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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乃是宋朝的“文字狱”，实质是政权之争，保守派和改革派因政见不一，导致对人身攻击，东风、西风互相争夺利益空间而渐行渐远离开了事件本身，走向了一个极端。 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轼，被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任后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叫《湖州谢表》，其中有几句话被“新党”拿过来过分解读，认为苏轼有讥讽的意思。 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因此被捕押往京城，同时还有数十人受到了牵连。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尴尬了！没事你仗着有点文采胡写什么？这不被人抓住把柄了吧！ 其实，乌台诗案是北宋朝廷政权斗争的一个缩影，没有这乌台诗案，也会出现“红台诗案”、“蓝台诗案”一类的东东。 而这种斗争由来已久，许多高官放着民生、民政不去管理，而专门靠整人获取资本，这也是很多封建文人的悲哀吧！  “乌台诗案”前奏在注重以“学”治国，特别是以“儒家”学派为主的封建王朝，“理科”方面显有人去深耕，因此在中国几千年史载中，“科学家”并不多。 北宋的沈括是正史有传的科学家，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 “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要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说不定就不会有后来的居里夫人了。开一个玩笑，文章题目是“乌台诗案”，提沈括干什么呢？ 因为， 沈括就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至和元年（1054年），沈括以父荫入仕 ，不过后来辞去官职，他要参加科举考试，因为那时候科举才是仕途的正途，才能登堂拜相。像是靠“荫德”参加工作，也就是类似我们的“接班”，身份不是“公务员”不能提拔重用。 直到三十一岁时沈括才中进士，黄花菜都凉了，人家苏东坡可是二十岁左右中的进士，还差点成了状元。等沈括踏入“社会圈”，苏东坡已经几起几落了，虽然官职不大，可已经赚足了资历，资历就是资本，只要皇帝一高兴，弄个宰相当当也不在话下。 可眼下苏东坡当不成宰相，因为此时的宰相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改革”呢，而苏东坡又是反对变法的。 刚刚进入部委工作的沈括，审时度势看出了门道，于是紧抱宰相王安石的大腿，竭力拥护新法。嘿嘿！王宰相，我可是拥护你的，你要提拔重用哦！ 开始，王安石还是比较器重他的才能，可出来混怎么着也有点人品才行，又是谄媚、又是诋毁，别人不行就你行！ 小人啊！王安石看出了沈括的丑陋嘴脸，特别提醒神宗：“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 不过，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开始得意起来，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成为巡视两浙的钦差大臣。 辞行时，宋神宗还特别交代：“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神宗还是很稀罕苏东坡才能的，虽然苏东坡不怎么听话，可人家有才吗！估计是神宗的交代，引起了沈括的逆反心理，或者心中起了嫉妒，凭什么你二十岁就能进士，我三十一才考上？我难道不如你！ 这一次去，一定找他点小辫子，关键时刻打压，犯到我手里，别怪我不客气！ 沈括是“小人”，小人是最善于表演的。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一顿神侃，忽悠的苏东坡把他引为知己。 临别时，沈括又造了点“势”，对目下苏东坡的职位发了一番不满和抱怨，这样才能引发苏东坡的共鸣。 发完一通，制造出“负能量”的氛围，要求苏东坡作诗，以示纪念这短暂的相聚。 拿到苏东坡的“证据”，哼哼！别怪我不客气了！皇帝，你不是对苏东坡有意思吗？看看这诗！ 神宗看了不置可否，小苏子年轻吗！发点牢骚是正常的，谁没年轻过啊！ 虽是这样，已经为“乌台诗案”埋下种子了。 以至于后来“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还专门上书提及此事，为哥哥辩护说：“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就是指沈括办的这件事。 王安石二次罢相，推举吴充代替自己。这时候，沈括已经升任掌管全国财政大权的三司使，他见新宰相处处与王安石相悖，就秘密写了变法的种种弊端，献给吴充。 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做派，真令人不耻。 