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这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扳倒苏轼，置苏轼于死地呢？李定等几个人一碰头，想来想去，'讥讪朝政''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是比较适合苏轼的致命罪行！说白了，就是苏轼讽刺新法，藐视朝廷，训斥皇帝——这么严重的罪名，够砍一百次头了！
但是你空口白牙地说人家有罪，谁相信呢？所以，要想扳倒苏轼，必须得点燃一根导火索，让这股火苗一直烧到宋神宗头上，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导火索终于找到了！苏轼到达湖州之后，按照惯例，给皇帝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奏章，即《湖州谢上表》。这封奏章按惯例在朝廷的邸报（内部新闻通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李定等人反复细读这份短短的三百多字的上表，终于从字里行间挖出几处刺眼的文字——
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即湖州风俗纯朴，是东南地区平安悠闲的城市，山水清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这分明是在埋怨朝廷不给他委以重任嘛！
苏轼说'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自己个性古怪顽固，人微名小，才学浅陋，议论不当，别人各有所长，自己毫无所长。这分明是正话反说，借此自我吹捧嘛！
苏轼说自己在仁宗朝就在中央做过官，现在又连续担任地方长官。这分明是摆臭架子、老资格，向朝廷邀功请赏！
苏轼说皇上'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我愚昧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那些升迁迅速的官员，知道我年老不会惹事生非，也许还能照顾百姓。这分明是对维护变法的新进官员的人身攻击！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事生非？
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愚弄朝廷，中外人士无不惊叹。
他指责苏轼怙恶不悛，却还泰然自若，对朝廷诽谤谩骂无所不为。但凡有水旱灾害、山林盗贼，苏轼一定会归咎于新法，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样子，似乎惟恐灾害还不够深重！何正臣认为，在推行新法的关键时刻，在变法尚未完全成功之际，朝廷必须要明确赏罚，以示天下。对于像苏轼这样的大恶之人，难道可以不加以惩治吗（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七月二日，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第二个上阵。他将苏轼在杭州出版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诗集献给神宗皇帝，认为苏轼的诗文处处都在讽刺新法、侮辱朝廷甚至宋神宗本人。这些诗文在朝廷内外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对皇上对朝廷实在是大大的不敬。
皇上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苏轼在诗中讽刺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皇上颁布新法令考核官员，他讽刺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皇上兴修水利，造福农桑，他讽刺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皇上下令盐业专卖，严禁私营，他讽刺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总而言之，只要皇上、朝廷有新举措，他就应口而言，极尽讥讽之能事。这些言论或者刻在书版上，或者刻在石碑上，广为传播，自以为能。而苏轼最近所上《湖州谢上表》，更是对变法横加指责，其言论在街头闾巷广为流传，志义之士无不愤怒。舒亶请求神宗皇帝立即将苏轼交付有关部门，严加惩处，杀一儆百（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但是三十二岁的宋神宗并没有明确表态，也许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还在观望犹豫。
就在舒亶上言的同一天，御史中丞李定终于亲自出马，他上奏皇帝，明确指出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
第一，苏轼此人本来不学无术，只不过偶然考中科举，浪得虚名，在朝廷滥竽充数罢了。他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当今圣上皇恩浩荡，宽宏大量，不追究他的罪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想到他依然怙恶不悛，其罪恶昭然天下，该杀！
第二，古人说，对于恶人，先行教导，如果不听从，然后可以诛杀之。陛下等待苏轼悔过自新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面对朝廷、圣上，依然口出狂言，傲慢无礼，为中外人士所知，该杀！
第三，苏轼讥讽、诽谤、抨击圣上朝廷的诗文言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却颇能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为官之人，不遵循陛下的法令，内心冥顽不化，不服从皇帝的教化，按照先王的法令就该杀头！
第四，苏轼精通史传，应该懂得侍奉皇上要遵守君臣之礼，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他却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私愤，公然诋毁圣上的名誉。苏轼怨恨陛下不重用他，所以对陛下所施行的一切政策都彻底地诋毁，真可谓明知故犯，该杀（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连续四大罪状，连续四个该杀，这个导火索一点着，火苗就'呼呼'地直接烧到皇帝头上，苏轼不死也难啊！现在，神宗手里攥着好几张措辞激烈的起诉书，他必须也可以作出决定了，他下达圣旨，将苏轼的案子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被称为'乌台'，所以苏轼的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等人立即布置派遣太常博士皇甫僎前去缉捕苏轼。皇甫僎带着儿子与两名军士，一行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往湖州。情况万分危急，可苏轼还蒙在鼓里！
最先得知这个坏消息的是驸马王诜，他的夫人是神宗的姐姐。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他火速通知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的苏辙。苏辙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惊呆了，立刻派人飞马奔赴湖州，希望赶在皇甫僎之前通知苏轼，好让兄长有个思想准备。
苏辙派出的飞马哪里赶得上皇甫僎这个官差的骏马？多亏皇甫僎到润州（今江苏镇江）时，儿子忽然生病，结果耽误了半天，苏辙的信差终于抢先一步赶到，给苏轼报告了这个爆炸性消息（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一行抵达湖州。此时苏轼正在休假，由他的副手、湖州通判祖无颇代知州事。皇甫僎身穿官袍官靴，手持笏板，气势汹汹径直闯入州衙。两位御史台军士身著白衣，头扎青巾，怒目圆睁，脸色狰狞，分列在皇甫僎两侧。衙门上下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苏轼哪见过这阵势！他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非常害怕，不敢出去，在衙门后与祖无颇商量对策。祖无颇安慰他说：'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还是要出去应对吧！'苏轼问：'我现在已经是罪人了，恐怕不能再穿朝服了吧？'祖无颇头脑还算冷静，他对苏轼说：'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罪名，还不是罪人，当然应当穿朝服出迎。'
苏轼的情绪这才稍稍稳定，他穿上官服，手持笏板，出去见皇甫僎，祖无颇等官员也都身穿官服排在他身后。但见那两位御史台军士的腰间鼓鼓囊囊，好像藏有匕首。皇甫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气氛更加恐怖。
最终还是苏轼先开口，他说：'我知道自己多次激怒朝廷，今日使者前来，肯定是赐死，死倒不怕，只求能与家人诀别。'皇甫僎这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倒还没有那么严重！'
祖无颇这时上前问：'您一定带来皇上的诏命了吧？'皇甫僎厉声问他：'你是何人？'祖无颇回答：'代理知州。'皇甫僎于是拿出诏命，众人打开一看，不过是将苏轼革职带进京的普通公文，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皇甫僎催促立即上路，两名士兵立刻上前将苏轼五花大绑，片刻之间，苏轼这位湖州知州如鸡犬一般被拉出城外，拖上官船（事载《孔氏谈苑》）。
苏轼的妻儿老小急忙追赶出来，哭天抢地紧随在后。苏轼心里既慌乱又难过，但他依然不失文人本色，在这个当口儿，忽然想起一个故事来：当年宋真宗招揽贤才，有人推荐诗人杨朴。宋真宗立即召见，让杨朴作诗。杨朴说不会，真宗问：'你临走的时候有人作诗送行吗？'杨朴说：'没有，只有我老婆写了一首绝句，说：-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了哈哈大笑，就把杨朴放回家了。