可没想到吴充把他写给自己的条陈，又呈送给了神宗。世风日下，这都是什么人呢！ 闻风奏言的御史蔡确知道了这件事，给皇上上言说：“新法才开始实行的时候，朝廷恐怕政令不通，因此派出臣子四处察访，看看老百姓是否得到了实惠，愿意不愿意实行新法。 当时，沈括可是作为两浙路察访使出访的。回来后，他极力称赞新法可行，百姓喜悦从行，朝廷以为他说的话可信。 如今王安石罢相，吴充为相，沈括根据宰相的好恶，又开始诋毁变法。前后自相矛盾，竟然达到这个地步。” 神宗，看了蔡确的奏疏，也对沈括的反复无常厌恶，于是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贬到宣州任职去了。 言多必失，三缄其口才是保身利己之道啊！ 乌台诗案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知州，根据惯例，进“谢上表”。
就是这样一篇表文，竟然会惹祸，震动朝野，造成千年奇冤，最后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御史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文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渐渐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利益。 朝局不稳，要想自保就要发动一场自我保卫战，把神宗皇帝拉下水，只要坐实了某些保守派对皇帝、朝廷不满、怨恨的实据，就不怕整不倒、整不垮这些政敌。 因此说“乌台诗案”是利益集团的竞争，李定他们也是害怕王安石去职后，另一个反动派司马光再上位，这样就危险了，借乌台诗案把这些人整到底。 这些御史学到了当初沈括嫁祸苏东坡诗句的方法。从直率、善良的苏东坡下手找出破绽，然后，嗯…… 倒霉的苏东坡，祸从天降，做了新旧政斗争中的“代罪羊”。 于是，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二十七日，由监察御史何正臣率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责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这是污蔑朝廷。” 接着，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上札说：“臣伏见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苏东坡这是惹着“窝狗子”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群起而攻之，苏东坡有多受伤啊！ 舒亶是浙江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开始时只是一个县尉，后被张商英推荐，才得提拔。可他又反过来举报张商英的私事，以致张商英由中书检正降职处分。 凡是踩着别人上位的都应该是“小人”。舒亶因此被士大夫所不耻。 紧接着，御史中丞李定对苏东坡又致命一击，打出了御史们针对保守派的“组合拳”。 李定，本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新政派，开始的时候欲让他做个谏官，那时候的王安石可是一手遮天的宰相，安排个人给闹着玩似的。 可后来被人检举，母亲仇氏去世后密不报丧。这在封建王朝可是大不敬之过。 司马光说他“禽兽不如”。也主要是借他之过攻击王安石的新法而已。 本来苏轼与李定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苏轼曾经为祝贺朱寿昌得母，而做诗：“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有含沙射影，暗讽李定之嫌。 又是“诗”惹得祸，苏轼你这烂“笔杆子”咋这么不消停呢！ 李定欲治苏轼死地而后快，他于这年的七月三日上奏，声言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 他诋毁苏轼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贬低苏东坡的学问，这显然是小人行径，这样一来把上至皇帝下至“苏粉”不是都得罪了吗？苏东坡的学问是有目共睹的。 像是苏轼这样一个无能侥进之辈，却动辄毁谤朝政，陛下宽宏大量，不予论罪，他却怙终不悔，此该杀者一；不仅不知悔改，而且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该杀二；蛊惑人心，不循陛下之化，此该杀者三；肆其愤心，公为诋訾，明知故犯，此该杀者四。 首先被李定这套组合拳打晕的竟是皇帝神宗。 于是下旨： 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 苏轼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台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不过两个月零八天。 解救苏轼 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一个独居的囚房里。 