这个故事苏夫人也听说过，这会儿苏轼回头安慰夫人说：'别难过了，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写首诗送我？'苏夫人不禁含泪失笑（事载苏轼《东坡志林》）。
这边儿苏轼刚押走，那边御史台就派人去搜查苏轼的诗文。当时苏轼的全部家人正乘船奔赴南都投奔苏辙，官府连夜在宿州拦截这艘船，翻箱倒柜搜查一通，吓得一家人魂飞魄散。
个性一向温顺的苏夫人不禁怒火中烧，她气愤地说：'都是吟诗作文惹来这场大祸，他究竟得到什么好处，把我们吓个半死！'一怒之下，将手中残存的苏轼手稿烧了个干净（事载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
半个月后，御史台开始正式审理苏轼这起皇帝钦定的大案要案。这个案子怎么审？
起诉书上罗列苏轼的一大堆罪状，几乎都与诗文有关，那就先调查诗文的真实含义再说吧？不行！先定罪再说。审讯一开始，审讯官员就问苏轼五代以下有无誓书铁券。
誓书铁券乃是皇帝特赐给功臣及其子孙的免死诏书，苏轼出身低微，哪有什么誓书铁券？这完全是讯问死囚犯的方式（事载宋·朱彧《萍洲可谈》）。可见李定等人早就将苏轼内定为死罪，只等证据拿到，再屈打成招，便算大功告成。
证据在哪里？唾手可得！
首先，将已经出版的苏轼诗文全部收集起来，选出一百多首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其次，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公文，务必上交个人手中所有苏轼的诗文，不得隐瞒。结果短到一张便条，长到一首完整的诗统统上交御史台，仅杭州一地就上缴了数百首之多。
然后拿出一首，让苏轼自己解释一首。最初，苏轼只承认个别诗作有讥讽朝政乃至新法的意思。御史们立刻暴跳如雷，他们一口咬定苏轼不老实，展开车轮战法，除非苏轼对诗歌的解释符合他们的心愿，否则就没完没了。
实在不想说实话，那就只有辱骂和暴打了（事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面对如此的刑讯逼供，苏轼感到自己前途险恶、生死难料，他的精神多次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押往汴京的途中，他就曾想投江自尽，想到兄弟亲人才作罢；入狱后他又准备了一些丹药，想着一旦被判死罪就先行自杀（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面对苏轼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究竟有没有写'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这些诗果真罪该杀头吗？我们来看一看、评一评：
第一，平心而论，苏轼的确写了不少讥讽、抨击新法的诗歌。这其中，有的是因为新法中确实存在问题，有的则是苏轼对新法的偏见。比如朝廷在全国推行各种新法，苏轼在诗中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
意思是说，农民一趟趟往城里跑，就是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法令条例，好处没得到多少，跟在大人身后的小孩儿反倒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要对付许多的新法条例当然会有些麻烦，但归根结底，这些麻烦的新法还是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好处，总不能因噎废食吧？这就是苏轼的不对了。
第二，只是一般性地讥讽朝政，并不一定针对新法，更不至于讥讽皇帝。比如朝廷实行官盐专卖，增加国库收入，苏轼在诗中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
意思是说老百姓吃春笋没有味道，原因是三个月都没有吃盐了，其实就是埋怨官盐的价格太昂贵。官盐专卖是北宋开国以来就有的法令，并非新法的新规定，但也总算是讥讽朝政。
第三，含义比较模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但也被归入讽刺新法一类。苏轼有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杭州著名的钱塘江潮到来时，常常有人到江潮中浮游冲浪，甚至有人借此下赌获利。
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皇帝曾下令不准百姓冒险弄潮。这两句诗的字面意思是说，龙王如果明白皇上的用意，最好将东海化作桑田，弄潮儿就老老实实去种田了。但是据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记录，苏轼在拷问中自己承认，这两句的意思是：龙王如果知道皇上喜欢大兴水利工程，索性直接将东海改造成万亩桑田算了，而这显然是荒唐不可行的事情。
所以这两句诗有可能在讥讽宋神宗推行农田水利法不可能成功。但这是在拷问之下逼供出来的解释，究竟是不是苏轼的本意就难说了。
第四，就纯粹属于歪曲诬陷了，这一类在证据中占据大多数。
一天，宰相王珪忽然对神宗说：'苏轼对陛下确有不忠之心。'神宗吃惊地说：'苏轼固然有罪，但对我还不至于不忠吧。你为什么这么说？'王珪将苏轼写的一首描写桧树的诗交给皇帝：'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他指着后面两句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求知于地下的蛰龙，这不就是不忠吗？'神宗虽然年轻，被这个案子弄得焦头烂额，但脑子还算清楚，他不以为然地说：'诗人之语怎么能这样理解呢？他不过是描写桧树而已，不关我的事。'翰林学士章惇也觉得王珪说得太离谱了，解释说：'龙并不惟独指国君，作臣子的也可以自称龙。'
神宗点点头说：'自古自称龙的人多了，如诸葛孔明自称卧龙，他并不是国君。'王珪这才不吭声了。但是你看看，他们污蔑陷害的本领有多高！下朝以后，章惇实在忍不住了，问王珪：'你是不是非得让苏轼家破人亡才觉得高兴？'王珪说：'这都是舒亶出的主意。'章惇不客气地说：'舒亶舒亶，他的口水也是可以吃的吗？'章惇后来评论王珪的卑劣行径说：'无所顾忌地诬陷残害他人，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事载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宋·王巩《闻见近录》）
说来说去，究竟有没有一首诗可以导致杀头之罪的？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结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不过是个做过几任地方官的诗人，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看问题虽然比较尖锐，有时候也很片面，再加上免不了有些文人习气，喜欢写诗发牢骚，喜欢在诗里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仗着博学多才，喜欢在诗里用些刁钻古怪的典故发泄怨气，在士大夫圈子里传来传去，造成一些不利于变法的舆论，但仅此而已，跟杀头的罪名八杆子都打不着。
不过，杀头定罪这种事本来就与诗歌的内容没什么直接关系。他们只要想抓你，只要想定你的罪，想杀你的头，还担心找不到理由吗？更何况天下人都知道苏轼是反对新法的。漫长的审讯终于告一段落，苏轼写了两万多字的供状，御史们则准备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的罪名起诉苏轼，只等神宗御笔一挥，即可结案。
而此时此刻的苏轼，神经也是高度紧张、高度敏感，其实即便旷达超迈如苏轼，一旦面对死亡的威胁，又如何能做到心如止水？苏轼在狱中时，曾与儿子苏迈约定，平时苏迈送饭，只送肉与菜，如果被判定死罪，则以送鱼为信。
一天，苏迈出城办事，拜托一位朋友代为送饭，朋友为了给苏轼改善伙食，特地送来一尾鱼。苏轼看后大惊，以为死罪不免，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凉，想到家中的妻儿老小，想到远在南都的兄弟苏辙，他的心情如何能够平静？
绝望之余，他提笔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遗子由二首》其一）看来，明年就是我的周年，子由啊子由，我们只有下辈子再做好兄弟了（事载宋·陈善《扪虱新语》）！
难道，苏轼真的要被李定等人牢牢地钉在断头台上了？朝廷上下就没有一个人肯为这个文学天才说句公道话吗？苏轼的生命真的要终结在四十四岁了吗？
当然不会！当时开口救助苏轼的主要有这样几类人。
一是反对派中的退休大臣。七十多岁的退休宰相张方平是三朝元老，与苏家父子关系密切。老人给神宗皇帝写信呼吁赦免苏轼，但是当地政府官员胆子小，不敢转呈给皇帝。张方平大怒，就叫儿子张恕直接去交给朝廷。张恕生性怯懦，在登闻鼓院（专门受理上诉公私利害、朝政缺失、理雪冤案诉状的机构）门外徘徊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敢交出去。
后来苏轼出狱后，看到张方平给皇上的这封信的副本，不禁大惊失色，连连吐舌头。原来，张方平在信中劈头就说苏轼'实天下之奇才'，劝神宗本着爱惜人才之心赦免苏轼。苏轼深知，当时说他是奇才，反而会激怒神宗，多亏张恕怯懦，没有交出这封信，否则苏轼下场就惨了（事载宋·马永卿《元城先生语录》）。
二是革新派中的退休大臣。当时早已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的王安石给神宗写信说：'哪里有圣明的时代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王安石这句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他是宋神宗器重的人物，虽然已经退居南京，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三是在职的中立派大臣。一天，宰相吴充问神宗：'陛下以为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回答：'不值一提。'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楷模，自然鄙视曹操。但连曹操这种坏人都能容忍当面骂自己的祢衡，您为什么就不能容忍说了几句怪话的苏轼呢？'一番话问得神宗心里发慌，只好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澄清是非，很快就会放了他。'（宋·吕本中《吕氏杂记》）