御史要坐实其罪就要兴大狱，掌握置于苏轼死地的证据材料。 御史何正臣缴进的是民间出售的版本，舒亶缴进的是“印行四册”，另外还有“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全册”。 为了继续打击保守派，御史们甚至把矛头对准司马光。 他们把享有版权的苏轼作品，一条条进行勘问，这些内容都录在南宋编印的《乌台诗案》一书中。 李定作为奉诏的主审之一，他对苏轼竟也佩服起来，“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能让“敌人”佩服，苏轼的确有聪明才智。 审来审去，苏轼的罪名无非就是“登科后，入馆多年，未能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 而李定等，累列与苏轼相识的张方平、王诜、司马光、范镇等24人，认为“其人等与轼意相同，是与朝廷新法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这些人也应该一并问罪。 李定这是要打击一大片啊！只要给苏轼交往甚密的即是“罪行”。 苏轼入狱后，杭州父老感念这个好官，为他作“解厄道场”，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 事情至此，已经完全变了性质。北宋政事的混乱与腐败至熙丰之时 ，暴露无遗。 苏轼看这群宵小之徒，欲置自己于死地，反而沉下心来，没有了开始的慌乱和对人生的贪恋，这种性格的变化其实反而救了自己。 当时有一个狱卒，叫梁成，极富同情心，对苏轼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苏轼见他诚恳，就托他把自己写的两首诗送给兄弟子由（苏辙）。 苏轼以为自己必死，所以有话要对兄弟说，诗人的境界不同，就用诗来表达，也是服了苏东坡：成也诗、败也诗，就是为诗而生的。诗曰：
苏轼这是临终嘱托，留遗言呢。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总算勘问完毕，御史台把“案卷”，献给皇帝批示。 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乌台诗案，对苏轼的人生来说，反而是好事，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苏轼由天堂到炼狱，他的人生观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人生哲学也有了质的飞跃。 那个曾经玩世不恭的多才浪子，补上“这一课”的学习，才真正变得完美。 所以说我们不要抱怨不如意，不要埋怨挫折，不要怨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这些经历丰富了人生，增长了智慧，圆融了性格。 苏轼被捕后，苏辙即上书皇帝，乞纳以自己的官身以赎兄罪，书曰：
兄弟真情可见一斑。 另外像是已经致仕在家的范镇、张方平，也都上疏皇帝，给苏轼辩护。 而当时的宰相之一吴充，更是劝谏皇帝说：“陛下以为魏武帝（曹操）是怎样的人？” 皇上说：“为什么这么问？” “陛下常常效法尧舜，轻视魏武帝。然而生性多疑的曹操，尚能容得祢衡，陛下效法尧舜，而容不下一个苏轼，这是为什么？” 神宗吃惊地说道：“朕无别的意思，不过是召他对狱 考核他的是非而已，这就将他放出。” 苏东坡的老对头王安石兄弟几个也直率地进谏。 而对苏轼起关键作用的人物还是神宗的奶奶--光献太皇太后曹氏。 在病中的老太太对神宗说：“我曾经记得仁宗皇帝当年策试完毕后，回到宫中，高兴地说道：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我老矣，已来不及用了，朕将留给后人来用。” 接着老太太问起这二人现在何处，皇上说起苏轼因“诗”入狱。 曹太后说：“以作诗入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至于写诗，其过甚微，我现在已经病了，不可再有冤滥，致伤中和。”说着老太太流下了眼泪。 神宗是个孝顺的孩子，对待长辈，恭谨有加，见奶奶哭了，也流着泪答应道：“我听奶奶的话，一定处理好。” 十月十五这天，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药”之名，下诏：“死罪囚流以下，一律开释。” 后来虽然李定、舒亶还不死心，无奈神宗已无杀苏轼之意。 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终于获开释，代表着“乌台诗案”的结束。接着，贬谪黄州，职名黄州团练副使。 其实，乌台诗案苏东坡还是收获满大的，最起码在心智上成熟了，人还是要经过磨砺的，不然人生不会圆满。虎口余生的苏轼，对于官位已经满不在乎，自己暗暗发誓将来如果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 人的本性是很更改的，苏轼后来又陷入“元祐党争”，真是不让人省心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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