四是后宫的势力。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病重，神宗去看望她。太后拉住神宗的手问他：'我怎么看你好几天都不高兴？'神宗回答：'变法尚未见出成效，有个叫苏轼的总是借着写诗诋毁诽谤新法。'太后又问：'是不是苏轼、苏辙兄弟？'神宗吃了一惊，忙问：'祖母如何知道他俩的名字？'
太后说：'有一年，仁宗皇帝主持制举后回到宫中，高兴地说：-我今天选拔出两名宰相之才，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我年纪大了，来不及用他们，留给子孙不也很好吗？-'太后随即问这两人现在何处。神宗回答，苏轼现正关押在牢狱之中。
太后说：'因写诗文而系于牢狱，自从开国以来尚无先例。我患病已久，万不可再致冤屈之事，以免损伤天地中和之气。'说着流下泪来。不久，太后病情加重，神宗准备下诏大赦天下，太后说道：不必赦免那些凶顽之徒，只要赦免了苏轼便可（事载宋·方勺《泊宅编》）。
面对来自各方面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那些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新党人物怎么办？难道他们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吗？当然不会。于是他们连续上书，请求宋神宗务必重判苏轼，同时还要求将司马光等几个最顽固的旧党领袖统统杀头。面对这截然对立的两股势力，宋神宗该如何处理呢？
毕竟，神宗是最高统治者，是最后拍板的人，他并没有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打算。
一天晚上，苏轼已经睡着，忽见牢门被打开，一个人径直走进来，将手中包袱往地下一丢，倒头便睡。苏轼心想，或许是新来的犯人吧，便未加理睬，继续睡自己的觉，不一会便鼾声大作。到了四更天，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苏轼被那个新'犯人'摇醒来，那人连声对苏轼说：'贺喜学士，贺喜学士！'
苏轼莫名其妙，问是怎么回事，那人却说：'您只管睡觉便是。'说完拎起包袱走了。天亮之后，那个所谓的新'犯人'去向神宗汇报说，苏轼昨晚举止坦然，一夜熟睡，鼻息如雷。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我早就知道苏轼胸中无事，心里没鬼。'原来，那是神宗派去观察苏轼的小太监（事载宋·何薳《春渚纪闻》）。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系狱五个月后，案件终于做出终审判决。苏轼因为'诽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通风报信的驸马王诜被撤销一切职务。苏辙救兄受到牵累，也被贬官。另有牵扯到本案的两位大臣罚铜三十斤，六位大臣罚铜二十斤，其他涉案人员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处分。
这件案子终于尘埃落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神宗把苏轼放在火上烤了烤，达到了整肃纲纪、压制言论的目的，但也没把苏轼烤糊；李定等人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暂时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而苏轼，虽然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得到了神宗的宽大处理，捡了一条性命，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算起来，苏轼被整整拘押了一百三十天，现在，苏轼从牢房里走出来，觉得空气清新，微风拂面，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自由真是太可贵了！
当天晚上，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轼一口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诗的意思是：面对酒杯，我觉得刚刚过去的事情像一场梦，拿起笔来作诗依然感觉出神入化。大难过后何必再去回想往事呢，劫后余生难道都是有原因的吗？
苏轼写完这两首诗，丢掉毛笔，搓搓手掌，骂了自己一句：'你真是死不改悔！'（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现在，苏轼该打点行装去黄州任职了。大难不死的苏轼该怎样面对黄州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